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萧勤墨尔本报导）11月25日到12月1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将于文化名城墨尔本盛大召开。许多在当今华文世界享有盛名的文化人都将于年会期间，云集墨尔本，就中华文化以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命运挑战展开思想交锋，群策群议，并将面向公众举办“群英论坛”。为此，本报特地采访了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著名法学家袁红冰先生，请他介绍这一运动从发起、形成到目前阶段的有关详细情况。
记者（下简称记）：袁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宗旨、发起背景和具体行动计划。
袁红冰（下简称袁）：我04年出国以后，就与国内诗人杨春光（已故）谈及此愿。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再与诗人黄翔、仲维光交谈过。我们商量后，决定发起这样一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它的宗旨就是：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和自由的表达。具体行动计划包括设立一套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丛书。每年至少资助出版25部作品（现在已经开始出版了）。要把这一套作品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宏大的禁书系列。
另一个内容就是要做一个“生活在真实中”的活动，因为中国现在实际上是生活在谎言中。这个活动首先要编一套现代的中国自由精神史。因为近代的中国史实际上是被中共御用的史学家篡改了。事实上在当代的现代的中国，有许许多多自由思想者和独立写作者，他们精神价值和命运都已经被这些伪造的谎言和篡改的历史所淹没。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一套丛书，重新挖掘出属于自由人性的真实历史，有了真实的历史，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生活在现实中。我们还准备设立中国自由思想者和独立写作者的档案，特别是49年以来（当然近代的我们也会有一些），受到迫害的这些自由思想者和独立写作者，他们的事迹和作品。我们要力争挖掘出每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是不应该被历史忘却的。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另外我们准备设立十个奖项，包括创作奖，文学奖，行动奖等等。
11月25日的首届年会，会期6天。主题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使命，重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灵魂”。会议期间，将公布最后定稿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宣言》、《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行动纲要》、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名单，同时公布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评奖委员会、系列丛书编委会名单。
现在签名加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大约260余人。其中70％以上是中国的自由思想者和独立写作者，包括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维权领袖高智晟、焦国标、力虹；国外的有史学家辛灏年，经济学家何清涟，流亡诗人黄翔。聚集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而且是著作等身的自由思想者和独立写作者。在墨尔本召开会议的同时，还会召开全球的网络会议，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是大陆的，不能直接参与。这次会议，意味着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正式开始了自己创造历史的过程。
记：请问本次会议的会程是否已经确定？
袁： 本来预定这次与会的是100人，但由于中共方面的全力的阻挠，大陆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无法前来。比如已被中共逮捕的高智晟、力虹、严正学。其它的象东海一枭，川歌等人也被剥夺了出国的权力。所以原来预定的一百人的会议规模可能会缩小到5、60人。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在6天会程中，我们将举行一次面向公众的“群英演讲会”，主题就是“关注中国的苦难”。有关细节将在不久后公布。
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否是一个组织？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运动？
袁： 我们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场社会历史运动，是心灵的拯救运动，道德的重建运动，知识分子人格的重塑运动，高贵的文化精神的重建运动。这个运动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精神自由。
我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所创作出来的文化精神，对整个人类的命运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可是由于长久的失去了自由，我们这个民族反而成为了文化精神之外的存在。自由文化运动就是要重建高贵的中国自由文化精神。
有人问，我们这个运动的目标是不是反共，应该说，中共政权只能说是现实的剥夺人们精神自由的因素。但是要达到精神自由，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因素。我们更深刻的认为，要解决这个民族的真正危机，要从精神的层面上去做。反共是过程中的事，而且反共主要是反对它的精神独裁，因为这是万恶之源，是整个民族堕落的根源。
关于自由
记：现在有这样一种认识，随着中国现在经济开放，人们已经比以往自由很多了。自由已经不是主要的社会矛盾所在。而且要争取更大的自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您是不是过分强调自由文化运动的意义了？
