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5日讯】据海外媒体报导，反映前东德秘密员警对国民进行广泛监听的德国电影《监听风暴》上映后，在西方国家引起很大轰动。似乎只有在柏林墙倒塌、秘密档案解密之后，人们才知道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存在隐私权，不仅作为国家敌人的各种敌对势力如持不同政见者会受到严密监控，各色人等甚至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会成为秘密员警的监听对象。至于你是否成为监听对象，完全取决于共产党及其鹰犬秘密员警的需要，取决于政治保卫机关对你是否感兴趣。只要他们对你感兴趣，哪怕你仅仅是个文化名人、演艺或体育明星，也会成为监听对象。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或者说所谓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严格说来，整个共产党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圆景敞视式监狱”（边沁语）。
监听何时不有、何处不在？但是，只有在现代极权国家，尤其是实行红色恐怖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才能达到如此广泛、深入、持久、肆无忌惮的程度，以致足以掀起一场没完没了的监听风暴。无所不在、无缝不入的员警国家与特务政治并非东德特色，而是所有实行红色恐怖的共产党国家特色，亦不待《监听风暴》放映而后知。后极权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会放映《监听风暴》，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监听悲喜剧甚至闹剧。不仅国家的敌人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党国干城甚至党魁、元首也同样无可奈何、感同身受。毛泽东就曾指责杨尚昆对他搞监听，后者则在事后辩称，在毛的住处和专列上安装窃听器是中央决定和保卫工作需要。事实上，列宁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法制根本就不承认存在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私人权利和调整私人权利关系的私
法，苏联老大哥甚至把婚姻和《婚姻法》也纳入国家权力和公法范畴。党国权力和利益至上，岂容个人权利存在，哪怕是保留些许隐私权。
去年侯文豹因参加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维权绝食活动而被捕。在他取保候审获释后，我曾到符离集看望他。今年取保候审期满后，他一直想来合肥。前段时间因为母亲生病住院，我回安庆住了20多天。在此期间，他多次往合肥打电话找我，给我发电子邮件，我却一概不知。10月31日晚上刚回到合肥，就接到他的电话，说要来看我。因为手机早已不用，我怕他来时自己正好出门，双方无法联系，就叫他来之前再把具体时间通知我。10月2日上午，他又打来电话，说下午就过来。12时左右，我刚把番茄蛋汤端上桌子准备吃午饭，就听到熟悉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跳：他们反应怎么这么快、这么过敏？
虽然长期被秘密员警监控，包括对邮件、电话进行检查、监听，特殊情况下甚至不惜浪费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秘密或公开、半公开的监控、跟踪，直至强行阻挠出门旅行、会友，实在没辙就干脆抓捕了事。但此时并无所谓特殊情况：首先，我根本不关心的“国家大事”中共十七大已经毫无悬念、一如既往地胜利闭幕，会前合肥警方虽说未能与我这个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共商国是，开幕当天安庆警方至少还能如愿以偿地被我撵出门外，算是另类混个脸熟。时过境迁，不必再为此事三顾茅庐。其次，侯文豹此行只是来玩玩，顶多顺便务务虚而已，何劳兴师动众？看来，他们正由于某种原因而对我和／或侯文豹进行严密监控，包括对电话进行及时监听。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迅速锁好卧室房门。每次他们来，我都要重复这个迹近小人的动作，甚至在他们提出要进去看看的无理要求后，我也毫不客气地拒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这倒不是因为里边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生活在这样一个连生命、自由和财产都得不到保护的国家，又是国家的敌人，哪里还有什么秘密？我即便长着两条腿，也不能随心所欲想去哪就去哪。我的住宅即便风不能进、雨不能进，秘密员警也随时都能进。多此一举，仅仅是无谓的向他们宣示自己多少也还拥有一点房屋主权和隐私权，以便给自己保留一点可怜巴巴的面子和尊严：如果没有搜查证，就是秘密员警我也可以不让他进门。然后，我才开门迎宾，把国保支队两位老朋友“请进”来。真虚伪，不“请进”能行吗？
他们一进门，见桌上堆着不少刚买的菜，“随便”问道：“是不是有人要来？”我笑道：“除了你们，还有谁愿意来。”他们说要请我吃饭，我说饭都已经做好了，等一会你们自己去吃吧。走进客厅，看到写字台上只有一个汤，他们更加客气地说：“（你）不要吃了，我们一道出去吃吧。”我并不是客气，也不是因为下午有朋友要来，就连中饭都不能跟他们出去吃，而是觉得没必要再麻烦他们。他们一再坚持，我则一再谢绝。他们只好说：“我们已经吃过了，主要是想请你吃顿饭。你不愿意出去吃，那（你）就先吃吧。”真奇怪，居然还有吃过饭再请客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者。这显然是客气话，他们不大可能在上班时间就如此匆忙的早早吃饭，除非是因为执行任务需要。我更加狐疑。虽然已是秋末，饭菜一会就凉了，但有贵客光临，我当然不便把客人撂在一边，只顾自己吃饭。也客气道：没关系，等谈完话再吃吧。
