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1月10日讯】“M型社会”早已响彻云霄，它不只表示贫富悬殊、所得分配不均化愈见明显，还包括中产阶级快速流向下层阶级，而“新贫阶级”也在社会上逐渐成形。对于这种现象，不只引起各国政府的关切，学者们也都苦心积虑将之作为研究课题。不过，要问的是，这种现象是新生的，还是古早以前就存在的？当今是减轻或更严重了呢？有没有化解的灵丹妙方呢？还有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最重要课题：人在追求什么呢？财富吗？快乐、幸福吗？财富或所得能促进快乐幸福吗？
探索财富所得的增进
经济学的出现，最被公认的是1776年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那本《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 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国富论》，但这个译名被有识者认为是不好的，甚至是有误导性的。）面世之后才有的，而该书讲的是“财富（wealth）的成因”，透过“分工”合作最能达成目标。言下之意认为财富的增加得以造福人群。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理念不但没消减，反而成为各国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而“经济成长率”的追求最能凸显此情境。不过，在漫长的200多年发展中，却碰到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马尔萨斯陷阱”，或者是“人类陷于生存线挣扎”；另一个则是“所得分配”和“贫国如何赶上富国或国际间财富均等”的课题。到了晚近，当环境污染、资源稀缺、气候暖化等等浮现时，财富买不到快乐或对经济成长追求的修正，成为新课题。
由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存在，经济学曾被称为“忧郁科学”（dismal science），那是因为马尔萨斯（T. Malthus, 1776~1834）在《人口论》中提出“粮食以等差级数增加，但人口却以等比级数成长”，于是人类难免长期陷于“生存线上挣扎”，当所得增加时出生率升高，人口急速增加，而粮食赶不上，因而每人所得下降又回到悲惨生活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不约而同的追求“经济成长”，于是“成长理论”和“经济发展”成为显学。而跳脱马尔萨斯陷阱的成长模型也出现了，于是“经济起飞”之后“自力成长”成为可能，在“技术进步”这项因素引进之后，所得不断成长可以合理解释。不过，“技术从何而来”和“贫富国家之间成长差距是拉大而非接近”两大课题却应运而生。
第一个课题迄今“知识经济”时代还一直方兴未艾，其难免让人想到“工业革命”时科技的滥觞，而工业革命为何在英国发生、为何会发生又是有趣的谜团。第二个课题到1980年代末期有了新生命，由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R. E. Lucas，1937~2023）和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G. S. Becker，1930~2014）领衔。前者希望藉由人力资本的加入找出一个模型—一个可以放在电脑里跑的明显动态体系—以机械化的运作架构来反映。后者则引进马尔萨斯的经济动态模型，将人口成长视为内生变数，结合新古典成长模型，重新再出发。之后再有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P. Romer）的“内生技术”助阵，将政府在教育训练和科技政策上担任“一定程度的积极管理”角色，促进创意、创新的发挥。这些目前还在发展的模型和技巧、策略虽有进展，但一国内贫富悬殊、国际间穷国与富国差距却仍在拉大，而非洲的赤贫及人民大量死亡也赤裸裸持续着。
除了利用成长模型试图得到解决之道外，制度改革、直接援助等在著名“休克疗法”提出者，经济发展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2005年出版的巨著《终结贫穷——如何在我们有生之年做到》（The End of Poverty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 Our Lifetime）中提到的方式，其实其背后都需有“互助”、“利他”、“爱心”这些基本元素作为前提要件。但在“人心自私、道德沉沦”已经非常严重的现时，萨克斯的愿望恐怕很难达成。那么，还有什么妙方吗？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这本2007年出版的《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又开了另一扇窗。
