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0日讯】 第二十五章：身后波澜亦轩然
本末倒置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大起义
翻开内战期间，一败再败的国军”起义”史，一般都是在坚持不住了情况下，采取可以为自己挽救一些影响之行为，于是宣布”起义”。再看世界”起义”史，还没看见谁日子好好的，不过了，宣布”起义”。
只有”两航”起义是个例外。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９日，十二架飞机（央航一架、中航十一架）冲破黎明，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飞向了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驻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宣布脱离蒋介石政府，回归新中国。
世界第六、远东第一的中国航空公司航空公司（适时，”中航”民航客机近五十架，”央航”有包括世界最先进的康维尔-240的飞机将近三十架），在国家、民族处于最关键时期，两家航空公司的决定足以让全世界瞠目结舌。
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之英名迅速传遍全球，随之，两家航空公司共有4000多名职工跨过罗湖桥，回到新中国。
文化大革命，所有”两航”起义人员，几乎无一漏网地从精神到肉体地遭到摧残，造反派们说，你们所谓”起义”回来，是因为在香港混不下去！
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
由于是跟随且战且败的国民政府一路南迁到香港，”两航”员工大部分在香港是租住房屋，但，飞行员们租住的都是别墅，至于车子就更不在话下了。
前面说到的潘国定，此时收入已经是二千四百多美金了，其他人员的收入也在一千美金以上，还有什么混不混下去的问题。
老人们都说，即使是公司宣布了起义，先回去的就是两个公司的总经理和十二架飞机机组人员，两个公司的绝大多数人员都在香港。起义消息传出后，”国泰”、”泛美”马上就来挖人，给的条件比”两航”还要高，都知道两家航空公司在抗战中锤炼出一批优秀的队伍，都希望能到他们那里去。
梁鹤英：”‘泛美’的人三番五次地来找我，只要同意，马上给机票去日本，他们公司远东总部在东京。假如你不想离开香港，和我们使用一个机场的’国泰’也拉你去，工作是太好找了，待遇高得很。”
黄元亮：”不想回大陆、也不想去东京，只想留香港，那也好办，到英国人那里，照张相，填一张表，上午去，下午就给你香港身份证。”
国外、本地，到处可留，但无人问津，相反，都争先恐后地回到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难道真是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折服？
非也。连会都没开过的两家航空公司员工，根本就不知”共产”为何物，自然也不会有那么高的觉悟。
起义，地下党策动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所有放弃优越待遇、条件回来的员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回家，回大陆，只有回到新中国，航空公司才有发展前途！
不是嘛，台湾，幅员狭小，空域就那么大点之地，而作为航空公司，最忌讳的就是飞行区域窄小，幅员越广阔，航空公司就越有发展前景。
只有回到新中国，才会使航空公司越来越好。
一次完全彻底毫无个人之利益的起义。
一次放弃优越条件，由高走向低的大起义。
很多老人说啊，当年刚一迈过罗湖桥，回到新中国，就感觉处处是新气象，每个人都兴奋得很。在从广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很多女同志就扔掉高跟鞋、换下旗袍、剪掉卷发，什么口红啊眉笔的，都扔了。革命了、从此不再颠沛流离了，多好啊！
陈应明：”我就是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虽然不算起义，但我也高兴。参加新中国建设了，有多少力出多少力，恨不得没有黑夜，天天都干活。回来的人先进学习班，正好赶上抗美援朝，上边号召捐款，很多人把金笔、金表、金边眼镜都献出去了。那时的人，没私心，党怎么号召怎么就怎么做。每个人都拚命工作，希望早日洗脱在旧社会中的污点（经过教育后，很多员工都认识到，和真正的革命者相比，曾在国民政府下属航空公司工作过的他们，都觉得这是一生中的”污点。）。
没有一个人在回来之前会想到，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购买机票要使用介绍信，这注定乘坐飞机者除了干部，人员将会非常寥寥。即使是飞行区域再大，也何用其有！
而且，也根本没有发年民用展航空的计划，航空公司是技术密集型企业，但几年后，两家航空公司员工被分散到祖国四面八方，为此，回到香港养病的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曾专门给周恩来写信，坦露内心之忧虑，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声。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就这样解体了。
问老人，”两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遭难的，有的老人说是在”文革”，也有的老人说是在”反右”。
风声鹤唳的肃杀，实际上，”三反五反”时，就开始了。
只是在”文革”中，普遍受到的是”肉体”上的摧残。
中航C-46飞行员吴自更被贬到宁夏干校，白天劳动，晚上吊起来打，三十多岁的他实在熬不住，就偷偷地裤腿里面绑上一块棉垫。
