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3日讯】
从小唱的歌
想起小时候(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会唱很多歌。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喜欢唱歌﹐带得我和弟弟们都喜欢唱歌。除了一小部分是民歌之外﹐我们那时唱的歌﹐主要是“革命歌曲”﹐都在两本歌曲集上﹐名字叫做《战地新歌》。我在上小学期间﹐把邻居家的这两本歌都翻烂了﹐好多歌都会唱。记得我一直对这个名字不理解﹕战场是那么残酷的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多歌﹖何况里面多数的歌都与战场没关系。小孩子哪里知道那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整人﹑吃人的战场。
妈妈的日子过得很辛苦。经常我们一顿饭就吃一锅煮红薯了事。妈妈常说﹐有红薯吃不错了﹐闹饥荒那三年﹐饿死多少人﹗有很多人吃白鳝泥(四川的一种泥土)﹐吃了肚子胀都拉不出屎来。我们姐弟几个﹐虽然嘴馋﹐倒还懂事。买不起柴火和煤炭﹐妈妈把厂里装进料的撕坏了的纸箱﹑纸盒拿回家来抵柴火使用。我从小就要用这些替代品烧饭。但是由于不是木柴﹐架不起来﹐常常饭煮到一半灶里就塌火了﹐锅里的饭就不容易煮熟。妈妈忙里忙外的﹐见我不顶用﹐急躁得不停的责备我。我也弄的很紧张﹐越紧张﹐就越烧不好火。 就这样﹐妈妈也有很开朗的时候。她喜欢唱歌﹐不过可唱的歌真是单一﹐全都是共产党的文艺部门搞出来的歌﹐我甚至以为这世界上只有这种歌了。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个时代﹐或者说这个党真的很荒谬。他们自己在文革以前创作出来的歌颂党文化的歌曲﹐到文革时居然全部禁止了。到我上小学时全国除了战地新歌之外只唱八个样板戏。样板戏的名字也很奇怪﹐叫“革命现代京剧”。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加“革命”两个字﹐但是因为这两个字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每个单位有“革命委员会”﹐连我就读的小学校也有革命委员会﹐经常要高呼“革命领袖”万岁﹐大孩子们全都是“革命小将”﹐当兵的都是“革命战士”﹐太多了。似乎一切都可以加上“革命”两个字﹐这样一来﹐我即使不明白﹐也就不会去请教任何人﹐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那时的捌亿中国人民都没有去深究过﹐这个词有些什么涵意﹐因为课本里面也不讲﹐就好象课本里不讲“吃饭”这个词的含义一样。妈妈唱的那些歌曲﹐都叫“革命歌曲”。在我们那些小孩子心目中﹐只道既然人人都讲革命好﹐那么这个“革命”一定是个好东西。既然“革命”好﹐为什么又叫“战地新歌”呢﹖小孩子们是真的不知道“革命”与“战斗”的关系吧。
我跟妈妈学了很多歌。还记得有一首歌的内容是忆苦思甜的﹐讲过去农民如何苦﹐地主如何坏﹐今天的生活如何好。歌词写到苦的地方很悲惨﹕“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地主逼债﹐抢走了我的娘”。我妈妈有时边织毛衣边唱﹐丝毫没唱出那种悲惨的味道来﹐仿佛只是嘴里需要哼哼曲调。不过唱不出来感情﹐不等于不相信。我妈妈和我都丝毫不怀疑歌词内容是“真”的﹐那个“旧社会”遍地都是这种地主。
到我上初中的时候﹐1976年以后﹐这个国家突然开始放一些人们很喜欢看的电影﹐比如《刘三姐》﹑《洪胡赤卫队》。尤其是《刘三姐》﹐人人都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已经整整十年了﹐没有出现过有爱情和婚姻的影子的电影或小说。什么叫没有出现过影子﹖就是电影和小说的人物全部清一色是孤男和寡女。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一律没有女朋友或妻子﹐女的一律没有男朋友或丈夫。不仅是年轻人才作此安排﹐故事中已经有下一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也不例外。那时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很奇怪﹐为什么文艺作品中的人跟生活中的人过得不一样。后来突然开始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才听说这些都是江青这个坏人干的。那时我已经15岁了﹐在学校必须要写很多批判“四人帮”的作文﹐尽管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写作文﹐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但是却不怎么看得懂。后来才明白﹐那时我们老百姓能够看到的东西都是改编过的﹐要掩盖很多事实﹐又要达到那个意图控制人民思想意识的势力的政治目的。这着实很难﹐所以改得面目全非的东西﹐不要说中学生看不懂﹐教师们也未必看得懂。
