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6日讯】新特首上台，亲中左派提出政府各局设政治顾问由政党人士担任之建议，实质上是要在港府中建地下党系统。现港大校长顾问程介明即有中共地下党背景。
在“董落曾上”的香港政坛新格局经已尘埃落定之后，发觉中共掌管香港的策略重点，也有了新的侧重。中共能够接受一个“港英余孽”为特首，并非表示他们诚意遵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而是他们需要赢得时间，加紧实现其党人治港的美梦，也就是加紧“党的建设”。香港的地下党员在这个大原则大方向下，克服自愤自叹，知道要掌权，还得从踏实的“建党”工作做起。从种种迹象看来，过去的多年是偷偷摸摸地做，现在是迫不及待，加速地露骨地做了。
马力和和曾钰成表达掌权心态
中共统治香港的策略重点转移，可从几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是马力和曾钰成分别提出吸纳政党人士，在政府各局设立政治顾问，而曾荫权则改为由政党代表出任局长政务助理，理由是可为培训政治人材开辟新的渠道。亲共派急于掌权的心态，昭然若揭。这一建议为多位立法会议员所质疑这是否需要。郑经瀚说：“这岂不是每个局长身傍都有一个路祥安？”他的指出是真知灼见。笔者认为这是一项极需警惕的建议，慎防中共地下党深入政府内部，建立各个局的党之部。这是不容怀疑的阴谋。
九七回归前，董建华设立特首特别顾问一职，由叶国华担任，就是中共希望在香港的政府架构之上建立党委书记制度的先声。实际上中联办内的地下党之部已经有一位党委书记存在，不过中共不愿意公开他们的身份，因而用顾问的名义以便公开。隐蔽的与公开的两手同时使用，以便更直接地控制港府。这也可算是香港特色的党委吧！后来又搞出来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其目的也是为了在行政会议上建立党之部。练乙铮在其发表在信报上的“浮桴记”认为董先生治下最大失误是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本人非常同意。练乙铮说“这个体制改革，出发点模糊，理据贫乏，设计逻辑混乱。”都非常精确。但他观察出的三大原因都是表面现象。中共的问责制实质是要在行政会议内建党，那里管得了什么理据逻辑！
程介明在六七暴动中的角色
再看看香港大学为什么增设了“校长资深顾问”一职，由程介明担任。据多位友人代为查证，这个职位在港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职位是如何在港大的高层得以通过而落在程介明的身上？他是老资格的长辈？是学有所长，有超凡的学术研究？他以何资格去当这个资深顾问？有朋友认为这是港大给他的一个虚位，并无实权。但笔者认为，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我们真要小心加以追查。
程介明香港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培侨中学，后又出任培元书院校长，更是教统会三头马之一，任港大副校长六年，任期届满后出任校长资深顾问一职时正是“民调风波”之后。据明报报导：“港大民调报告最后裁定前校长郑耀宗意图干预学术自由，或多或少与程介明作证时，直指郑曾屡次提及特首或其身边人，并不喜欢钟庭耀的调查有关…”。现在看来他是果断地弃卒保帅，以免夜长梦多，并非为谋长一职，而是从一个领导者(党委书记？)的屡次去处理港大的危机。
据回忆录《阿札尼亚的歌Song of the Azalea…》作者柯其毅的回忆：他曾是“学友社”舞蹈组的地下党员，也是“学友社”核新党组的成员之一。本来不认识程介明，可在六七年暴动期间却和他见过了面。那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见的面？事情是当时的抗暴情势正如火如荼的发展，地下组织要筹备游行示威行动，并且也要组织“学友社”的官津补私学生参与。柯其毅被他所属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卢寿祥(汉华中学数学教师，后调职新华社，现已离世)通知，派他去与学界代表程介明会面，目的是获知有关游行示威的安排细节。卢通知柯见面的时间地点，但没有地下关系接头符号，只有程介明这个名字。当天柯其毅去到北角培侨小学，向门房公友说明找程介明，因此虽未谋面也知出来见面的必是程介明了。会面共约半小时，程向柯交待了游行示威的时间地点和结集队伍的符号，以及撤退时应注意的事项。(有关游行详情，请参与本人另文“上街的联想”)
这是一次由地下党组织特别安排的会面。游行细节不是由卢寿祥通知，而是由程介明来通知，可见程介明是游行示威具体细节组织策划人之一，而他也是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通知才可能与柯其毅会面。可见，程介明绝非普通一般学者，港大已有了地下党之部。让他走出前台，代替那位地下的党支部书记，用公开担任校长资深顾问的形式，让程暴露其身份的另面，实在是“民调风波”惨痛经验教训所致。整个校长资深顾问一职的设计和安排与叶国华特首特别顾问的设立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共要在港府各局建立党支部
中共胜利，取得政权与“建党”的成功是不可分割的，建党才能建权。中共祖师爷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可见，中共的三支命根，以党为首，建党是根本。因此，在国内从中央到省市乡镇村，在每个机构，企业，甚至外资的之内，党支部，党组织无处不在。只有组成了一个个的党组，中共领导们才能放下心中大石，认为权力已经掌握在手中。建党起于毛的建军思想，他在军队中创立的建党的传统。
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即不能只有上层的党支部，也要在中层和下层组成党支部。在这种体制下，连长，军长等只是在党委书记领导下的作战指挥员。港府内的局不就是‘支部建在连上’的连吗？如果这种体制得以在香港建成，所有特首，局长，校长等都将失去自主性而沦为党的工具。
不要以为这是老掉牙齿的祖训，中共虽有千变万变，在建党这一点上却始终没变。胡锦涛正是老祖宗遗训的忠诚追随者。香港的评论也许是碍于中共的淫威，也许是疏于认识共产党，更也许是利益的计算，都忽略的中共地下党在香港活动这一因素。
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弄得全港顾问满天飞？“顾问”一词将快要成为党委书记的代名词了，难道这也是香港的特产？这是一场自由与专制的争战。地下党像一条大毒蟒，潜伏在地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推销恶毒的专制主义。谁知道，自由却像一把火炬，照亮人们的心，也照的毒蟒无所遁形。练以铮的心就是自由之火炬所照亮的了的。从历史的长河看，自由与专制的战斗，总是以自由的胜利为终结的。香港有百年的坚实自由传统基础，共产党的专制主义必然失败！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梁海涵：前香港中共地下党员，现居加拿大)
转自2005年8月开放杂志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