吴自更曾悄悄对邓汤美说，太疼了，放个垫，能吸收一点冲力……
回到大陆后，阎汝聪被分配到长春市一所中学教英语，老人对说，三年级的孩子拿着钢丝条往脸上抽最疼……
我说，那您怎么不躲啊？
老人：”躲？哪敢啊，那不打的更厉害吗，只能挺着让那些孩子抽……他们抽够了就好了……”
烧资料
很多老人说，自从他们回来后，就没再讲过抗战啊、飞越”驼峰”啊一类的事情，后来，连他们自己都认为抗战好像根本就没经历过一样。
连他们的子女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辈曾有过如此之英勇时代！
不仅不能讲，还要尽快遗忘。
这一时期，普遍的做法是焚烧所有能证明那个时期的东西–从文字到图片。
哪是胡鸿奎一个人在烧啊，都在烧。
原中航报务员，从1942年就在驼峰航线上飞行，至少五百次穿越”驼峰”的方榕满就将自己多年飞行心得、飞行数据资料全部付之一炬。
2003年8月，方榕满之女方姝仪写信给我：
……父亲自从事飞行工作以来，养成一个习惯，既每次飞行后都记录下飞行的情况，如起飞和到达地点、时间、经纬度、气流量以及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数据等等均有详实记录，直到起义回来1062年停飞前，近二十年，父亲密密麻麻地记了厚厚一摞，其中最珍贵的资料就是对飞越驼峰航线的记录。燃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文革”中当所有”两航”起义人员被整，我们家随时都处于被抄家的危险之中时（父亲此时已上了黑名单），父亲为了避免惹出更大的麻烦，忍痛亲手将这些宝贵的资料烧掉了。收到你写给我母亲的信后，看到你说急需驼峰飞行资料，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行后，母亲陷入了对当年往事的回忆。母亲说，当父亲把那些宝贵资料投入到炉火中去时，她看到，父亲的双手一直不停地颤抖。母亲说，那是他的心在流泪……
北京有人烧，成都也有人再烧。
国军兵败大陆，妻子不想去台湾，于是张义声悄然脱队，带着妻子从杭州笕桥航校悄然回到老家成都。成都被解放，张义声坦然面对–我只有参加过抗日，没打过内战，应该不会有事儿。
的确也没事，但到了”文革”就不行了。
几乎就像约好了一样，当苛政即将降临到每一个人头上，这些人本能地所做都是一件事–烧东西。所有和”过去”有联系的东西统统全部烧掉！
别人烧的是文字、图片，张义声”狠”，文字资料，对他来说只是”小件”，他还有”大家伙”–飞行衣裤。
“飞行衣裤不好烧啊，得烧几天……”多少次软磨硬缠后，老人才说了这么一句。
2001年，当我在成都大学路敲响他的家门时，一个面容枯槁、行将就木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
坐在老人家中还是1945年新婚之际买的桌椅上，我把采访的意图讲给老人，还没听我讲完，张义声用了一个他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根本就不能完成的敏捷动作，一下子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对我连连摆手：”使不得啊、使不得啊，该（阶）级斗争太残酷、该（阶）级斗争太残酷……
此情此景，让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当年驾驶着B-25轰炸机敢在50英尺高度向小鬼子投弹的英雄！
胆战心惊的生活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怕”井绳”的还不只是张义声一人。
李启驰，原由中美混合团转入中国航空公司。在混合团期间，就因作战勇敢广受战友爱戴。1944年，李启驰单机在郑州黄河上空上空与敌遭遇，一番空战后，李启驰驾驶的飞机被击中，李跳伞落地后，附近日本兵把他团团包围。面对重兵，李启驰倒地徉死，待敌围上后，他一跃而起，掏出手枪打死正面小鬼子，瞬间跑入茫茫高粱地，最后脱身归建，1945年初，李启驰又加入中航，参加”驼峰”空运。
1975年，北京，初夏的一个傍晚，同样参加过”驼峰”空运、”两航”起义北飞副驾驶、正被监督改造的周纪祥的家门前犹犹豫豫地晃动一个孤独的身影，周纪祥出门，”文革”中被暴打，之后就失踪多年，一直未见的同事李启驰站在门前，周纪祥忙让李启驰进门，当年空战的英雄蠕动着嘴唇：”我不敢……我是有罪在身之人，怕……牵连你。我只求你帮我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地方，住、住一夜，我保证明天、明天一早就、就回内蒙……一定不耽误、不耽误……”
据周纪祥后来回忆，当他把李启驰让进小屋中，给李启驰到完洗脸水回来，看见李启驰就老老实实地蜷缩着蹲在墙角下……
周纪祥：”当时我那眼泪啊，全都落进脸盆中……”
停飞的停飞、调离的调离、抓进去的抓进去。
等到获得”平反”时，归来时的英姿勃勃的热血青年已是两鬓班白，到了1980年左右，又基本处于退休年龄了。
还是怕。
赖冠生，1942年驻加尔各答办事处报务员，1943年上机参加飞越”驼峰”，前前后后在驼峰航线上穿越400多次，经历大小险情难以数清，在”两航”起义中，担任北飞报务员。1978年，赖冠生从重庆到北京民航总局，解决落实”个人问题”。也是傍晚来到周纪祥家，求助周纪祥借他一个”小板凳”。
周纪祥不解，问他，借”小板凳”做什么？
赖冠生：”我去北京站排队买回重庆的车票，估计要排一夜，有个小凳子，累了，可以坐坐……”
周纪祥：”你是起义北飞报务之一，按总局刚刚颁发落实政策的规定，可以要求免票坐飞机回去，你到总局去说明一下……”
赖冠生”我……我不敢、不敢去，算了，你还是借我一个小凳子吧，我去火车站排队……”
驾机在空中和小日本撕杀、九死一生穿越驼峰，当年的勇气，已不复存在。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一句话：苛政猛于虎也！（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