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采访报导)中国媒体报导，广东省去年共查处220宗百万元以上的经济大案，被查处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有32７多人，挽回经济损失近13亿元。
上述消息来自《南方日报》16号的一篇报导。报导虽短，人们不难管中窥豹，从中看到广东官场贪腐的严重性，但这篇报导试图给人们留下一个更为突出的印象是：广东省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骄人成绩。
贵州自由撰稿人曾宁说，在广东，人们对权钱交易已经司空见惯；在全国，广东省官场的腐败比较突出，而广东省反腐工作的成绩却没有那么突出──
曾宁：“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在最前面的省市，广东的市场经济应该说是全国非常发达的一个省。在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实际上，广东地方的腐败问题在全国各省市应该是名列前茅，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广东省的反腐工作远远落后于其他一些反腐的大省。
原因的话，我的看法和分析的是由于广东的权钱交易、收受贿赂、收受红包，这些现象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已经把它常态化了，就是说广东地方的人们把这些在内地看来是腐败，甚至是非常腐败的一些现象，已经把它看成是非常正常的一些人与人之间，包括生意人和政府之间互相交往的一种正常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广东的反腐工作应该说是远远落后于其他省市。”
《南方日报》16号的相关报导提到，2005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要求反腐工作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对此，曾宁表示，“标本兼治”这个提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在中国做不到──
曾宁：“在现在目前中国大陆这样一种体制下面，要想真正的做到“标本兼治”解决腐败问题，我想是不可能的。作为最高执政当局，本身也并不一定很清醒的意识到怎样才能有效政党的监督，要有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因为只有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它才是一种有效的监督。还有就是传媒、媒体、自由舆论对执政者、对执政党的监督，没有自由的传媒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做到对执政者的监督。”
曾宁认为，所谓“综合治理”，目前还停留在理论上──
曾宁：““综合治理”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多管齐下，要靠综合的因素来发挥作用，既要从教育上着手、从意识型态上着手、从提高人们自觉的觉悟上着手，同时要强调进行有效的监督，又强调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变革，从制度上杜绝腐败。
但是这些更多的一方面是学术界、舆论界、思想界有一些停留在理论层面，纯理论层面上的探讨，提出来的一些方略，执政者当中的最高层里面有一部分人，也是从纯理论的这样一种角度提出来所谓的“综合治理”，当这些所谓的“综合治理”措施一旦要落实到具体的反腐败的政策层面上，或执行实施层面上的时候，这些就全部变成了空话、假话、大话。”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大学教授朱永德，分析了与中国官场腐败相关的三个因素──
朱永德：“一个因素当然是中国传统官场的问题，中国过去讲九官一富，你这个当了权的人就可以在权力之下用各种的方便去赚钱。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官员待遇太差，所以现在中共政权的官员实际的收入相当的差，那么他实际上需要有生活的问题，不但是要一种保证，而且要达到某一种水平，这是第二个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制度的问题，你刚刚提到的，那么现在你讲到一党专政没有监督，这个有关系；中国的新闻不够自由，它没有新闻的监督，这也是一个问题。”
《南方日报》１６号的报导有一句话很耐咀嚼：２００５年广东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几千宗案件，没有出现一起冤假错案”。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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