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日讯】1964年3月一个乍暖寒还的日子，在四川省城乡人口稠密的集镇，张贴着一张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杀人的布告。被杀的两人罪状是“思想极端反动，恶毒攻击诬蔑我党各项方针政策，仇恨社会主义制度，为首组织马列主义联盟者反革命集团，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云云。血腥的杀人布告给阴寒的春天带来更阴寒的森冷，使广袤的原野没一点阳光显得凄迷恐怖。这被杀的两人，一叫周居正，一叫杨应森，均系1957年响应党“整风鸣放”号召,钻进“伟人”巧布的“引蛇出洞”的“洞洞”里的“右派”。他俩不仅才华横溢，生命年轻，而且是少年投身革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其中周居正还是1945年参加地下党，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求自由”学生运动和发动“民变武装”，于1947年被独裁统治的国民党抓捕，囚禁于重庆白公馆监狱的革命者。1949年9月，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和同囚的罗广斌（小说《红岩》作者，后屈死于“文革”）撕下被面绣制五星红旗。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血洗渣滓洞，他们策反敌特越狱。在枪声密集、血与火的生与死关头，他不顾身体瘦弱和个人安危，仍帮助难友郭德贤(现重庆市人民广播电台离休干部、共产党员)背出一个四岁的小孩，（此小孩现年近六十，已是总工程师，在天津工作）表现极为英勇。想不到这么一个坚强的革命者，没有死于国民党的屠刀竟然死在“母亲”的“枪口”。唉，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冤者虽去，存者可悲。周居正之妻曾昭英(重庆小龙坎小学教员，现已退休)半个世纪来过着受压受凌以泪洗面的日子，“文革”中被批被斗戴上“反革命”帽子。两个儿子命运更为悲惨。长子周复生“下放”农村，经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视和生活上的折磨，用镰刀割破喉管自杀；次子周复平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和漫长的苦难，跳崖自尽粉身碎骨。所幸杨应森戎马倥偬未娶，故无后代，只断了杨氏一支香火，不然新中国又多几名怨鬼。
这桩亘古冤案是四川省乃至全国最大的“右派集团性”冤案，先后被捕数百人。当时冤案的发生地——四川省公安厅劳教筑路支队，一片“赤色恐怖”，队队戒严，人人过关，抓人逮人随处可见。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淫威压迫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立功受奖”的协迫诱导下，被关押的“右派”们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与思维，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69难友送进了监狱。筑路支队的狱官们却立了“大功”，不少人黄袍加身，妻贵子荣。经过一年多的关押审讯，最后按照逼供信的原则结案，对供认的或是基本供认的定为“反革命”成员。其中周居正、杨应生、魏昭（南下干部，中共党员，曾任重庆市九龙区政府卫生科科长）、彭福志（地下党员，原铜梁县委农工部长）等23名“罪犯”经中共四川省政法党组批准，由省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另46名由当地公检法机关处理判决。在这23名“右派”中，判死刑二人，死缓三人、无期四人、有期徒刑14人。
笔者是此桩“惊天大案”重要涉嫌人，也是虎口余生的幸存者。当年与周居正、杨应生、魏昭等分别关押在四川省公安厅秘密监狱（成都市陕西街梓橦巷）长达两年之久。
我是四川省新闻界、文艺界的“大右派”，因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见《草地》文艺月刊1956年10月）和石天河、流沙河等人的往来关系，又加之是“死不认罪”的强硬派（1957年7月17日，在省市委召开的千人斗争大会上，对我进行批斗，在会议结束时，叫我“认罪低头”，我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说：“我不是‘右派’，历史将会给我作出公正的结论”）。为此，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先在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农场“劳改”，1958年6月转调到省公安厅新成立的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云南省盐津县段。不足一年，转自四川省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1960年再转旺苍县修筑广旺铁路。我先后与杨应森、张先痴（原四川省南充专区文联干部）、任仕同（原重庆钢铁厂党办主任）、罗铁夫（原四川宜宾军区参谋）、李才义（原四川省建设厅干部）等同在108中队“改造”。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就在此时此地滋生萌芽。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联盟”，更无组织可言，只是一些不满言论的升温、加热、过滤而已。众所周知，1958年至1961年是中国“人祸”的年月。