这些资料﹐翻来复去只想说一件事﹕十年文革 浩劫全是江青干的﹐跟毛泽东没关系。我当时想﹕江青怎么那么坏﹖甚至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管不了她﹐任由她把他的那么多老战友整死﹐还死得那么悲惨。我们一家人在饭桌上议论过这件事﹐我爸爸妈妈在他们各自的单位(工厂)里是行政干部﹐他们也觉得这个事情无法想象是怎样发生的。我心里委实为那些被打倒的﹑甚至被整死的毛的“亲密战友们”大大的不值。
但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照旧丝毫都不怀疑这些资料内容的。可以说﹐我们一家人﹐还有象我们一家人一样的家庭﹐不可能不相信这些资料﹐这些是我们被灌输的唯一的东西。而且我们受到的唯一的教育﹐还做到了让我们认同被灌输。在作文中﹐我会自觉的在免费发给的宣传品上照抄下一句“我们的学校应该给学生灌输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看刘三姐斗地主
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多人酷爱的扑克游戏﹐叫“斗地主”﹐不少人用来赌博。游戏的人们频繁的用这个叫法﹐不知道或者是忘记了那一段对所有地主家庭来说恐怖之极的历史。人们却都能回忆起来过去的文艺作品中﹐有一个不变的背景﹐这就是“斗地主”。
也许是十年文革的文艺作品﹐过于违反人性了﹐当《刘三姐》播出时﹐我们那个小城的人疯狂了。电影票很便宜﹐多数人都看得起好几场﹐于是真的就普遍的都看了好几场。我听说过最多的一个人看了十四场﹐还听说有一个人看的精神失常了﹐要扑进银幕找刘三姐。我自己看了两场﹐学会了刘三姐唱的大多数的歌。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觉得刘三姐太美了﹐与她相恋的阿牛也不错。等到我几年前又看刘三姐的影碟﹐发现自己已经不觉得她美了。但是对于十年没看到过穿裙子的女性﹑没看到过爱情故事﹑甚至仿佛都不应该结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刘三姐就足以令众人疯狂了﹐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民歌呢﹗
那几年﹐我们大多数人都唱刘三姐的山歌﹐唱得如痴如醉。应该说﹐歌词大多都很好﹐具足了民谣特色。可惜的是﹐剧作者不得不把一部爱情剧﹑民歌剧建筑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现在看来﹐这部电影创作困扰及其在“文革十年中”被封杀的遭遇﹐又一次说明这个邪党的反人性﹕不仅不能表现纯生活的与感情的主题﹐而且就因为电影里有谈恋爱的情节与情歌使得电影遭多年封杀。艺术家在创作时已经跟邪恶的标准做了最大的妥协﹕阿牛爱上刘三姐﹐不仅因为刘三姐唱歌唱得好﹐还因为刘三姐敢跟地主斗。但是还是不行。
电影上的地主 总是又可恶又可笑的恶霸﹐令年幼的我感到很恐怖。 不过﹐当时最让我感到恐怖的地主是四川的刘文彩。他的收租院总是大斗进﹐小斗出﹐可恶的盘剥农民。而且他的庞大的院子里还设了水牢﹐将交不起地租的﹑或者敢于抗争的农民关进水牢。在我的印象中﹐刘文彩似乎每天都带着一群打手去农民家抢粮﹐他的牢房里每天都在拷打农民。我妈妈看到讲刘文彩的故事时﹐总是说﹕“这个人太坏了﹗”
我真的觉得“解放前”的农民太苦了﹐用当时流行的“暗无天日”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真不知到我的外婆和奶奶他们以前怎么活下来的﹗我问过外婆﹐她们那里的地主有多坏﹖外婆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那个地主不坏﹐有好几个儿子﹐但是他和儿子们都要劳动。对农民也还比较公道。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与那时的流行语“天下乌鸦一般黑”(形容所有的地主一样坏)不同﹐还有不黑的乌鸦。我感到我外婆一家真幸运﹐遇到好的地主。