坐定后，依旧是由张大队长主持“谈话”。实际上，此类例行“谈话”是无须正式做笔录的准司法调查“询问”。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或者不方便履行合法手续，所以在形式上比采取强制措施时的正式“讯问”随意、客气得多。他问我前段时间到哪里去了，打电话也找不到人，很是替我担心，怕我跑到北平去自找麻烦。这分明是没话找话的明知故问。我乘机斗胆提出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抗议，表示自己很在意这件事，甚至很生气：“你们的担心也太过分了，为什么要通知安庆警方骚扰我家人。他们都是病人，你们不应该让他们替我担惊受怕。”以前我在安徽淮北、山东淄博打工期间，遭遇当地警方无端骚扰，甚至整夜非法拘禁、非法讯问，以至于非法强行驱逐，我也向他们表示过此类抗议。他接着问：“你对十七大有什么看法？”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又不是共产党员，十七大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看法。”话不投机，他们转而谈起我近期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一如既往的奉劝我：你最好不要在海外那些“别有用心”的“反华”（反共的代名词）媒体上发表文章，可以为国内媒体写点学术文化类的稿子，同样也能挣到稿费。我则强调自己在海外发表的文章并不多，而且多半是些无关紧要的学术随笔。至于国内媒体，虽然前几年也偶尔发过几篇，但我实在不善于打勉为其难的擦边球，索性也就不写了。
既然他们不愿意开门见山，我也不便主动投怀送抱，似乎都在等待对方先切入正题。本来，侯文豹此行既没有保密的必要，也无密可保。我打的如意小算盘是：迫使对方间接承认（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直接承认）他们对我们的电话进行了非法监听。1998年2月，我第三次被捕时，首次实行零口供策略，拒绝承认那些公开信之类的东西是自己通过家中的电话机、传真机向海外人权组织或者媒体披露的，只强调依据现行宪法任何公民都有权利给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写信反映意见或诉求，自己也搞不清这些东西是怎么传到海外的。甚至不无调侃地提醒他们：你们一定要好好查一查邮政局、中央党政机关信访局工作人员，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秘书是否有里通外国的犯罪嫌疑。我之所以这样做，既不是抱有侥幸心理，希望由于证据不足得以逃避牢狱之灾，也不是害怕连累他人，这些公开发表的个人言论根本不涉及他人。我向讯问者提出的交换条件很卑微，也很简单：只要你们愿意承认对我家的电话、传真进行窃听，我就愿意帮助你们把通过秘密侦查获取的拿不上法庭的侦查线索（非法证据）转换成被告人口供（合法证据）。如此便宜的买卖，他们也坚决不肯做。结果闹得双方都很不愉快。我家破天荒一日之内连续两次被翻了个底朝天，还连累老友马粮钢家也被“陪搜”（恕我比照昔日“陪斩”的做法创造这个新词），甚至无端陪我蹲了一个月监狱。政保处一位副处长也破天荒气得猛拍桌子，甚至惊动分管副局长，麻烦他老人家深更半夜跑到审讯地点芜湖路派出所来亲临督战。
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也不知道两位贵客饿不饿，反正我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没办法，我只好提醒他们饭菜早已凉了。他们老调重谈，又要请我出去吃饭。我说没这个必要。他们就让我先吃。我说：“我不习惯当着你们的面独自吃饭，这样不礼貌。”就差没有说：这样做会使我联想到每次被捕时，他们对我打车轮战，没日没夜轮番审讯时的情景。“今天该说的都说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吧。”这无异于下达逐客令。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张大队长不再藏而不露了：“我把话挑明了吧，你是不是在等侯文豹？”我也不必客气：“你们怎么知道他要来？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来，谢谢你们通知我。如果真象你们所说的，下午我还要在家里等他。”他作色道：“你不要跟他见面。”真是中国特色的怪事一桩。“我们又不是管制对象。朋友远道而来，为什么不能见面？”答曰：“你们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言下之意你们都是坏分子、党国公敌。这更是中国特色的怪事一桩：既然志趣相投，“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我就更有理由热情接待，岂能拒朋友百里之外？
张大队长叫我打电话给侯文豹，勒令他不要来合肥。我明确回答：“首先，我没有义务给他打电话；其次，我也没有权利阻止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如果你们想阻止他来合肥看望我，自己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如果他不听劝阻，你们还可以通知当地警方阻止他出门，或者在我家门口设卡拦截，直至干脆把他抓起来。即便你们的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也管不了你们的闲事。”看来，善解人意的张大队长并不打算强人所难。他提出一个很够朋友的替代方案：“你跟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呢？“跟我们到茶楼去，等侯文豹走了再回来。”如此高难度的会客方式，只有长期浸淫于礼乐文明的孔老夫子才能够做得恰到好处，我可不会玩这种小动作。再说了，虽然我不知道员警的友好邀请到底算不算非法拘禁，但我肯定没有这么高的阶级觉悟，愿意免费为党国和员警提供三陪服务。我只好一字一顿、无可奈何地说：“今天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等据说要来的侯文豹。如果你们要强行带我走，只要有法律手续，去哪里都行。不要说酒店、茶楼，就是看守所也没问题。”
