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4日讯】我认为这个所谓的“余、王”事件被炒得太热了，以至于把本来不属于事件本身的意义也给兜出来了，给人以好事者之嫌；其实就是那么一件事，过去了，说一说也就算了，我看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依我之愚见，余杰这样的人属于异议人士，由他们所提出的那种“话题”是一个异议的语式，这样的语式可以说是“自由”的，但不是“民主”的，在这个“自由”的语式中，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取决于“个人自由”程度的多少，因此，它寓设着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具有欲速则不达的内容。因此这个进程虽然有着“反对”共产党的性质，但却是共产党可以容忍的一种“反对”，况且至少在当下，对这种“反对”的容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共产党脸上“贴金”——可不是吗？你说我们共产党不好，中国人没有“自由”，瞧瞧，余杰等人，他们不但可以在中国出书，讲学，写文章，还可以出国讲话，到白宫去见美国总统。
同样都是中国人，而这另一类人，就是我说的民运人士，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如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郑义、徐水良、陈泱潮等人，中国政府为什么就不可以让他们在中国和余杰等一样地也“享有”自由，为什么到现还把他们像瘟神一样地看待，一定要流放到“海外”呢？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在认同“自由”的时候却要“搞中国民主运动”，而中国的民主运动是要中国在一个当下的时间点上实现中国“民主”，而不是把“民主化任务”放置到“未来”的时间中去，更没有把它设计成一个“长期”的过程，是要动员中国人民“立即”、“立马”进入民主的运动，不在理论上给共产党专政留下一个可以“拖延”的时间和口实，因此，如果说这样的主张、思想和看法在中国13亿人民之间有着非常广泛的“市场”的话，那么代表中国希望和未来的，就不是一群异议人士，而是民运人士了。既然是这样，中国民运人士在上述的事件上就不宜炒。让一部分先“自由”，已经在邓小平的政策中有埋伏了。
中国虽然是一个东方典型的专制国家，但是中国从古到今都不缺乏异见人士，而是一代又一代地出，目前中国最缺乏的是民运人士，所以民运人士应该认识到自己在中国的任务不是发表“异见”，而是要发出“民主”的声音，这种声音如果有一种宗教的余音的话，那岂不是意味着“有人在旷野直呼”：“修平”“民主”的“道”！
正因为如此，民运人士要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被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有意义得多。因此，郭飞熊虽然在华盛顿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我想一个民运人士的胸怀可以包容之。@
2006-5-24于首尔市(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