袁： 有一位学者这样说，现在中共实施的实际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奴隶制。也就是说，中共在精神领域上实行的是奴隶制，而且这种奴隶制的专制统治，它的严酷性比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毫不逊色。中共现在的开放只是在非政治非精神领域的开放，而它对精神领域的控制极其严酷。而且由于中共它本身的精神腐败，它允许人们在腐败的基础上开放和自由。比如说中国的妓女在世界上是最多的，中国的黄色地下产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这些都是中共所允许甚至是刻意鼓励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畸形的所谓“自由”当作自由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确实是侮辱了自由。自由和堕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共放纵的只是堕落和人性的腐烂，而对于真正的自由从来都是施以严酷的手段。
最近传言逮捕高智晟、力虹、严学正先生的罪名都是煽动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就是以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入罪。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在没有任何自由。
记：自由这个名词是大家都很向往的,但我想对于自由的解释可能会有所不同。在我和一些人的交谈中，有人认为自由就是个体表达最充分化。自由文化运动又是怎样诠释“自由”？
袁： 把自由等同于绝对的个人主义是对自由的一种侮辱。自由本身是一个高贵的概念，是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概念。如果从哲学层次上讲，自由实际上就是对宿命的超越，是对永恒和无限的超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只能有一点是绝对的，就是精神上的自由是绝对的。把这种精神上的自由理解为个人的绝对自由，个人的绝对主义或者是个人私利至上主义，这是对自由的侮辱也是误解。因为我们人活在世上，除了个体之外，还有个体之间的关系。所以人活在世上，应该有两个观念：一是独立自主的观念，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人，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人；另外一个是要有共和的观念，因为世界是不仅仅是属于你的，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互相之间要有利他主义。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一定是具有伟大的利他主义情怀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了解了高贵的自由的真谛。
记：有人认为，自由是个西方概念的东西，中国五千年来都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中国人从来没有自由过。这个问题并不是今天才这么严重。
袁： 自由永远都是人们要争取的目标，都是人们不可最终获得的珍宝，就像地平线一样永远魅惑着我们前进的步伐。对自由的追求是整个人类的事业，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一定会向往自由。
中国人为了追求自由，付出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民族都更为沉重的代价，中国人为了自由而流的血，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最惊心动魄的。但并不是说中国人就不能够理解自由，我恰恰认为，正因为中国人为了自由所承受了太多民族的苦难，人性的苦难，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对自由的热爱才是最炽烈的。我相信有一天，中国人真正获得自由的那一天，从中国人所产生的精神财富里，一定会感受到一种对自由的全新的理解，一种最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一定会超越以往所有对自由的理解，包括西方世界对自由的理解。因为它是用最深重的人性的苦难来换得的。
中国的历史上，是有一些很专制的时期，但也有一些思想上很开明的时期，在相当多的朝代里，文化的氛围都是很自由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唐朝了。它的那种兼容并蓄，儒释道共存；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都是非常灿烂的时期。尽管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处于专制背景之下，但是这种专制背景有的时候在文化和精神的领域是很弱化的。而共产党建政以后，这种对人民精神的禁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酷的。它不仅用屠杀、监禁、流放来摧残自由知识分子，它更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国教，彻底把中国人的头脑殖民地化，把中国实际上变成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这种殖民统治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这种极端的统治使中国的文化面临断绝的境地，就像黄河已经断流了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实际上也已经断流了，中国作为一种物质它还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已经消失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中国文化现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拯救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文化。
我们这个运动的灵魂在于它的创造性，而不是简单的复古怀旧。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致命的弱点就在于丧失了创造性，他们只懂得向西方世界乞讨真理，结果乞讨回来的是西方世界最坏最邪恶的理论，并且用铁血的方式使中国彻底全面西化（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由此失去了自已 。
我们创造的基点有三个，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二是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命运挑战，三是中国由于失去了自由而承受的无边无尽的人性的苦难。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自由文化运动，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命运挑战给予我们极其强烈的现实感，如果能够把我们所承受的苦难升华成为精神财富，我们就是创造了。
