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iloveguava.com)
【大纪元8月22日讯】很明显，国家是祸害；但同样明显的是，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这是一个矛盾。正是因为矛盾的存在，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单纯着眼于国家政权的夺取和掌握。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有详细的论述。1884年，恩格斯在给爱·伯恩斯坦的信中，已经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能够利用旧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国家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须把它加以改造。”1891年，恩格斯再次强调：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同时，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从而“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总之，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尽量除去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个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那麽，如何防范国家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此做了精彩总结。他以赞赏的笔调、大量的篇幅向读者推荐了巴黎公社为防范国家而采取的几点措施：1、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代替；2、代表会议是工作机关，而不是只有立法职能或纯粹为了装点门面的机关；代表由普选产生，随时可以撤换；3、警察从中央政府的工具变为代表会议的负责机关，失去一切政治职能，并且随时可以撤换；4、其他一切行政部门都发生同样的变化；5、社会公职真正民主化，不再为中央政府所垄断和任命；一切公务人员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毫无疑问，通过上述措施，社会已经把国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国家的权力非常有限，不可能恶性膨胀，所以也就不可能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可能广泛干预社会生活。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评价道，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换言之，巴黎公社是正在消亡中的国家。
这样，答案就很清楚了：如何解决国家是祸害但又必须利用它这个矛盾呢？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建立一个“正在消亡中”的新式的而非拥有绝对权力和绝对权威的旧式的国家。
十九世纪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纪，套在国家身上的袈裟，终于被马克思、恩格斯剥了个精光；欧美国家观的第三次大否定——对国家至上的否定，终于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这对欧美历史有巨大影响：国家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至少在形式上受到了限制，而这种限制无疑是反抗资产阶级国家侵犯工人阶级利益的武器。当然，第三次大否定不是在所有欧美国家都进行得很彻底，德国就不彻底。这种不彻底实际上是法西斯专政，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得逞于一时的重要原因。这从反面证实了第三次大否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与欧美的国家学说史相对应，中国的国家观经历了两次大的否定：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对神权的否定、明末清初少数士大夫和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对君权的否定。但中国一直没有经历第三次大否定——对国家至上的否定。和恩格斯批评的十七世纪的德国人一样，传统中国人“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所以，对马恩的国家二重性理论，传统中国人闭口不提。在他们看来，问题不在于国家，而在于谁掌管国家。如果国家腐败，所要做的仅仅是清除“使国家腐败”的那些“恶棍”，而不是防范国家、限制国家权力。如果不是“恶棍”而是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圣人”掌管了国家，国家就是人民意志的代表，而人民意志是绝对不会出错、绝对服从共同利益、因而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它拥有迫使个人无条件服从的绝对权威。既然如此，国家为了侵犯个人权利也就是理所当然了。人权无足轻重，国家至高无上；不是要求国家适应具体的人，而是强迫具体的人为了国家存在；在理论上应该是社会工具的国家，在实践中成了社会发展的目的。这样，国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返回实在世界”，它依旧身披袈裟，端坐在宗教领域，受着无数善男信女的虔诚膜拜。由此可见，传统中国人的国家观与卢梭的国家观何其相似！卢梭的国家观最终导致了血腥的雅各宾专政，传统中国人的国家观则使国家占有了全部社会权利，渗透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胞。人们对国家毫无警惕、毫无防范心理。于是，国家的迷航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迷航，轮番重创至此无从闪避。
国权与人权孰为本位，先贤早就给我们指示了明灯。但这个问题在中国至今仍是暗雾缠绕的泥沼。中国历史还要在这里拐多久的弯？
──原载《强国论坛 》
(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