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赠寄《艺魂》——汪正章学术论文选。虽然身患重症，但我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把这部六十万字的巨著拜读完了，有的文章我读了两遍甚至三遍。我不懂古文，有些地方看不懂，但你是用现代汉语写的，大部分我还是看懂了的。我在和你的几次电话交谈中坦率地畅述了自己的意见。
2007年10月23日 3:53 PM 1984年夏天我去过天津，见到了徐明。他那时已经离休两年多了，但仍然工作着。他现在还在工作，不计报酬，天天去上班，风雨无阻。他对我说：“在家里闲不住，还不如干点好。”——没有夸张的革命辞藻，但像老黄牛一样实实在在地干着，这正是徐明的特点。
在文革中关押的“牛鬼蛇神”，和监狱里的犯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虽然当过“牛鬼蛇神”的组长，但前面已经提到过，我这个组长不同于监狱里的“监盖子”。因为有过生物站“乌龟房”那段缘分，1986年我在校园里邂逅L先生时，他心里不但没有任何芥蒂，反而非常高兴，彼此说话都是敞开心扉毫无顾忌。
在中国大陆，城市的区级人民代表是按差额选举、由选民直接无记名投票产生的。我被同事们推选为候选人，在本选区以压倒多数的选票一举当选为阜新市太平区第十届人民代表，而其他两位当选代表却要艰难地经过第二轮投票才获得足够的票数。我心里很清楚，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了不起。
姚文元得意之余，对胡风的理论著作更入迷了，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不少章节，倒背如流。他满腹胡风理论，遇到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青年团员，他也要背诵胡风著作里的原文原句对他做政治思想工作：“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也就应该能够有诗。”
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同时（我在“辞”上打了一个引号，因为我太不了解他辞职的原因了），在全国上下兴起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三位知名学者、作家首当其冲，成为这次批判运动的重点对象，据说他们三个人都是57年的右派。也有人说，方励之受过批判，但没有戴上右派帽子。
当我开始时断时续地写作本文时，正是1987年的深秋，胡耀邦离开总书记的岗位已经整整十个月有余了。据说，胡耀邦是在党内的一次生活会上主动提出辞职的。胡耀邦精力充沛，他辞职显然不是因为健康上的原因。胡耀邦的突然辞职，在我心里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李访梅女士，或者按照退休证上的称呼，李蕴同志，在弥留之际没有亲眼见到她朝思慕想了将近十五年之久的唯一的儿子，当时是如何的心情？董元良那时已入美国籍。他的英文名字叫RobertTung，也就是首先保留了他的中国姓“董”（Tung），再加上一个“Robert”的名，所以即使在美国，人们仍然称呼他董先生或董医生。
李定鑫是独生子女，父亲又是高级知识份子，母亲还是开过刀的病人，而且爱人又在上海工作，“四人帮”倒台以后，根据有关政策，他提出申请，经多方努力，他于1980年调回上海，现在上海市城建学校担任教师。李定鑫告诉我，他在《解放日报》读到了一篇针对我的报导，知道已对我落实政策，并知道我已在阜新结了婚。
大约是86年新年期间，我回家探望父母，又在上海见到了高中时代的老同学李定鑫。李是复旦大学高才生，据另一位既是我中学同学、又是他大学同窗告诉我，李定鑫深受老教授老学究们赏识，除了政治和体育，他功课几乎门门得5分，在全班找不出第二个。5分就是满分，这个打分标准是从苏联照搬来的。
在“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天天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互相提防，互相猜疑，你揪我，我斗你。在那个发疯的岁月里，天幕下伸出一只无形的巨掌在悄悄地、不断地拨弄着人们，友谊失去了光泽，爱情之河干涸了，斗争和仇恨代替了人类一切美好善良的感情。
今天回想起来，当年被阜新市各个法院判过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何其多也！但因为写小说而判刑，我是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在当时的国家形势下，判我七年徒刑应该说是很轻的，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例如，曾和我在同一个入监队的陈俊，因“现行反革命犯罪”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判决书上列出的罪名是分裂党中央。
我在上海家里收到了法院的通知，要我速回阜新：“本院对你宣判。”落款的日期是1979年3月15日。但法院的判决书事实上早已制作好，下面的落款日期是1979年2月21日。判决书上说，我因被定为右派分子不满，“而用写‘小说’发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虽属于思想反动，但尚构不成现行反革命犯罪。”
在母亲的大力接济下，我的健康渐渐地恢复了，一年多以后，不但小便能够自我控制，而且还能挑动一百多斤的担子。我是全中队一百多人中收到邮包最多的一个，不但犯人们羡慕不已，连管教人员也对我另眼相看了。