话说到这个地步，也就无话可说了。我正式下达逐客令：“我要吃饭了，请你们走吧。”张大队长索性斜靠在我家的破沙发上，摆出一副准备打持久战的架势：“你吃你的，吃完了我们接着谈。”我固然不是国主，侯文豹亦非国宾，倘若私自动用警力在严密警戒下会面，难免有逾制、僭越之嫌，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我不得不站起来，发出严正声明：“你们要是再不走，我可要打110报警了。”秘密员警当然不会在乎治安警察。因为电话装在卧室，我不得不打开房门，拿起听筒。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被迫当着员警的面打开这扇门。他们还是无动于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回忆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自己在交战双方艰难地穿梭斡旋时，对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谈判桌上的毅力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他说：有的人在谈判时会站到悬崖边上，声称谈不拢就会跳下去；有的人甚至抬起一条腿，摆出真要跳的架势；阿萨德则与众不同，他真跳下去了。因为他知道，悬崖上有一棵能够抓住的小树。面对他们的无动于衷，我实在没辙，只好拨打110。电话拨通后、对方接听前，张大队长恰好站起来：“老沈，你把电话挂掉吧，我们走了。”
两位不速之客走后，我看了一下话机上的时间，已是下午1时20分。草草吃过饭、洗好碗，出去倒垃圾时，嘿，他们那辆带有警方专用牌照的白色面包车正在给我站岗放哨呢！以前每次来我家，或者接我出去吃饭，这辆车都是停在检察院宿舍大门外，尽量避免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今天则破例在我家门口抛锚了。我赶紧挂通侯文豹的手机，问他现在人在哪里，他说：俺还在宿州境内，估计傍晚才能到。我告诉他，合肥国保支队两位员警正在我家门口等他，到时候他可能进不了门，或者有其他麻烦。他问我：“那（我）来还是不来。”我一字一句明确地告诉他：“你（今天）不仅要来，而且还必须来。我向你通报一下情况，目的是让你有个精神准备。如果他们真的不让你进门，或者有其他麻烦，那是另一回事，到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话说。”这些话，也是说给第三只耳朵听的。
还是年轻人管道多、反应快、效率高、办事果断。他在车上就给四川《天网》负责人黄琦和北平的胡佳发了短信，把情况通报给他们，请他们予以关注。3时许，黄琦给我打来电话，先是自报家门，然后问：“侯文豹到了没有。”我说：“他晚上才能到。”他告诉我：侯文豹已经跟他联系过，让我把具体情况通报一下。4时许，我出门办事时，发现停在门口的那辆车不知何时溜走了。估计警方根据监听结果和事态发展调整了策略和布署。当晚，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记者高山根据黄琦的通报打来越洋电话，向我询问情况。听说侯文豹已安全抵达，高山特地也跟他直接通了话。侯文豹告诉我，已经跟胡佳等人约好，如果晚上他不跟他们联系，或者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他们的电话却不说话，就说明我们出事了。
据侯文豹分析，警方对我们的正常交往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可能是怕我们结伴去北平参加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已经警告过他：“不许去北京（平）。”原来如此！俗话说人死债了。如今共产党连死人也不肯放过，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高调写入宪法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包先生出师未捷身先死，把艰难困苦留给了我们。
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包先生通过主编《走向未来》丛书和《读书》月刊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向长期禁闭的国人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潮和中国知识界思想动态，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腥风血雨、动荡不安的1989年春夏之交，他更是以身作则、挺身而出，充当了知识界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急先锋和领军人物，并因此获罪。他是被中共当局迫害而死的又一位著名知识份子和民主斗士。入狱时，他已年过半百。出狱后，他又失去了工作、收入来源和医疗保险，得到的只有至死不渝的追求和当局强加的没完没了的监控、骚扰和屈辱，直到在贫病交加之中死去。在势利者眼中，他或许是个失败者。在我眼中，他无疑是个成功者。他用自己的道德文章和炼狱之火锻造了一个垂范后进的大智、大勇、大德的书生和战士形象。乡贤的追悼会是无法参加了，悼文又不敢写。我跟包先生只有一面之谊，那是前年春天，通过住在他家附近的张晓平君得知他因脑主干出血差点殒命后，在张君陪同下去看望他。由于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没敢深入交谈、请教，只说了些轻松的闲话就告辞了。如果硬要写悼文，说些人云亦云、地球人都知道的道德、文章、事功，恐怕辱没了先生的风采。
包先生毕生追求自由，恰恰因为自由是中国最稀缺的宝贵资源。权且把这篇迫害实录和骂娘的文稿，当作对他的纪念吧。
先生尚飨！
（2007年11月14凌晨）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