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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纪实文学

这时,我已预感到又要把我们这些“专政对象”拿来当“活靶子”当替罪羊了。果然,1968年7月10日,学校造反派“兵团”勒令我和一些人立即去兵团报导,这是“文革”以来,我第三次被揪出来当“草人”使用。
第二天,王怀寿一脸严肃向大家宣布了一椿令所有人振奋的特大好消息:国庆节前由金校长亲自率领的工作组,将来丛林检查一年半以来对右派的思想改造工作。学校将根据在座的人所表现的好坏,考虑给接受改造的人摘掉帽子。
8月1日,天刚亮,突然从河运校方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流弹从空中掠过,我校的造反派立即开枪还击,刹那间枪声大作,战斗打响了!
这的确是一场触动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所有人的灵魂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
所谓“夺权”,十分荒唐。比如:我们的主管局——重庆市劳动局,被一个外号叫“猪八戒”的彭玉元(工人)夺了权——他联络了一些造反派夺了劳动局的权。
这场“文化大革命”在根本原因,是上层的权力斗争,群众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联想到57年上当受骗,被愚弄的教训,因此我决心“绝不乱说乱动”,甘心当个“死老虎”。
随着以后形势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醒悟,我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崇拜由此也就不攻自破了。我看透了这一切,这些都是毛泽东为了打倒他的政敌刘少奇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
血纪(49)
洗练场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我们这支劳动突击队接受了运送铁矿石的任务,转战在通往炼铁厂的马路上。
没有经历过那个“阶级斗争”年代、没有挨过整的人很难体会到当阶级斗争“草人”的滋味:先以阶级斗争为名把人冤枉打入地狱,然后绝不准你喊冤叫屈,叫你永远不得翻案。
有一天,天下着大雨,白果山已无法上去,王怀寿决定扎雨班,同时派了四个人把邮件和报纸从南坪取回来。上午十点钟左右,值班人发现临时保管室的门关着,听见派去南坪的四个人正小声说话,侧耳听到说话的人杨治邦。
花工李见喜同志(所谓有“历史问题”,文革初被揪出当“牛鬼”,后被辞退)是位约50多岁的老头,为人忠厚。我主动帮他担水、挖坑、栽花栽树,有时彼此吹点“龙门阵”,十分相投。
我将要离开时,老汉走出门外,拣了一小指稻草,教我挫草绳,然后把挫好的草绳,套在脚跟上挠结打扣,便牢牢的捆在我的脚板上,护定我的脚跟踝骨,踏下脚觉得挺轻快。他告诉我:“这叫脚码子,山里人是从不穿鞋的,雨天路滑随便在那个草树上,挽上这脚码,爬山利索又不容易滑倒。
我们结婚时,她娘家和亲友无一人上门,不过她老母亲心痛女儿,力排众议,同意我们两个的婚事。我们结婚那天,她老人家独自一人,从她二姐家来,跟着我俩一起去南温泉玩耍了三天,这给了我俩极大的精神安慰。
当时我们实在没有兴趣关注这些“设备”,我们只顾着吃饭和完成交给的劳动,我们只望着尽早回到学校的一天。
因为“灾荒年”已经过去,农场的历史任务也要结束了。1962年9月20日,听说学校要招生了,又听说农场要移交给长寿县,人心浮动不安。
血纪(45)
我们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从界牌农村回到丛林煤矿,第二次回到这里,第一景像是人流如海,热闹非凡。在那狭窄的丛林街旁,布满了临时搭起的蓬帐,里面挤住着从重庆、南桐各地调集来的“炼钢大军”。
1962年6月1日,在农场劳动的两位教师以有“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退职。听说当时他们要求宁愿当工人,也不愿退职,但遭到拒绝。
按中国民俗,三十晚上是要通宵守岁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不准备睡觉。王大爷的精神特别好。也许,今晚上这热闹的气氛打破了他长期独居的沉闷,看得出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老式农民,两杯白干下肚,便打开了话匣
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一个带着小孩的“右派”分子的老婆,如何承受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呢?最后,她的精神彻底被压垮了。
根据高产这个方针,界牌公社选定了一百亩小春高产试验田,按照公社干部计算,只要认真执行“精耕细作,稀秧密植”就可以至少达到亩产五千斤水平,算下来比往年五千亩面积的小春播种总收成还要高。
过年了,大家纷纷下山回家去和亲人团聚了。场里指定几个人留守,等年过了后再回家。我无家可归,留在山上。我无法摆脱内心的孤独悲伤,谢绝了他的好意。
公共食堂成了界牌公社和附近近百户农家生活、聚会、“学习”的中心场所,悬挂在大梁上的两个麦克风,每到吃饭时就会播出南桐矿区的广播。学生时代,我们习惯了新闻传播的“单音调”。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人的思想意识由党的意向支配着,既然党组织承认我“改造好”了,那么他们也就敢和我接近了,但是总是不大自然,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界线似的。
下农村的第一堂课,历时四个月下课了,同赵氏父子相处得不错,远不像我初来所想像得那么可怕,相互之间虽说不上相敬如宾,可还算按“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相处。比起在学校同班上的同学相处,反而觉得融洽多了。
我很感叹,人与人原本应当亲善相处,正如陈鸾鸣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为什么毛泽东偏偏强调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煽起群众斗群众相互残杀?
界牌公社成立那一天,下午我们很早就收工。赵队长集合起参加庆典的代表,天刚黑,就到达了界牌祠堂。入夜,界牌祠堂的宽大院子里灯火通明,靠殿堂那台阶搭起了临时的主席台,正中横幅上写着:“界牌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此时我的内心愤怒、悲痛、羞辱、屈从、无可奈何的交织在一起,痛苦极了。但是,为了生存,我在他面前不敢流露丝毫的冤屈和愤怒的表情,相反还要装出一付“改造好了”的样子。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是毛泽东的爱好,他要成为中国百姓的太阳,岂能不时时发光?赵凡把界牌联社下发给他的所有文件都抱出来了,他说他因为只有初小文化水平,所以虽然联社要求他向社员们全文宣读,但他从来没有读过。
这些病号都是在前段时期大批饿死、累死中的幸存者。好在这时劳动强度减轻了,不再像1958、1959、1960年“大跃进”放“卫星”那样不管人的死活,连牛马都不如地糟蹋了。
水肿病终于开始蔓延起来。赵家的自留地已经跟不上三个人的需要,最高产的牛皮菜已经砍得差不多了,新种上的白菜还只有健子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