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5日讯】余杰：好。嘉宾的讨论到一段落了。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在座的各位可以向章诒和老师和各位嘉宾提问。
一读者：我的父亲90岁了，他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他是一个老右派，第二个名字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第三个名字他是一个现行犯革命。听了大家的讨论，我才想起我的父亲。我父亲90岁高龄了，他有三个光荣的名字，到现在还没有摘掉这个帽子。为什么呢？三个名字的性质到现在没有落实政策。等我父亲真的在九泉之下，他不知道他女儿有没有这个机会，在这么一个场合替他说这一句话。
刚才那位先生的讲话我已经很感动了，我父亲受了这么多的打击。我讲一下童年的记忆，当时红卫兵造反派来我家，我很小很小，才几岁，我们家跪在地上一排，寒冬腊月，地都冻裂了。当时我们很穷，我父亲戴了三个高贵的帽子，我们家的生活非常贫困，地都冻裂了，我们跪在地上。当时，我父亲跟造反派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的小女儿非常小，能不能请她站起来，不要跪在地上，小孩病了怎么办？话没有说完，因为我很小，我没看见怎么把父亲打倒的，等我父亲抬起脸，我看见我父亲的眼睛，带着那么父爱的眼神瞅着女儿，父亲没有能力说这个情，让你站起来，你还跪在地上。这个细节让我对我父亲充满深爱和感激。我一直在想着这个事，记着这个事，在我心灵中一直抹不掉这个事。我父亲满脸是血，眼睛都淌血了，嘴角都在淌血，身上颤抖，他为我求这个情，因为他戴了三个光荣的帽子。
我没有高的文化程度，我们家是小小的一个家庭。我有时候也跟我父亲讲，老爷子你有三个光荣的名字，当时飞机都在等着你，为什么不回台湾？我老父亲说，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还爱我的国家，爱我的土地。就因为他一念之差没有上飞机，这坎坷的一辈子。我们这一家的生活一直到现在，坎坷得不能再坎坷。我想把这个历史写出来，老爷子受刺激了，他根本不让提，有的事情还是一点点渗漏一点点说。我希望这两本书一定要拿给老爷子看看，让他知道，社会不是他想像的那么封闭。实际上我父亲总说，我感谢共产党，实际上他在说假话，没人怎么揭穿他，没有办法揭穿他，实际上他就是在说假话。作为儿女，我们没有办法疏通他，让老爷子把一辈子的坎坷说出来，有一个历史的记载。我今天非常感动，我也没有什么水平，说不好，只能说这一点点。说到更痛苦的事情我更伤心了。
单晓鹏：我想问章老师，您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假设所谓老百姓被骗了或被愚弄了，您父亲这些人有自己思想的，有国外的背景，他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共产党，他们的初衷是什么？
章诒和：我肯定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不是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我父亲在文革的时候，给我详细回顾了他的一生，他一直让我替他活着，这是很明确的，你一定要替我活着。其实我处境一直很不好。他要把所有的选择一直都跟我讲了，他为什么到这一段选择这样一条路，到那样一段选择那样一条路。他最后跟我讲，他和中共的关系。我肯定会讲，但是不是用今天的方式，我会写出来。但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他有一句话：“把我和罗隆基我们这样一批人都加起来，绝对没有想到，共产党后来会变成这个样子。”
刘柠（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我对刚才两位老师的发言做一个补充。第一，姚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了我们跟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的关系、纠纷。2004年11月10日，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的APCE会议上，胡锦涛最后一次见到小泉，胡锦涛对小泉说，你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日本的反弹很大。第二天，日本第一大报就发表了这篇社论，开宗明义地说《我们如何以史为鉴》。邻国要求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此之前，我们先要研究一下邻国的历史性格是什么，在这样的国家从远到几千年封建帝王的历史，近到文革期间发生的历史罪恶，以及对于领袖的评价，对这些每三五天就有一个乾坤颠倒的变化，邻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此的一个国家，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们以史为鉴。我把社论翻译出来跟同行交流，大家认为很对啊。由于历史瓶颈关系，中日关系深深陷入了一个低谷，但我个人认为，中国作为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历史大国，在这上面应该给日本做出表率。我们应该检讨自己的历史，日本的历史认识确实也是有问题的，在这上面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只要历史问题依然成为制约两国关系的瓶颈的话，我觉得中国也要负起他的责任来。
一读者：我非常喜欢章老师这本书，我其中也读到像“天国”这样的词汇，我看到不止一次有算命先生的描述。我想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谈一下信仰的状况？