记：五四运动时，学生们就是因为找不到出路才提出了全盘西化的思潮，经过了百年挣扎之后，我们今天在思考民族命运的时候为什么还是要找回我们的传统文化呢？
袁：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确实是有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人们彻底抛弃它以后才意识到这种抛弃是多么的错误，然而命运的打击已经让中国人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一点。第二，站在民族失败主义的基点上去向外部世界乞讨真理，你乞讨到的首先是耻辱。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都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向先进的思想学习，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成员
记：加入自由文化运动有什么条件限制吗？可否从年龄、背景等方面描述一下这个运动中的成员？
袁：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没有加入条件和资格的限制，只要你认同我们的宗旨，就可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而且义务只有一个，就是“自由地创作，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表达”。虽然我们不要求有作品，但目前加入的都是著作等身的大知识分子。我们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我们与世界上所有类似的文化机构、运动都是平行的。它的范畴不仅限于文学，而是思想、政治、哲学、经济、史学全方位的，只要是精神领域的都包括了。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自由精神运动。
现在已经签名加入的人士中，他们当中有一些年龄很大的知识分子，像林牧先生（已故），党治国先生，他们都已是七八十高龄；然后是四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黄翔、严正学；五十年代出生的有仲维光、辛灏年、何清涟（可能）还有我；六十年代出生的有高智晟、力虹，最年轻的是七十年代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八十年代出生的成员。从年龄段上说，主体上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基本上涵盖了现在还在现实中的所有年龄层次的知识分子。
从背景来说，有原中共体制内，之后又与中共彻底决裂，然后成为民主自由思想领军人物的林牧先生；有78年民主墙的揭幕人黄翔先生、徐文立先生、任宛町先生；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比较活跃时期涌现出的一批诗人、自由知识分子和学者；有六四时期的学生代表，如蒋品超等。
从学科上来说，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集合了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和一批很有名的政论家。
所以总的来说，从精神领域的布局、年龄层次、社会发展进程的衔接性来看，我认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都是极其具有生命力的。我们不排斥任何人。而且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也不是根据职业划分的。我们认为，凡是以精神领域作为自己事业，作为自己生命意义的主体的人，都可称为知识分子。
记：您认为参加的人士就能代表这种自由精神吗？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呢？
袁： 回顾中国近代史，57年，有一大批勇敢的追求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凋残了，死去了，代表人物就是林昭。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又一次遭到了摧残。89.64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知识分子整体进入堕落状态，一个彻底物欲化的状态，一个丧失了作为社会良心资格的状态。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是整个民族堕落的先导了。如果说物质世界的堕落是从精神层次开始的，那么整个中国人群的堕落就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知识分子面临着一场自我救赎。但是在知识分子整体堕落的过程中，确实是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创作出了极其了不起的精神财富和精神价值。就像今天加入自由文化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无论从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到政治学……他们所创作出来的精神财富，是整个中国近代史中的瑰宝。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现在，从我们已经出版已经正准备推出的这一系列丛书来看，我可以更加坚定的相信，这一批人，他们是中国现代精神的真正代表。对于我这个结论，将由他们的作品来作证。
记：目前的投稿情况怎么样？
袁： 如果不是我们比较严格的选择，我们得到的书稿是太多了。
我们即将出版的一部作品是描写广西文革惨案的。你看了以后，会感到惊心动魄。我们还有一本书是原中共高级军官，他写的一部60万字的历史巨著。这本书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也会推出。这本书对中共内部的腐败堕落，中国民族的堕落，中国文化精神的堕落的揭露太震撼人心了。所以我认为参加自由文化运动的这批人，他们确实代表了中国高贵的自由文化精神。还是那句话，我的这个结论，将由他们的作品来作证。
记：从您的谈话中我们看到，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的精神差异是很大的，同样的国土，同样的历史，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会造就差异这么大的人群呢？
袁： 这说明中国这块国土，是有巨大的生命潜力的。是有着巨大的向往真、善、美的能力的。无论专制对人们自由的摧残是多么的深刻，但是我相信，自由的人性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记：这个运动目前的主要形式体现在海外，将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对中国大陆产生影响？
