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4日讯】过度渲染重庆市打击黑社会组织的意义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整个中国现在已经呈现出黑社会组织化，几乎所有拥有重要资源的企业，都有黑社会的背景，否则，这些企业寸步难行。重庆市涉嫌黑社会案件，将于2009年10月12日开始审判。当地新闻媒体报导，这批案件由于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涉案罪名多、庭审时间长，而创下了多个重庆法院审判历史之最。
回顾这场轰轰烈烈的打击黑社会案件，人们不难发现，案件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正如许多评论所指出的那样，重庆市司法局局长、重庆市公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居然是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伞，这说明重庆黑社会势力已经完全渗透到执政体制内部。社会广为流传的抓捕黑社会组织头目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充分说明黑社会组织和体制内的政府官员勾结之后，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能量，以至于打击犯罪的活动无异于一场小型战争。
不少人对重庆这次打击黑社会犯罪活动击节赞赏，认为这是共产党少有的得到公众广泛支持的举措。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与黑社会组织成员长期勾结的政府官员，之所以能节节高升，说明在这些政府官员的背后还存在着一股势力。重庆市的“一把手”是否敢于继续追查下去，将这些保护伞背后的保护伞公之于众？
学术界一些朋友在讨论这一案件的时候，私下以为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之后，当地的领导人都是中央派驻的大员，假如继续追查下去，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甚至有人胡乱猜测，重庆市这场轰轰烈烈的打击黑社会的行动，本身就是执政团队内部勾心斗角的表现。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类似于重庆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在全国究竟还有多少？今后黑社会组织是否会卷土重来？
提出这些问题的潜台词是，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很难从根本上杜绝黑社会组织滋生蔓延。当年在制定《刑法》的时候，已经有学者认为中国存在着黑社会组织，所以，《刑法》应当坚决予以打击。可是，立法机关在审议《刑法》（草案）的时候，一些官员认为中国虽然存在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是，并不存在黑社会组织。言外之意，中国还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黑社会组织，所以，中国的《刑法》只能打击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无独有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实施中国《刑法》有关黑社会“性质”犯罪条款的时候，同样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按照《刑法》的规定，只要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司法机关就应当将其成员绳之以法，可是最高人民法院则认为，黑社会“性质”犯罪必须有自己的保护伞，假如找不到这样的保护伞，那么，就不能认定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司法机关寻找这样的保护伞，那么，必然会在执政团队内部产生混乱，许多党政官员必然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的黑社会组织。在《刑法》实施的过程中，许多老百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活动，司法机关在处理的时候，往往只打击喽啰，那些幕后组织者和指挥者往往逃脱法律的制裁。
现在中国既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有地方政府组建的股份经济；既有官商勾结的灰色经济，同时也有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合作经营的地下经济。各种经济犬牙交错，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转型时期经济形态。
几年前曾经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经济很可能会出现“西西里岛”模式，少数黑帮控制地方经济的命脉。当时很多人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但现在分析，这些学者的确有先见之明。不过，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帮派经济相比，中国的黑社会经济社会危害性可能更大。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意大利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多党之间的相互竞争，必然会将黑帮势力的犯罪活动大白于天下。而中国长期实行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许多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活动，具有长期性、组织性和规模性。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非常担心，这种挂一漏万的选择性执法，究竟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
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形成了封闭的政权体制。换句话说，只要能争取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那么，地方政府的党政部门领导人就可以一手遮天。中国独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在理论上高度自治，但在现实生活中形同虚设的国家政治制度。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定，地方人大代表可以选举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司法机关官员。只要党的领导人控制了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那么，就可以完全控制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司法机关官员。这就意味着在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时候，表面上看来司法机关是独立办案，但司法机关能否追查到底，完全取决于地方一把手的决心。只要地方党的领导人控制了人大、政协、政府和司法机关，那么，地方一把手就是当地说一不二的最高决策者。这种带有高度自治色彩的政治制度设计，给了一些地方一把手以可乘之机。
所以，我们在分析重庆打击黑社会犯罪组织活动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一案件的特殊性。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现任市委书记之所以高调从事打黑行动，恐怕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生态，决定了黑社会总是能够找到自己的保护伞，总是能在执政团队相互斗争的夹缝中生存下去。
正如一位了解内情的当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重庆的黑社会组织在光天化日之下欺男霸女，公开从事卖淫嫖娼活动。重庆市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曾经在重庆主持过工作的领导人，并非不了解真实情况，可是，这样的犯罪行为居然天天发生。这说明共产党的执政团队内部早已出现了问题。重庆市委书记组织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活动，不得不从东北调来援军，说明当地黑社会与政府官员之间早已成为了利益共同体，打击犯罪活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轰轰烈烈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种体制上的问题。如果不改变现有体制，还会有更多的黑社会组织。
笔者认为，过度渲染重庆市打击黑社会组织的作用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整个中国现在已经呈现出黑社会组织化，几乎所有拥有重要资源的企业，都有黑社会的背景，否则，这些企业寸步难行。地方政府官员早已成为地方企业的座上宾，地方政府官员与地方企业搞好关系，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而是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无论是在房地产行业还是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地方政府和黑社会已经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对一些地方政府打击黑社会组织的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基本情况，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彻底扭曲，地方党政官员完全不受约束，所以，对他们大刀阔斧地打击黑社会组织的行动，人们更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会以打击黑社会组织的名义，以雷霆万钧之势，剥夺企业的财产，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现在地方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力度越大，产生的负面效果可能也就越大。因为这说明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单纯的市场经济已经很难发挥作用，党政机关正在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重新进行财富的分配，而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在这场财富的分配过程中，既不能免于恐惧，也不可能得到长远的利益。
曾经有人抱怨，现在中国学者似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体制问题，体制问题成为了万恶之源。甚至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在民主国家可以批评政府领导人，但是，不能随便批评体制或者法律，在中国正好相反，不能指名道姓地批评政府领导人，但是，可以随意地批评国家体制和法律。这从一个侧面恰恰反映出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在中国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源于不合理的体制。执政者利用体制获取大量的财富，而普通老百姓则无法在体制内部获得自己应得的权益。中国当今黑社会组织的许多成员都是下层老百姓，他们之所以成为黑社会组织成员，原因就在于按照正常的管道他们无法得到他们应得的利益。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那么，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将会越来越多，打击黑社会将成为财富再分配的重要形式。
转自《民主中国》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