犯人判刑以后，待凑满一个数，便被押送监狱或劳改队服刑。但我却例外地继续留在看守所，什么原因我不知道。直到1976年8月上旬，我这才离开阜新市看守所来到了锦州南山监狱入监队，在那里关押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期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监狱当局似乎有些紧张，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万一发生地震犯人趁机逃跑。
天意助人。我有一个表哥，叫姚牟海，又叫牟心海，是石家庄某中学语文教师，这时正在我家长期养病。他的中文字写得很好。我请他帮我誊清手稿。我一边写，他一边誊清，等我写好了，他誊清稿也出来了。
1960年秋天，我正在南开大学农场“劳动察看”。当时集中在这个小小农场“劳动察看”的右派有几十名，分成若干个小组。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则是开小组会，不是“政治学习”，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右派劳改经”，天天如此。有一天晚上“政治学习”，“右派”们正在争先恐后地发言，我却在小组会上冷场，在一边偷偷地流览杂志。
以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彦为首的四人专案小组，在阜新又对我的小说重新进行审讯，方式和在天津大同小异，常常对小说中的一句话，甚至一个用词进行审讯，要我交待其中的“反动思想”。如果我的回答不符合他们的意图，除了打骂，还常常拿出绳子来捆我，或用手铐勒我。
我1969年冬天离开南开以后，和陈的交往并没有中断，每次来天津，不管时间多么紧迫，我都要去他那里吃顿便饭，有时就干脆在他的宿舍里挤一挤住下来。他也总要到我下榻处看望我。我除了向他请教学问上的事，还利用他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常常开列书名托他代为借阅，其中有些书在当时是只限于“内部”的，如赫鲁雪夫的两部《回忆录》。
我在上海被提审过两三次。担任主审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胖子，穿着漂亮的警服。在他左右两侧，各坐着一名穿便服的人。一个是瓜子脸，细高个子，后来我知道他是阜新市公安局的一名科长，叫丁志良。另一个显然是上海本地公安局的人，他沉默寡言，说的是带着浓重上海腔的普通话。
我直到1969年冬天才离开南开大学，在该校度过了十三年多的时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如拔草，扫马路，打扫厕所，掏大粪，等等。当然，我是没有工资的，每月领取十多元的生活费。我“见缝插针”，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一位“历史反革命分子”学习过英语。
我在高中三年的历史课，其实并没有学到多少真正的历史。三年的历史课，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一年级学的是世界近代革命史，好像是从巴黎公社开始的，老师姓张，络腮胡子。二年级是苏联历史，老师叫金岂凡。三位历史老师都显得很“左”，工作都很积极，但最后都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惩处。
和黄任轲争论过以后大约半个月，有一天我下晚自习回到宿舍（上海中学地处郊区，学生都是住宿），发现枕头明显被人挪动过的迹像，枕头底下那本书不翼而飞。这本书叫《蚁垤集》，是许杰写的一部文学评论集，出版于抗日战争期间，纸张品质很差。
半个世纪以前，我出生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据说上海曾经被称作是冒险家和投机家的乐园，可我对投机却是一窍不通，因为我生性愚钝。我的脑袋为什么像一块顽石不开窍？为什么我不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适应周围的环境和形势因而常常撞得头破血流呢？
他穿过了一条条马路，走过了一家家商店。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或者正在干什么。他像是一个梦游病者在毫无目的地漫步。他在想些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已经丧失了运用语言进行思维和综合的能力，眼前只有感觉和形像在反复交替。但意识却流动得更快了。
说巧也真巧。就在这场大雪刚刚融化，雪水还没有干，正在滴滴嗒嗒地从屋檐往下滴的时候，大学统战部来了一个干部，通知他们每人写一份思想总结，说是要给他们做鉴定。“这回总该给我们摘帽了吧？”王博生一面扑在通铺上写总结，一面兴高采烈地欢呼道。
他的心沉甸甸的。风透进了苫子。母猪醒了，站起来，走到外圈石槽那里去吃食。它吃了一会儿，又站到石槽前面拉屎。仍然是消化不好的稀溜便。小猪也都半醒半睡的，正在瑟瑟发抖。他感到脚冻得发疼，便站起来原地踏步，想暖和暖和脚。母猪进来了，笨重地站着，抬起头怀疑地望望他。
他感到脸上微微发痒。伸手一摸，原来是一线蛛丝。有一个蜘蛛从天花板上降下来，正好落在他的左肩上。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捉住了蜘蛛，拿到面前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在地上，提起右脚准备往上踩。可是刚伸下去的右脚又犹豫地缩了回来：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把它踩死呢？虽然小得微不足道，但它也是一条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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