章诒和：我一直很孤立，我一个人生活，我必须要找一个支撑，这个支撑无论我父母活着还是死去，这个支撑是一个，他和他们那一代人。我在监狱里能够活下来，我觉得我有父母，其实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出了狱以后，所有的亲人全部都故去，就我一个人。但是我总觉得，他们在天上看着我，这个东西很顽强，有时候就觉得真是他们在天上，我还没有形成一个信仰，但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很重要，所以我所有的文章里，大概都有天国。以后香港出的第二本书序言里头也有天国，香港编了《往事并不如烟》系列，我写了一个总序，序里头也有天国，现在写的第三本里头也有天国。我觉得他们就在天堂看着我，所以我要去努力，非常简单，和信仰和宗教暂时还没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所以我很希望能够上去和他们团圆。
按你看着的现实你就活不了，要不然你怎么办，你看着天堂那么美丽，对我有期待，又深爱我，就能活下去，我的房间面对的就是我父亲的像，我暗自要跟他们说很多的话，如果这一段时间不够抓紧，我都要心里想，爸爸我很对不住你，这段时间我没有抓紧。我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姚仁杰：你是父亲很好的女儿，要天下的儿女都要像章诒和，所有的父母都会更高兴一些。
王东成：我是大学老师，常常能接触到青年学生，这个话可能跟老村做一个交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哪怕是很平庸的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他的学生给我的作业里有这样一种东西，文化大革命是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文化大革命很好，现在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被整过的知识分子充满对共产党的仇恨，歪曲文化大革命，我们家是贫下中农，我们文化大革命过得很好，一些青年学生的思想里有这个东西。包括反右，他们都在说，反右斗争，像章诒和的书给他们定为必读书目，这就是国民党新老遗少对共产党仇恨的发泄。所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观念非常重要，有的青年学生这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历史上许多帝王非常残酷，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同样推动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做了那些事情，也不失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些观念和事实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一读者：我爱反思和反省。最近看了一个人写的回忆，他被打成右派，回家看到孩子受到同学的欺负，他便去追那些小孩。别人说，多危险，你是劳改人员，到时候罪加一等。
我小的时候，我听说这家反革命，我们家三姐妹和他们兄弟小时候玩过家家好着呢，听说他们家是反革命以后，我哥哥姐姐说是不是要揭露什么，我才六岁多，我就跳到他们家外头的台子上，拿棍子挥舞着。那家的妈妈抱着刚生的孩子，什么没说就走了。我现在想，我就是罪犯啊。文革的时候，我妈妈被打成反革命，我老想跟她划清界线。后来回想，为什么去北大荒，其实就想跟家庭划清界线。有一天晚上，我拿到一本《牛氓》，看着看着，书中说“孩子，是你吗？”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的心就凉了——到这样还划不清界限，我知道这辈子不行了。文革时候林彪说，49年的孩子是最纯洁的，我是47年的。
后来我就带着这些想法就出国了。我后来到了国外，有一次我的大姨接待我，才告诉我很多家族的故事。我的舅舅是修滇缅公路的总队长，因为开会的时候和右派坐在一起吃饭也就成了右派。历史的反复，我舅舅已经习惯了，一会儿是反革命，一会儿是革命。
一读者：我刚才听了好多老师的发言，我也看过你们的书，文章也看过。我想提一个问题，2001年我上长江三峡游览，我以前对长江的印象非常好。我在长江坐游轮的时候，发现顺江飘下来七八具民工的尸体，当时我就问游船上的导游小姐，为什么有尸体飘下来，为什么没人捞一下。导游没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您看到的尸体就有幸，为什么呢？看到尸体就是等于看到棺材，“棺材”“棺材”，一“观”就发“财”了，您有发财的机会了。这些话成为导游词的一部分。刚才老师说的都是对历史的回忆，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中国同胞的冷漠、麻木，实际上对文革那会儿人和人互相的迫害，延续到现在，不管把人当做非人对待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都是中国的悲剧。我觉得记忆不光是记忆历史上的痛苦，而且应该记忆当代的痛苦，应该把中国的历史和记忆记下来，才能知道中国这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张大军：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发言，感谢章老师、感谢余杰，因为没有余杰，章老师也不会来。今天的活动是独立中文笔会主办的，希望朋友们以后多支持独立中文笔会的活动。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味书屋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由余杰整理完毕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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