毛泽东醉心于他“阳谋”的“硕果”，看到全国一片“万马齐喑”的“大好形势”。他又利令智昏，头脑发烧，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务”：“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一呼噜而上的土高炉群的“大炼钢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于是全国上下“高烧”一遍，各级领导胡作非为。他们不顾及人力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大肆砍伐森林，大肆掘山找矿，致使成熟的粮食烂在田地里收不回，该播种的季节不播种。转眼华夏大地供应奇缺，粮食定量不断下降，最后降到人民群众难以裹腹度日。泱泱华夏鸡犬不闻，偌大神州饿殍盈野，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之多。我们所在的筑路支队“右派”比老百姓更为悲惨，不仅肚子吃不饱，政治上遭打压，精神上受折磨，且劳动繁重，日夜加班。管理我们的“专政”狱警，个个良心丧尽如狼似虎。他们颐指气使，克扣囚粮，张口骂人，动辄打吊，根本无人道可言。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叫天天不应，呼地地无言，只能怀恨于心，腹谤在胸。此时，苏共正在召开二十一大代表大会，除继续清算斯大林罪行外，对南斯拉夫铁托倡导的“马列主义联盟”给予肯定和颂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重大变化，势必波及有思想有见解的“右派” 们。于是,我们在劳动之余，解便之机，入睡之前，三三两俩交谈家事、国事、天下事。想不到一些个别出卖灵魂的同类，为了提前“摘帽”，竟昧着良心“检举立功”，加枝添叶地向干部告密。这些干部本是如狼似虎的鹰犬，没有起码人性的恶狗，早就恨不得用人血染红自己的乌纱帽。他们立即效仿“伟人”“诱敌深入”，“引蛇出洞”的谋略，一面收买告密者许以“特情人员”身份引诱，除继续刺探外（此人姓姚，北京人，原是南充地区公安处的法医。他不仅提前“摘帽解教”，两个子女经公安部特许在北京市安排了工作），一面作为“大案要案”火速报告省厅，省厅又立刻报告国家公安部。层层加码，级级添料，竟成为全国“惊天大案”。
在大搜捕前的两月，为求生活命，我远逃西北，于1963年1月通缉归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筑路支队头号人物金支队长，亲来监狱提讯我说：“只要你坦白交待，检举揭发他人，我们立刻‘清放’你回家。”我听后微微一笑道：“感谢金支队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我的爱人耐不住，划清界线离了。还有，我不知‘坦白’什么？‘交代’什么？又‘揭发’谁？”他迫不及待道：“马列主义联盟的事。”我说：“马列主义还要交待吗？那不是改造我们的思想武器。”他听后气得脸色发青，斥责我道：“你装蒜，我问的反革命集团。”我说：“我不知什么什么集团，只知逃跑。”“你为什么要跑？”“你们打我吊我，又不给吃饱，我咋不跑。”提讯不快而终。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后又参加过历次政治运动，对共产党“坦白从宽”的政策心知肚明。
我在省厅秘密监狱关押近两年时间，审讯我的是省厅七处两名干员（罗XX、李XX）。他们百般哄骗，千般施压也奈何不得我这个狡黠的“死顽固”。真是一场斗智斗勇的“好戏”！引诱我上当，我不跟进；暗示我“立功受奖”，我不动心；用饥饿摧残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终都是一句话：“吃不饱就要逃跑，‘马盟’事件一概不知”。气得两位干员吹胡瞪眼，骂我“忘本变质，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最后以“越狱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判我有期徒刑两年。判刑后李XX和我长谈了一次，他说：“晓枫，你是共产党、毛主席一手培养起来的年青工农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变质。这次算你滑脱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里，定叫你粉身碎骨！”言之切切，两眼杀气。噫嘻！我总算活了出来。
他们（周居正、杨应森等）都是知识分子，尽管身为共产党员却不知共产党的“粑粑烫”（四川话，厉害之意）。面对刑讯与引诱，轻信“坦白从宽”“立功受奖”一说，留下口供，留下笔录。“粑粑烫”的共产党就凭这些口供笔录，最后终于杀了他们。杨应森被判处死刑后他们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关在死牢陪宰。一天，趁监管人员不注意时我悄悄问他：“应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哟？”他无可奈何地道：“晓枫（我写文章的笔名），哪有什么组织啊，全是苦打成招，饥饿煎迫的结果。唉，在这个暴政压迫下，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死为净。你看，我全身哪儿不是伤痕。”语毕，仰天长叹（死牢有什么天？电网岗楼，四处眼睛，上是石板，下是地砖），一脸黯然。我解开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伤痕累累，天呀！谁能挺得住？周居正在狱中只见过一面。记得有次放风我在院里高唱电影《夜半歌声》插曲，他在监舍里回应我，然后一双戴着眼镜的明亮眼睛透过窗孔，向我表示致意。听说他被宣判死刑后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相信历史，永远跟共产党走!”
