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舆论指出，中国人需要忏悔，中华民族需要忏悔，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忏悔！但真正勇敢地站出来诚心忏悔的人，少之又少。难道说，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极权统治，人人手上、身上、脑子里都干干净净？
2006年8月1日 1:03 PM 1950年“土改”时，父亲教导我“要远离政治，永远不要摸枪”，我只做到了一半，一辈子没有“摸枪”，却未能做到“远离政治”。
2002年6月1日，我飞抵加拿大之后，写了一部22字的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揭露了中共1950年“土改”运动杀戮200多万地主的罪恶，突破了半个多世纪中共严厉的文艺禁区，戳破了中共“工农联盟”的谎言。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便穷凶极恶地大规模地持续屠杀，以保住他们的政权。
通过以上亲历、亲见、亲闻和血泪的忏悔，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中共对大陆人民长达数十年之久、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前面17个章节展开的场景和叙述中，今人可以看到在中共残酷无情的统治下，丧失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人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牺牲了多少人的幸福。
“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岳麓印刷厂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垄一带，除认识陈亚陆之外，我没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刘妈妈的确是一位传统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担任居委会主任，对“阶级敌人”却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类分子”来她家请示某事，刘妈妈训斥时脸上肌肉绷紧，眼露凶光。唯唯诺诺的“四类分子”走后，刘妈妈又恢复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陈，党教导我们，对阶级敌人就要这样。”——党性对人性的扭曲，可见一斑。
1954年中共颁布第一部《宪法》以及后来多次修改，白纸黑字都印着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宪法”是为共产党、毛泽东装点门面、蒙哄国际舆论而制订的，不是用于治国的。因此，它的许多条款只是从西方宪法中抄袭过来，根本没有打算兑现，直至目前，仍不肯兑现。
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泽的同班同学曹辛星，读高中时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两首小诗。他进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后，很快世俗化，不谈学习，只谈女人。与岳印的一位姑娘谈恋爱闹僵分手后，告诉我“她屁股上某个部位有一块什么样的疤”，说的活灵活现。按说此君应该平平安安，没什么问题，但他命不长。
快过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区政府办事，遇到工业书记，区长正叫他打电话调岳印厂会写毛笔字的人来写横幅、标语。工业书记见到我说：“小陈，你来得正好，赶快把标语写了吧。”顶头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从的，况且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轻车熟路，立马动手。
陈亚陆这人是个“口头革命派”，每次见面，总是空谈他前一夜的种种想法，虽然时不时冒出一、两句豪言壮语，但骨子里还是胆小怕事的，瞻前顾后，畏畏缩缩，根本没有W君那种“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一方面，显示了他体质羸弱，性格优柔寡断；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谁敢不掂量掂量共产党的份量！
N越来越放肆，一天晚上坐在我的床沿谈话，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她突然往后一倒，仰天摊在被子上，投来一个媚笑，我赶紧把头扭到另一边。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往我身上靠，我一让再让。
破案后，我心情复杂，愁眉不展，常常半夜三更被噩梦惊醒，心惊肉跳，不得安宁！脑子里像打仗一样翻滚，矛盾重重，左冲右突，总是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提示：
原来，W姑娘把Z君和我，定为这个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号一栋老式木结构两层楼房的楼上，距离Ｚ君工作的印刷厂很近。某天在她家聚会，便特地邀请Z君参加，介绍与那几位青年认识。几个幼稚、莽撞、对“群众专政”天罗地网毫不知情的年轻人，全然不顾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否在偷听，便大发议论，大放厥词，抨击时政。
1963年，我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六年级语文。6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正在整理学生的作业本，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走到教室门口说：“小陈老师，有位同志找，你到小办公室去。”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革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辞汇，自清末以来，在长期稀里糊涂的流传下，变成了一个“笼罩着五彩光环的褒义词”，人们从不考究它的原始意义，只知道“革命”光荣，“不革命”可耻，“反革命”有罪。于是，人们纷纷参加以“革命”为名义的队伍；于是，“革命队伍”壮大起来。
这里叙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无须隐讳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实姓；须隐讳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