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1日讯】郭飞熊律师终于出狱了，从表面上看，太石村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这次事件显露出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好好反思整理，使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历程中发挥持续的影响力。
这次事件的核心是维权，民众通过合法、理性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这一事件所透显出来的民众权利在当今中国的际遇，则具有典型性，它非常生动地展现出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阶段。为了对这一现状进行深入的剖析，我们很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中共政权的特质。
决定一个政权特质的是它的合法性建构，也就是意识形态。所谓合法性，是指拥有并行使某种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依据，它决定了一个政权拥有什么样的政治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此种政治权力，前者涉及到政治权力的来源和界限，后者涉及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任何政权都必定要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否则其对政治权力的拥有和行使就没有依据。合法性构成政权的本质特征，一种政权与另外一种政权的异同，根本来说是合法性建构的异同。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言说系统。
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是一种道德合法性，其精义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是具有最高道德的人；反过来说，具有最高道德的人，也应该、同时必定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合法性建构直接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极权政治传统。中国的极权政治由秦始皇肇其端，但它的合法性建构则在两汉时期，其思想资源来自儒学。先秦儒学已有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论述，如荀子说的“非圣人莫之能王”，《中庸》说的“大德必得其位”、“大德者必受命”，等等。到了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将这种政治学说加以形而上学论证，使之更具思辩性，其思想结构由天、圣人、民组成：天是万物的主宰，它体现一种必然性，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违背天的意愿；它还具有合理性，它所施行的一切号令都是最合理的；它还具有最高的道德，体现出最强的伦理性，其所为都在万物之生育长养上，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圣人则是与天同德的人，正因为其与天同德，所以“天佑而子之”，使之为天子，替天行道，代替天来为人间的主宰，所谓“德侔天地者称皇帝”。民者，“瞑也”，民众是需要圣人来为之做主的人，所谓“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作之君，即养民；作之师，即教民、导民，“驱而之善。”贯穿这个思想结构的核心，就是道德，道德是天之所以为天、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民之所以为民的终极依据，也因此成为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制度的终极依据。
既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是具有最高道德的人，所以君权独尊就成为必然，否则的话，就会面临逻辑上的困境。西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及由此而至的“天下”观念的形成，使这种君权独尊获得事实上的支撑，否则，如果有一个平行的他者存在，那么这种道德合法性也不能成立。所以君王都特别强调“王者无外”、“人心无外”，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一种以道德作为合法性依据的政治制度，就是中国式的专制极权，其表现就是君权独尊，其理想的治理方式就是“以德治国”，犹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在西汉形成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就是在这种变（不断的改朝换代）和不变（一样的政治模式、一样的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中，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传统。中共夺取政权，尽管可以找出很多具体的历史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惯性使然。
这种文化传统的核心精神是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极权专制。尽管传统道德经过晚清西方文明的激荡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已经不复挺立如前，但很快一种新的，据说更先进、更科学的道德体系代替了传统道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的批判仅仅停留在旧道德的层面，并没有深入到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这个传统文化的骨髓，因此，当一种新道德代替了旧道德，以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依据这一传统精神立即重新焕发生机，并相应地建立起了与皇权具有本质类似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对于传统极权专制的继承昭然可见，不用说具体的政治体制与从前的君权独尊何其相似，只从思想结构来说，从前的“天”现在成了“唯物主义”，但其精神内核则一仍旧贯，均以合理性、必然性为郜的；从前的“圣人“现在成了“大救星“，民众则还是如从前一样，是德位同一者“全心全意”服务的对象，而“以德治国”则在前几年还被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公然提倡。
“以德治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道德的普遍性诉求：只有将所有的民众进行道德重塑、整合到一个共同的价值系统中以后，以德治国才有可能，政治的道德合法性也才能够自洽。中共历史上的历次运动，不管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道德整肃，目的就是达到现代“王者无外”、“人心无外”的效果。而“人民”这个几乎只具有政治含义的概念，则既指称道德整肃的物件，也标示着道德整肃的效应：只有经过整肃以后、已经归顺到了中共价值系统中的人，才可以叫“人民”，否则就是“与人民为敌”。
