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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纪实文学

真想不到“劳改”连自己照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更想不到这么一件“铠甲”,竟被当成了劳改标致惹出麻烦来,也罢,比起‘破帽遮颜过闹市’来,我虽不如故人,我就偏偏要穿着这“万巴衣”游一下盐源街头!
这闭门羹,使大炳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向门内窥望,那不就是一所普通的乡村医院么?里面的过道上穿梭着赤脚的普通农民病员。
他们为此专门找来新华词典,按照那些词的字面解释,一面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论点逐一分析,把亡羊补牢说成是我想待机逃出牢房,把“负荆请罪”说成拿起杖棍毁灭罪证,牛头不对马嘴的解释以后,还要责令母亲作出解释。
这便是一个在遭到家破人亡后的母亲,同阔别十五年沉沦监狱的唯一儿子写的第一封信,那中间被压仰得喘不过气来的辛酸,只能‘领会’。
从1966年文革以来,至今整七年,北京,上海,那些她曾寄托过希望的,她年青时代的老师和同学们,突然好像从大陆这片海裳叶上消失了,从此再没人给她写信,使她隐约感到,当年学生时代的好友,也在文革中自身难保。
对亲人长年的眷念,像一杯永远无法喝尽的苦水。屈指算来,我已“三十五岁”了。先前还是一个稚气的孩子,十五年已变成了未老先衰的小老头。
后来,又把张剑波划在隐藏在共产党内的蜕化变质份子,悄悄把这个“模范”党员办公室里悬挂的“无产阶级忠忱卫士”锦旗摘了下来。拒不介绍这个凶恶的杀人犯的犯罪事实。但内江他的老家,老百姓早已将这起凶杀案沸沸扬扬的“传开了”。
林彪事件以后,“杀一小批”的严打运动暂时停了下来,以此为专职的张剑波也开始闲起来了,他便借这个机会向盐源农场的管教科请了两个月“探亲假”,心里盘算着怎么来解决他的婚姻烦恼
这种“小秋收” 也给长期关押狱中的男奴隶,一次接触异性的机会,跟在奴隶们身后的干部家属,本来就是一群从农村里来的女人,平时他们被监狱的隔墙所阻,在严密监视下没有和囚奴接触的机会。
徐老大没有料到,这些被搜去背兜的女人并没离开,而是守在徐老大的归途必经的过道口,等收工后,趁他只有一个人回队时,十几名妇女便拦住了他的归路,向他索要被“没收”的背兜,他们拿着棍棒,捏着石头块,如果不是看山人及时赶到,徐老大定会遭到她们一顿暴打。
这夏守愚,之所以一直处在比六队任何囚奴特殊的环境里,就因为他像一条狗一样监视着蔬菜组的犯人,同时他能准确地领会队长交给他的特殊差事。
六队的最高行政长官徐世奎,最懂得他的身份和如何扮演在这种特权群体中的角色。他非常明白,他只能在中国专制下所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才能取得归于自己的那份待遇。
林彪公开叛逃这件事,给这里平时张牙舞抓的老管们,似乎下了一剂猛烈的退火剂,猖厥一时的打人风收敛了,那套随时可尝老管饱拳的繁锁报告制度,也无声无息的取消了。
我很困惑,云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她的信仰到底是怎样的?什么都为人着想,而且还一直都那么快乐,那个“真善忍”到底具有什么力量,把云变得如此纯真完美?
这种装糊涂,恐怕是狱吏的普遍态度。像林彪事件这样的大事连一般的中国人都看得出来,这位下层“狱吏”岂有不懂的?既然懂了而故意装糊涂,是因为怕惹祸上身?
云说:“但是那都过去了,这是现实,人不能不对现实负责而为所欲为,你的初恋女友如果对你有什么要求,或者你对她有什么过分举动,会伤害你的妻子。”
何庆云在组织农六队的政治学习时,面对刘顺森等人提出的问题,掩饰不了他的迷惘和无知,好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给他空虚的脑瓜里垫了底。
这是个冷漠的时代,只要自己的行李摆放好了,安全了,谁会去管别人怎样。我冷眼看着云气喘吁吁的擦着汗,微笑着请大家帮忙给她行李腾个位置,谁也没有反应,最后,她的行李被塞到了卧铺的床下——一个最不安全的地方。她笑了笑,跟大家说了声“谢谢”…
另一个被杀的人刘志和,更令人惊叹,当局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也推上了断头台。刘志和捕前原系重庆的一个街道派出所所长。
同全国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一样,盐源农牧场接连召开了好几次“杀一小批”的宣判大会。就刑的人有越狱者,有外逃的拒捕者,有企图越出国境线的人,有斥骂专制魔头的政治犯,也有纯属为了凑数的莫名其妙受害者。
面对着这个胆怯的“法官”,陈力从容地回答道:“我感到遗憾的是,当年美国人的大炮没有置于我死地,而今我却死在我曾誓死保卫的共产党人手里。”
陈力的文章没有任何的温情和幻想,而是直抒胸怀,痛斥毛泽东,斥其祸国殃民,痛快淋漓。他在狱中写下的五十万字,每一个字都是射向独裁统治的一颗子弹,每篇文章都是一柄直刺独夫民贼的利剑。
陈力在1957年的在大呜大放中,发表他对工厂管理的见解,在鸣放会上斥责他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一个饱食终日无事生非的政客,根本就不懂得工厂管理。
1969年的“严打斗争”,是疯狂的文革屠杀达到高潮。盐源农牧场的许多政治犯,在这场残酷的杀人运动中先后被杀。
我在狱中看到老管们的私刑殴打、捆绑、罚站是经常的,但第一次见到连泥带萝卜荫罚吃的惩罚。张华富迟疑了起来,那士兵便吼起来:“你不是要吃萝卜吗?现在我就看你把它吃下去!”他狞笑着。
七十年代后期,沾着收获的季节,当局一方面为了维持高强度劳动定额的顺利贯彻,一方面处理那些无法进仓的嫩包谷,同甘洛当年情况一样,按三斤折算一斤大米办法,利用晚间大家收割完毕,围在坝子里把这些嫩包谷子从它的胡上抹下来,连夜的在厨房里磨成桨。
监舍尽头的厕所角落,是选定的最佳地点,这里虽然臭气逼人,但一来这可以遮风避雨,且这个地方距离岗楼最远,被长长的监房挡住了老管的视线,不容易为士兵所发觉。
但他真像一个不怕开水烫的死猪,随你怎么整他,他都会用同样一句话来回答整他的人:“放我回家!”。
曹季贤本人既没有想去看病,也不知道在这样险恶环境下如何保护自己,他那失常的大脑里只有一个单纯而简单的想法:“放我回家。”
那些枯干稿杆燃起的大火,最多持续不过十分钟,就像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点燃一匣火柴一样,眼前并没有出现圣诞节的肥鹅和衣帽就熄灭了,十来分钟留下了一堆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