这本书对萨克斯的“贫穷社会可透过外力介入，达成经济发展或终结贫穷”的看法提出质疑，作者克拉克是经济史学者，利用探究世界经济史的演化推展出“看待全球的经济发展模式”崭新观点。作者以1800年作为分水岭，之前是马尔萨斯陷阱时代，之后是经济成长或成长大分流（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出现的分隔。
“文化”是人类穷与富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虽然还是在探索“为什么地球上的某些地区如此富裕，其他地区却如此贫困？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史无前例的经济成长会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而非其他时间或其他地方？为什么工业化不会让全世界富裕起来？反而让某些地区甚至更加贫困？”这些老问题，但本书提出了引人争辩的崭新观点：决定人类穷与富的命运，并非剥削、地理因素或天然资源—文化才是决定性因素。
一般认为，欧洲在17世纪发展出稳定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机制，从而点燃工业革命的火苗。但克拉克指出这些机制早在工业化之前便已存在，他认为这些机制鼓励人们放弃狩猎和采集的本能（暴力、没耐心、不肯努力），接受经济习惯（努力工作、理性行动和教育），使文化产生缓慢而深刻的转变。问题在于，似乎只有殖民及保安历史悠久的社会，才能发展出上述文化特征与有效率的劳动力，从而促进经济成长。对于其他许多未能享受长治久安的社会来说，工业化则非天赐之福。
是的，即使在网际网路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是平的，人的命运却不公平，总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工业化荣景无法雨露均霑惠及全球，慈善义举施舍救济，无助于改变社会现状，制度无从致富，“文化”才能决定命运！2024年底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提名的效率部主管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提出“文化”是美国新黄金时代的关键因素，他提议“塑造一种文化，再次将成就事业置于碌碌无为之上；将卓越置于平庸之上；将创造力置于循规蹈矩之上；将勤奋置于懒惰之上。”不过，问题是：正确文化如何产生？如何培养？如何生根？或可在这本十七年前出版的书中找找看，并以理性态度予以评断。
本书除提出崭新观点和宝贵的数据图表外，结论中的一些话语更值得深思，谨摘录片段与读者共同咀嚼：
“上帝创造经济世界的规则，显然只是要拿经济学家寻开心。从工业革命开始，经济模式却逐渐与任何预测的能力背道而驰，愈离愈远；各国或各地的所得和财富会在何时出现何种差异，已没有人能预测。
在现在世界，决定一地民众工作态度以及合作习惯的社会互动情形，会被经济制度放大而产生前所未有的极富与赤贫现象。
在我们身处的经济世界、经济期刊、研究报告与书籍——致力于资本市场、贸易流量、税赋归宿、最高借贷风险、贪腐指数、法治等更详尽的研究——只让真相更加浑沌。因为这些著作所建构的世界经济史，大多缺乏经济学的传统要素。
历史显示，一如本书反复提的，西方并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模式可提供给世界其他贫穷如昔的国家。并没有一帖见效、保证成长的经济药方，也没有复杂的经济手术可为饱受贫穷所苦的社会缓解症状。就连经济援助这种最直接的礼物，也证实无法刺激成长。面对这种情况，若要至少让一些第三世界的贫民能够有所获利，西方唯一能采行的政策便是解除限制，接受这些国家的移民。给第三世界的援助或许会消失在西方顾问或这些社会贪腐统治者的口袋里。但每多一个移民踏入先进世界的璀璨都市，世上就多一个人的物质生活获得改善。
还有一个情况颇为讽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丰衣足食并未让我们比我们过狩猎和采集生活的祖先更快乐。几乎没有根据支持快乐的增加是来自所得、寿命或健康的改善，举世皆然。
高所得何以无法带来更多的快乐？每一个人都可以藉由获取更多所得、在更好的地点买更大的房子或开更名贵的车来让自己更快乐，但这种快乐往往是以他人所得较少、住家简陋与车子破旧的代价换来的。金钱的确可以买到快乐，但这种快乐是从别人身上转移而来，不是增加在原本共有的快乐之上。
世纪经济史充斥着违背直觉的效应、意外和猜不透的谜。它与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如何建立等问题纠缠不清。没有和这些谜团角力过的人，不配说自己头脑灵活——我们为什么要在荒野度过数十万年才能达到今天的富足？为什么许多社会就是没办法和我们在物质的乐土并肩同行？”
每位世人若能反躬自省，并遵循“自助、人助、互助、天助”的文化身体力行，“告别施舍、告别贫穷”或许才有可能，不是吗？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