他们被处决后，我又和判处死缓的魏昭关在一起。他结案后仍戴着沉重脚镣，胆怯慎行不露口风。一次闲谈当知道我是筑路支队的“劳教右派”时，相互才拉近距离。他悄声问我：“为什么事关在这里？”我笑笑说：“不知道。”他又问：“判没有？是不是‘马列案’？”我道：“可能有些牵连。”“你承认没有？” “我承认什么？根本没有的事。”他“哦”了一声，不知是出于失悔还是为我侥幸，沉默了好几天后，才把他的手抄的判决书给我看。我看后问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实吗？”他摇头道：“根本不是事实。”我道：“不是事实怎么会写上，你上诉呀！”他战战惊惊，摇着脚上沉重的脚镣道：“你不见杨应生、周居正都杀了，我想死么？”我为了弄清事情真相，进一步问：“他们怎么审你？”他极小声地说：“一是骗，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还打得我吐血。”我听后骂了一句：“畜牲，真他妈的不是人。”不几天调监舍，我又和原是长寿县小学教员、判处无期徒刑的冉茂涵关在一起。经过私下交谈，他也是喊冤叫屈，审讯过程大体一致。1964年10月4日结案后，我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改造”，又结识了此案判死缓的陈仲伟(原重庆设备安装公司技工)，判无期的彭恢荣（原四川省犍为县粮食局会计），定案情况均为引诱胁迫与拷打，根本不存在什么“反革命”组织。
1980年底我“平反”回归报社，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出于“嘲弄”，不可明状的有一天我特地买上水果去省厅七处看望审讯此案的预审员李XX。见面后他极为尴尬，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才十分内疚的说：“晓枫，想不到你会来看我，不会介意当年吧？我病了，现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许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吧？”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们都是被历史捉弄的人啊！”但此时我并不知道这 “惊天大案”并未全部“平反”。后忙于工作和拚搏，直到2003年底才从朋友口中得知此案还是复盆，出于责任，出于道义，出于对共和国未尽的爱，我在天安门英雄碑前作过宣誓：“此案不平，死不瞑目！”
据我所知，为了还事实真相，法律良心，历史公正，这二十多年来除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不停地申诉上告外，当年与周居正一同从事地下工作的多位共产党员，以党性和良心也不停地向四川省高院、全国最高法院和中央负责同志写信申诉，但均为石沉大海，无一字回复。1998年中国监察报记者木子以《沉冤何时见青天》为题写了长篇报导，也没人理睬。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原重庆市中院刑庭庭长吴明先生，离休后担任特邀律师，他得知此案后向申诉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十余年来殚思竭虑，耗钱费时，八方奔走，四处呼吁，不计个人安危。通过各种方法，调看了此案全部卷宗，走访了还活着的当事人（包括那位出卖良心、出卖灵魂、提前摘去“右派”帽子的北京人姚XX），写下了数万言不可置疑的事实材料，分送给四川省和中央各相关司法部门，呼吁重新复查“依法纠正”但仍然黄鹤杳杳，冤案沉沉。为了说明冤案真相，我把他写的反证材料以及诸多共产党员与当事人写下的证词证言公诸于世，望能得到海内外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华人支持。冤案不平公理不昭，此屈不雪天理难容！
幸存者：成都日报社退休干部 黄泽荣（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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