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7日讯】任何一种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但是，中国国情特殊不是盲目排斥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借口。当年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既然马克思主义能够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什么三权分立就不能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以解决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实问题呢？
我认为，所谓中国国情特殊，主要特殊在中国面临的很多约束条件和西方国家可能不一样，包括资源、制度、文化、法律等方面的约束。具体而言，我们国家的“特殊国情”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的约束，第一类约束条件是历史形成的，比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比较缺乏人权、自由、平等和法治的观念；第二类是我们国家法治还很不健全，法律还不能用来有效地约束权力，权大于法、立法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很普遍；第三类是由于居于主导地位的官僚集团不愿意放弃威权，放弃既得利益。这三个约束构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是说不是三权分立制度本身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是使三权分立制度能有效运作的基础条件还不具备。比如，有人偏好一味地抓权，而你对他一点制约的办法都没有，你能够把他手中的权力分割开吗？如果袁世凯开明一点不企图做“终身总统”而是按照民主的游戏规则和孙中山、宋教仁用选票定胜负，那么中国以三权分立（应该说是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为基础的共和宪政制度架构不就可以稳定地建立起来吗？如果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党派私利，搁置政治分歧，自觉交出各自的军队，真心诚意地坐下来谈判，和民主党派一起协商制定共和宪法，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联合政府，中国也许就能够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建立起宪政政体实现共和之梦。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好像天然就潜藏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毛泽东有句名言是“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天无二日、人无二主”、“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似乎从来就不懂得学会妥协，而妥协正是民主的必需要素。是的，我们需要补得东西太多了。因此，我们需要迎头赶上，以开放的胸怀积极创设条件以容纳得下现代世界先进政治文明成果和经验，而不是死守着老祖宗的教条不放，故步自封、自我僵化、停滞不前，想当然地排斥这些先进文明成果和治理经验。
我们可以说，既然“资产阶级”成功地依靠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解决腐败和滥用权力问题是为克服和缓和社会矛盾，逃避了被推翻和被专制的命运，但是，毕竟解决了问题啊。那么，这些办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以用来预防专制主义预防本阶级内部产生独裁统治者，为什么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采用呢？不能因为是“资产阶级”发明的方法，我们就不能用，这就好比说，强盗发明了刀，用刀去杀人（假定西方人都是强盗），我们也可以用刀来切菜啊，难道因为强盗用刀杀过人，我们就不敢用来切菜了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其实，人们也清楚，“特殊国情”不过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排斥革新的挡箭牌而已。是的，请不要老拿“特殊国情”来做掩护！(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