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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纪实文学

翌日晨,出工之前,张棒棒将我单独地留在工棚里,等到大家出工以后,院中已空无一人,两名士兵便将我叫到黄桷树下,将我的双手反背着树身捆在那里。那姿势很像一个负着巨大十字架向地狱走去的人。
像我今天下午的表演,任打任骂就是不动,也是抗拒劳役的作法,名曰:“耍死狗”。这生平第一次的“耍死狗”,虽然背上挨棒,挨踢的地方痛了两天,但并无巨大伤害。
不知道是因为恶梦还是太饿,开荒以来抡起的锄头,扎进那芦根盘错的土里以后,就像被那根咬住,既挖不翻转,又拔不出来。锄头前的那一坯土,欺我力量不够,戏谑般的直盯着我。
张丑德变得越来越暴燥,用自己手中的青杠棒,抽打那些倒在地上满身浮肿的人已成为家常便饭。工地上一时成了虐打流放者的场所。那儿经常可以听到刺人心弦的呼救声。
我放下背兜,一边喊那代昌达为我“过秤”,一边取过中午的饭菜,准备先上一个厕所后再吃,我把饭钵放在三合土墩子上,便朝那刚围好的厕所走去,听见里面传来轻声的说话声,听那声音极像胡俚。
我啃了一口手中的荞粑,证明这确实是荞子做的,便开始大嚼起来,吃着那粑并不觉得有苦味,也不想在他们面前掩饰自己的饥饿。那两个年青人看见我那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睛透出了怜悯和同情。
凡出外找到彝胞的人往往“满载而归”,带回了黑糊糊的荞饼和包谷粑!不过他们散居在西西卡附近的村庄,最近的也有五里之遥,这么远的距离以及路途上遇到狗或野兽,及其它种种危险,给这些求食的流放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当我接过那一团饭和那一瓢菜,定睛看时,那“菜”竟是平常人根本无法下咽的干萝卜茵,不但色黑味苦,而且只有一小撮,那饭不但比在孙家花园还少,而且几乎像干稀饭一样。
一个编制150人,临时分成六个组的呷咯农场西西卡中队,便在那提棒汉子口中宣布成立。那人作了开场白,自我介绍说:“我姓张,是本中队的队长。”他吼道,横肉在他的脸上抽动。
从八点钟开始,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就不停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初上唱片时就是反右派运动。
行不到一里地,队列中一名大约三十多岁,满脸胡须的人就倒在地上呻吟不止。他的破行李撂在一旁,坐在地上喃喃的说着胡话,听那口音分明是福建人,看样子是病得不轻了。
血纪(89)
被长途跋涉拖得虚弱不堪的队伍,已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大家原本水肿,加上连日路途风寒,五百多人仅靠两个随身携带的红十字医药箱来应付各种疾病。能撑到这里暂时还没有人死亡,已属于苍天怜悯。
人们扭成一团,隔箩筐远的拚命向里挤,里层的人被压倒,有的整个身子压在箩筐上,盛馒头的箩筐也被踩扁。抢到馒头的拚命向嘴里送,向衣兜里塞,馒头在人群脚下踩成碎块
天色已晚,车队才开进了雅安城,按当局安排,半小时后,车队开进了雅安监狱,我们从漆黑的车箱里爬出来。三元宫,本是道家修行的场所,如今改成充满血醒味的监狱,已是对先圣的大耻大辱了。
3月16日清晨五点,大家被尖锐的哨声吹醒。我们立即从地上跳起来,收拾好各自的破烂,开过早饭,挨着监舍,便在一连串的吆喝声中,五百号人依次被押上停在监狱大操场中的二十多辆绿色军用卡车。
血纪(85)
两天以后,各路集结的人员到齐,总数五百人。这么多人的集结,调往何处?去干什么?这些事关每个集结者切身的问题,一直还是一个“谜”。
我回到病房坐在床边发呆,一点没注意周围人怎么看我。我知道我的病根本还没有痊愈,看看面前的五个垂危病人,会将我随口说出的伤心话,当作“反革命言论”写进了我的档案里,就觉得这病房太闷,也不值得任何留念。
第一次的上诉告到了重庆法院,就投在那医院大门外的邮筒之中。还没有过一个星期,医院的管教把我叫到院办公室去,我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氛。
不管这个人真是“当官”的也好,或像我的父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也罢,这种临终的不幸,未免要勾起面对他的活人们的同情。
1962年5月的一个早上,我醒来就感到发烧,咳嗽不止,胸部气闷而疼痛。后来疼痛加剧,晚上一睡下便感到胸部受到尖锐的刺痛,三天三夜不能入眠,且发烧到39℃,医生判定为外感引发胸腔积水,窜入胸腔所致。
初二这天,大坝子里果然热闹非凡,当我们按照划定的位置坐好以后,四中队的女犯和二中队的老犯,相继从大门进入坝子。这对于一中队四百多号几乎与世长期隔离的关押者来说,两个队的来到无疑增添了节日的热烈气氛。
川剧学校的学生要来我们这里进行演出,演出四郎探母,百宝箱、等等传统川戏,并且宣布新年期间一直要放假到初五。在此期间家属来探监的时间和范围都放宽了。政府如此的“转变”,颇令我们吃惊。
斗争会是避免不了的,整个的铣刨组全是陈旧不堪的设备,就这么一台新的立铣,而且是唯一的一台用钱买的设备,这一台当家铣床一停,由印刷机改制的铣床和另一台立铣床是无法承担某些加工的,由此而造成大量的配件被堵在铣床工位,其后果可想而知。
这牢头那里能体谅到在如此恶劣条件下,仅靠用手工操作的个人技能,是无法保证毛胚不会发生废品的。其实疲劳至极的人内心虽然有一种本能的反抗,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并没有用废品来发泄不满的想法。
“蒲世光”,我几乎惊叫了起来,这位当年青年团治金系团委书记,曾以人很难理解的心情,刷出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的大字报,并因此而定罪为组织反革命集团。
我在新犯组只待了三个月,便被分配到金工车间钳工组,正式成为这支监狱创造财富的无偿劳动力,并在大跃进的尾声中度过了最后两个月的通宵夜战。
我宁可同不善言谈、口钝舌讷的张腊元、王大炳交朋友,他俩都是长寿地区的农民,凭我的直觉,感到他们质地纯朴,虽文化层次极底,但与他们相交起码少了提防之苦。
清晨五点钟,东方还没有显出鱼肚的白光,监舍外花圃里欢叫的蟋蟀还没有停息它们的鸣叫,整个监狱还浸沉在黑夜的迷濛中,那令人心惊的高音喇叭,便用它的尖叫声刺破了监狱上空的宁静。
我跟着白汗衫走过了那足有百米长的水泥过道,再缓缓的顺着石阶梯,一步一步登上那中心地带上的小山头。这儿是一幢很宽的两层楼房,四周围着整齐的花圃,花圃与楼房之间环绕着一条一米多宽的三合土通道,周围打扫得倒也干净。
这孙家花园原是一个从毛铁到零件,全都自行加工的小而齐的机械加工工厂。许多穿着蓝色背心、背上隐约有劳字标记的犯人,就是这儿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