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的威尼斯之旅對文藝復興藝術的影響
1506年2月7日，德國中世紀畫家阿爾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1471年─1528年）在給友人威利巴爾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的信中寫道，威尼斯著名的藝術家喬瓦尼‧貝利尼（Giovanni Bellini，1430年─1516年）不僅讚賞了自己的畫，甚至還表示想購買他的作品。
杜勒曾兩次前往威尼斯。在第二次造訪期間，他決定向威尼斯人展示他與其他北方文藝復興藝術家的能力。貝利尼的支持足以說服所有對他有偏見的人。
這些偏見困擾了杜勒許多年，使得他在威尼斯藝術圈裡被視作像是一個學生面對著老師的關係。確實，在他於1494至1495年第一次造訪威尼斯時，他才剛在紐倫堡完成了學徒生涯，僅在法國東北部和荷蘭接受了一些進階訓練。
但當杜勒十年後再次回來時，他和威尼斯的藝術家們便能更為平等地相互學習、指教，也使得杜勒與他所代表的歐洲北方文藝復興學派對威尼斯文藝復興全盛期的風格帶來了關鍵性的影響。
杜勒和貝利尼的友誼是這一切的重要基礎。貝利尼繼承了早期威尼斯文藝復興藝術的創新技巧，並將其推到更高的高度。他的創新直接影響了兩位威尼斯重量級藝術家的誕生：喬久內（Giorgione）和提香（Titian）。
威尼斯的藝術先驅
貝利尼尊重威尼斯的藝術傳統，同時也鼓勵學生創新。在他的學生中，喬久內更加完善了他的自然主義風格人物技法，而提香則在喬久內原先發展出的風格中加入了戲劇效果。
向杜勒等人學習，在一個適度創新開放的藝術市場中，對於貝利尼的職業生涯而言其實並沒有額外的好處；隨著時間推進，他的許多優秀學生都能夠超越他們的老師。
貝利尼對威尼斯早期藝術的影響時常被誇大，原因是他教出的學生有著許多偉大的創新。事實上，貝利尼在自己的作品風格上的創新相當有限，不過他對於能夠創作出高度創新、獨特又美麗作品的藝術家，像是喬久內和提香則是高度嘉許。
他對創新的態度也包含了對杜勒藝術成就的肯定，使得杜勒的作品得以影響到年輕一代的藝術家。
杜勒在1505年至1507年第二次造訪威尼斯時，無疑地也會見了喬久內和提香。杜勒造訪威尼斯並和貝利尼建立起友誼的時間點，正好與喬久內和提香蛻變為獨立創作大師的期間重疊。
像杜勒這樣著名藝術家的來訪，在提香、喬久內以及他們的老師之間肯定是一個重要的話題。不幸的是，杜勒留下的大量非正式書信中卻沒有提及他對這些新世代獨立畫家的影響，他的目光停留在像貝利尼一樣名聲響亮的藝術家身上。
杜勒的影響
儘管如此，拿他們的作品相互比較，便會發現杜勒對威尼斯年輕藝術家的影響確實不容小覷。舉例來說，杜勒的《馬西米蘭一世肖像》（Portrait of Maximilian I）和提香的《戴紅帽的人》（Portrait of a Man in a Red Cap），儘管畫風明顯出自不同人之手，兩幅畫之間的相似性卻也暗示了作者互相熟悉彼此的創作風格。兩幅畫都使用了相似的色調，相當深沉又真實。他們也都以人物肖像為主要題材，有著照片般的逼真效果。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背景下，這些相似性顯得更為重要。在那之前，深沉、逼真的色調一直是歐洲北方的特色，而意大利藝術家，尤其在文藝復興發源地之一的佛羅倫薩，一直專注於完美地描繪出人物體態。
例如，15世紀法蘭德斯藝術家揚‧凡‧艾克（Jan van Eyck）著名的作品《阿諾菲尼的婚禮》（Arnolfini Portrait），就結合了深色調和真實的顏色，以及較為抑制的臉部表情。而15世紀中末的佛羅倫薩藝術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畫作《持著老柯西莫勳章的男人》（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Medal of Cosimo the Elder），有著照相般真實的臉部細節，但是從色調上卻是繪畫的質感。
杜勒的作品超越了這兩位前輩，他在色彩的運用上比凡‧艾克更加純熟，在描繪自然體態上又比波提切利還更加真實。不過，他的藝術成就不僅於此，文藝復興三傑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和達芬奇也對他評價極高。杜勒的作品也後續影響了巴洛克風格，他的透視（在繪畫中創造出立體空間感）技法也是那時候最傑出的。
如此高的成就也使得杜勒躋身文藝復興大師之列，並在他第二次造訪威尼斯時對16世紀威尼斯最偉大的天才藝術家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影響。
原文Albrecht Dürer Impresses Venetian Artists of the Renaissanc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
責任編輯：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