袁： 这个运动的主体，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中国大陆，他们通过互联网，这个专制思想的天敌，比如在我们的自由圣火网站上成为发表他们自己作品的园地，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网站，上面刊登文学、史学、经济、政论各个领域的文章，从而能够在中国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当然还有很多海外网站如看中国、大纪元都是在国内非常著名的网站。
记：如您所说，中共专制是导致中国人民丧失精神自由的原因，您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可以从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了吗？
袁： 应该说是已经到了必须解脱出来的时候。对于这个民族来说，继续生存在不自由的状态之下，继续生存在精神专制之中，这个民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就要彻底的消失掉了。因此为了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继续存在下去，为了使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不在我们这一代消失，彻底的被消灭掉，我们必须得展开这次自由文化运动。中国必须在这个时候获得精神自由。
记：许多中国的文化精英在历次运动中都凋残了。而我看到在推动这个运动的成员当中，很多都是中国近代苦难的见证人，幸存者，这些人发起了这一自由文化运动。请谈一谈您的感受。
袁： 是的，我们是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我们常说，最终，自由是艰难的，高贵是艰难的。但是我们为了创造一种新的伟大的文化精神，我们必须承受这些艰难，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次艰难，放弃了中国这次自我精神拯救运动，我们感到中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很可能它就消失了。我们并不是在拯救一个注定要消失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是在拯救我们自己的心灵。打开现在中国人的心灵，里面有诡诈有绝对的私利，哪里还找得到高贵、利他和侠义？人和人之间真诚的爱，那种超越自我的对人类的普遍的关爱等等这些高贵的精神，都和现在的中国人的心无关，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承担中国精神救赎的责任的话，那么我们活着，还不如死了。
记：你们在发起和推动这次自由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袁： 困难总是有的，从目前来看，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但是最主要的困难还是来自于中国人的民族人格的堕落。我们的自由文化运动从提出到今天，每走一步都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有的是来自专制体制上的阻挠，比如开会不让出来，把高智晟先生逮捕起来，剥夺了很多人的出国权力。但是我们遇到的最让我感到痛苦的艰难是来自中国民族人格的堕落。他们有些人对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诅咒和攻击，那种恶意让顽石都为之震撼，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嫉妒。所以有一个外国小说家早就说过，这是人类一种最丑恶的心态，而很不幸的，中国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心在嫉妒中死了。所以如果说遇到什么最大的艰难，就是中国民族人格的堕落，在相当程度上我意识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最终极的敌人就是堕落的腐烂的民族人格。我们与之搏斗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自由文化运动最艰难的进程，而我们一旦获得胜利的时候，一定是对这种堕落人格的胜利，一定会有一个新的高贵、自由、美丽的民族人格从自由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
记：要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战胜这种堕落的人格呢？
袁： 就是通过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自由的表达所产生的精神成果，精神领域的东西只能用精神成果加以再生。我们将推出的史学作品、文学作品等等，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精神的力量，是我们重新塑造一个民族人格、重建中国人的道德形象、重建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内涵的价值基础。我们就是要通过自由的创作、自由的表达，自由的思想产生越来越多的精神成果，从而产生文化上的自由的精神，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性复苏的过程。我相信这样一个过程一定会产生极其丰饶的精神成果，而这种精神成果是中国进行自我精神拯救的唯一道路和依托。
在推动自由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有困难，但更有感动。我们的自由文化运动得到了一些华人企业家的真诚资助。你可以看到无论是颁发自由文化奖也好，支持出版书籍也好，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这些资金全部是来自华人企业家和商业家。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图，也没有任何个人私利，他们只是基于对中国自由文化的热恋，因为他们深刻的意识到，如果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灭亡了，即使他们是商人，也同样感到悲哀，因为他们身体内同样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血液。这也是让我感到有信心的一点，我们的自由文化运动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华人的理解，而且我相信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不会在历史上消失的，而且只能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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