近年来﹐刘文彩的宣传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真相﹕水牢根本不是刘文彩设的﹐而是当地县委捏造出来的﹔宣传中的一些刘文彩的恶霸行为﹐当地老居民都表示没听说过。大陆的电视也播出了真相调查。尽管出现了那么多不合理的事情﹐我们还是不怀疑我们被灌输的东西﹐相信这个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无庸置疑﹐多年的﹑全方位的﹑唯一垄断的宣传﹑说教﹐以及我们年复一年唱诵的﹑唯一一种被 给予的歌曲﹐使得我们即使对那些歌词无动于衷﹐但却无条件的﹑想也不用想的相信这个党及其头子。
令我惊奇的北京人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惊奇的发现北京人懂得那么多政治内幕以及小道消息﹐发现他们似乎不象我们一样相信那么多。他们不容易被感召﹐被政治煽情的东西感动﹐他们读政治新闻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读出了很多我读不出来的背后的﹑然而却一般来说是真实的内容。参加工作以后﹐遇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更发现他们把这个党看得一点也不光荣﹑正派﹑体面﹐似乎里面的人都是些狐朋狗党﹐不值得付出自己的一点敬意。
当时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同年去的十几个四川老乡﹐常在周末聚一起娱乐﹐吃点零食﹐边弹吉它边唱歌。我发现班上有十个北京人﹐几乎都不喜欢或不会唱歌﹐而我们四川去的同学却差不多个个会唱。现在我才能解释这种现象﹕北京人知道一点真相﹐知道歌词是骗人的﹐所以没兴趣唱﹐也许总唱会感到恶心。毕竟《战地新歌》里 是骗人感情抒情歌曲﹐遥远的四川的老百姓只知道被灌输的东西﹐已经被训练的很自然的用很不自然的这种歌曲来抒发情绪。到后来流行卡拉OK时﹐北京的卡拉OK厅 也大多都是外地去的人在唱歌。看来并不是北京人没有歌唱天性﹐而是多年邪恶的精神和文化专制抑制了北京人的天性。
后来我又经历了六四运动中年轻人的爱国激情以及其后的失望﹐更切身体会了身为法轮功学员所遭遇的迫害。读了《 九评共产党》﹐我明白了很多过去不明白的东西﹐清楚的看到我过去几十年中精神与思想被扭曲到不正常的地步。有两点特别能说明这种不正常﹕第一﹐六四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过了几年﹐我下海经商﹐看到独联体国家 ﹐ 因社会转型而遇到物资紧缺﹐轻工业品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我还想﹐看来我们国家真的需要稳定。似乎学生们失去生命就是因为妨碍了“安定团结”﹐而因为中国的市面上出现大量的廉价物资﹐共产党杀学生就成了有理了﹗ 第二﹐我因为不放弃炼法轮功被捕入狱后﹐一度被来做转化的人的态度所感动﹐竟然开始认为因为我们坚持炼功﹐使得国家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干预﹐因而我应该为国家着想。想想这是多么荒谬的事﹗从一方面来看﹐是在愚民政策统治下受训为把党和国视为一体﹔从另一方面看﹐是受迫害者为迫害者找理由。出现这种扭曲的思维方式﹐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为精神与思想的奴隶﹗
我妈妈尽管看到我受到的迫害﹐还是不敢质疑共产党。她宁可把所有的罪恶想成是下面的的干部造成的﹐而不敢去想是党和它的领导人的罪恶。
近年来﹐刘文彩的宣传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真相﹕水牢根本不是刘文彩设的﹐而是当地县委捏造出来的﹔宣传中的一些刘文彩的恶霸行为﹐当地老居民都表示没听说过。大陆的电视也播出了真相调查。当我和妈妈讨论到这件事反映出的共邪统治的本质时﹐她表现出不愿意面对这么复杂的现象﹐仿佛当年她的义愤被欺骗没什么了不起。不仅我妈妈这样﹐我发现几乎所有北京以外的地方的平民百姓﹐不管其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普遍保持这种想法。以至于当几年前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人群﹐人们感到无助时﹐转向寻求毛的保祐。也许被蒙蔽的人民觉得毛至少做到了让所有人一样穷吧﹐当他们贫穷时没有富人在面前作威作福﹔也许当初也不甘于贫穷﹐但是当无法改变命运而濒于绝望时﹐只好祈求在均贫穷的环境里有好一点面子吧﹗毕竟当没有富人在视野内时﹐穷也就穷得没那么局促吧﹗