如果说道德具有内在的普遍性诉求的话，那么与之相反，权利的一个最典型的特质就是其个体差异性。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只要是发自于内心，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因此，权利的体现必定是个体的、差异的。正是因为这样，任何奉行以德治国的极权专制，其存在和运作，都必然以消解个人权利、消弭个体的差异性为前提。中共也不例外，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这种消解个体差异性的工作即已开始，随着它的日益壮大，这样的工作在规模和程度上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文革时期的全国民众穿同样的衣服、看同样的戏剧电影、说同样的话、只能有同样的思想等等，都是这种工作的生动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道德作为合法性依据的极权专制，天然地与权利为敌，天然地容不下任何权利。这样的政权必须要塑造一个完美的道德人格，从前是“道大德全”的圣人，后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救星和先锋队，可是，由于人的有限性，这样的道德人格永远都不具有现实性，唯有通过谎言来塑造。这样的谎言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神话，将皇帝说成是“天子”。当人类的理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神话消淡，就剩下赤裸裸的谎言了。（想想我们上个世纪的造神运动！）。赤裸裸的谎言已经失去了神话的魅惑，于是暴力便越来越派上用场。可是权利由于其真实性，由于其个体的差异性，它在任何时候的出现，都会像针尖一样戳穿道德谎言的肥皂泡。为了维护这个道德谎言不破裂，控制舆论就成为必须。可以说，对舆论的控制就是为了说谎，就是为了让谎言不被戳穿。而控制舆论，又是对人的权利的直接侵犯。
如果中国一直维持“天下”的格局，一直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闭关锁国政策，自绝于世界，继续“天下”的迷梦，那么，这样的专制极权还会保持其自身的一致性，还会延续下去。可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坚冰破裂，并逐步瓦解。改革开放赋予了追求富裕以正当性，其实就是承认了权利中最重要的财产权为正当。中共从此开始背叛它自己，民众也从此开始寻求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如果我们将肇始于鸦片战争的中国近代史看作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其实质是消灭君权、争取人权的话，那么，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重新接续上了这段历史，继续开始远远还没有完成的中国社会转型。在更大规模、更高水准的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可以说，这一过程是绝对不可逆的，再也不会出现像从前那样的全面的反复。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共也制定了许多法律，来保障权利的落实。可是，由于其专制极权的政治性质没有任何变化，从其自身逻辑出发，它对权利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它依然与权利为敌，那些法律规章也蜕变为其合法性依据的新说辞。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十分诡异的现象：民众完全依照中共的法律规章来争取权利，却依然受到它的打压。这次太石村事件，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件，如湖北潜江姚立法竞选人大代表等，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对太石村事件的态度是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村村冒烟。”如果太石村的村民维权成功，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多米洛骨牌效应。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太石村事件，却引起中共高层密切关注的根本原因。从太石村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政治制度的建设不是从权利出发，那么任何关于权利的动听的言辞都没有用，都只是一种摆设。
尽管如此，太石村事件却展示了一个维权的正确道路，郭飞熊律师倡导的理性、和平、依法是最合理、最有效的策略，也是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最坚实的举动。从历史上来说，权利为中国社会向所未见；以和平的手段争取权利，也为中国历史上向所未见。中国的历史充斥着暴力，那是为了谋求宰制“天下”的权力；可是维权是平和的，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权利，为了将我们本来固有的生命权利和尊严落到实处。
当西方文明冲击中国的时候，李鸿章说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现在，这个变局还在持续，以道德建构政治的合法性这一极权专制传统必须改变，而代之以权利，权利才是现代文明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被用来证明“民人不可一日无君”的有力证据，现在，我们应该重新诠释这句话的含义：除了民众自己，没有任何人或政党有能力、有资格来为民做主，我们不要任何人来为我们服务，“全心全意”也不行，我们只要自己为自己服务。权力与道德结合依然是我们的理想，可是决定权力者道德水平的不再是枪杆子，而是民众自己，是民众手中的选票和舆论工具，“成王败寇”的腐朽传统必须抛弃，那种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攫取了最高权力就披上眩目的道德外衣的历史必须止步。任何人不可以任何道德理由来侵犯我们的权利，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信奉何种道德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他人无由置喙，以德治国在权利面前不具有任何正当性。
权利如何争取？太石村事件给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其实，权利的争取完全可以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句真话开始，从坚持每一件事的自身一致性开始，从对极权的每一个不妥协开始，哪怕它是多么地细微，都是戳向极权道德肥皂泡的一根针尖！
2005、12、31
来源：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