我说的平民百姓包括了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个人群是被蒙蔽的最厉害的。他们既没有私下的信息来源﹐也没有获得去质询当局的能力和动力。他们普遍只知道自己的顶头上司是怎么回事﹐也听说过顶头上司的上司的事﹐或者关于本地官员的传闻﹐但那也没什么意义﹐因为那些人只在文件上出现一个名字﹐其它地方都不见人影。这些平民百姓也一点不可能与他们有对话的机会。而在宣传中无时不在的中央领导人﹐对他们来说都象看不到﹑摸不着的传说一样﹐甚至不知他们是否需要吃喝拉撒。而那个传说也很精练﹐以至于完全没有具体内容﹐很象广告宣传模式。一个国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用这种方式统治人民﹐也真是非夷所思。但是并不是说因为大大小小的领导人都见不着面﹐平民百姓就很有自由的空间。要知道他们一旦有不合适的言论或行为﹐就会有很多人﹑方面来给他们以足够的打击﹐革命委员会﹑派出所﹑居民委员会﹑所在单位﹐等等。
我妈妈她们那一代人都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被灌输的是﹕中国是人民最幸福的国家﹐中国人民有责任拯救生活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1979年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也都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如此富有﹐但是大多数人思想已经比较固定了﹐仍愿意相信中国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有钱﹐但是有很多社会问题的。
总的说来﹐老百姓已经习惯受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就象六四民主运动以后﹐宣传机器刻意的渲染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从不提俄罗斯在民主与法制方面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成功的让普通老百姓认为﹕还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英明﹐没有象俄罗斯那样搞得乱糟糟的﹐我们现在能有吃有穿﹑买得起电视机﹐多么幸运﹗为了保住这个幸运﹐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在共产党划定的框架之内思想和行动﹐就象《九评共产党》说的﹐他们给自己划定了比共产党给的还要小的框框。专制的暴政统治﹐总有不少的一部分人要遭灾的。当别人遭灾时﹐他们为了守住自己的“幸运”﹐就作出假装没看到的样子。实在不得不面对时﹐他们就首先责怪受难者自己不小心得罪了共产党。有些比较善良的人就在私下里表示同情和愤怒。当然也总是有见义勇为的 人中之杰﹐愿意施以援手。但是老百姓们总是会看到这样一幕悲剧一次又一次重演﹕共产党重刑打击敢于不俯首贴耳的志士。迄今为止的历史总是教育中国人民﹐不要跟共产党对着干。哪怕要做牛做马﹐做走狗﹐要你做﹐你就做吧。
当然﹐众所周知﹐历史已经改变了﹕为数众多﹑布满中华大地以及全球七十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顶着六年的巨难﹐仍然用善良﹑和平的方式讲真相﹐制止迫害。这道闪光的道德标杆﹐使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到了中华文明重建辉煌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正义之士﹑有识之士加入到退党﹑退团﹑退队的勇敢者行列中﹐正气长﹑邪气消的过程早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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