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4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郑学庸╱台北报导〕对遭受家庭暴力蹂躏的无助儿童及妇女而言，社工员常是他们的救援天使，但是当天使有难时，谁来拯救他们？在家庭暴力救援工作中，来自加害人的恐吓、威胁、拳脚相向，时常宛如梦魇般跟随着站上家暴火线的社工员，让社工员们禁不住高喊：“我也要保护令！”
社工员也要家庭暴力保护令？这绝不只是社工界基层的一句情绪话；包括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现代妇女基金会等民间团体目前正在积极推动修改施行刚满6年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要让扮演受暴者救援天使的社工员和律师，都能保护令上身、得到护卫，至少要能得到民事保护令中的远离令、禁止令，要求加害人远离或停止威胁恐吓，否则牢狱伺候。
与婚姻暴力抗战8年的妇援会直接服务部主任吴佩玲表示，救援婚暴妇女的社工员时常成为加害人的报复对象，外勤社工员除了要不断面对各种言语恐吓、死亡威胁外，有时就连陪同婚暴妇女上法院，都要当心被先生找来、散布在法庭四周的打手痛殴；吴佩玲就曾有过怀着身孕陪同出庭，却在法庭外被多名壮汉“拉扯”的惊险情形。
为了避免成为婚暴施暴者报复的对象，妇援会的办公室大门采用强化坚固的防弹玻璃，但办公室里的社工员最近惊觉窗户并未用防弹玻璃；吴佩玲说，妇援会还曾经疑似被从事征信工作的加害人监听电话，从此社工员一律改采面谈咨商、不再在电话中多谈。
从事婚姻暴力社会工作长达11年的台北市北区妇女服务中心社工督导廖芳莹说，国内社福法令愈趋完备，加重了社工员的负担，但众所皆知国内社工员几乎都是年轻女性，在公权力未积极介入的状况下处理家暴问题，简直就像“不配枪、不戴钢盔上战场”。
另外，即使是政府设立的台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就在警局楼上、进出必须经过警察过滤筛选，但中心内部求救铃、监视录影与监看警力依然全都一应俱全，楼下还有可让社工员“分头窜逃”的3个出口，但还是曾有加害人站在门口“堵人”，让夜归的值班社工员必须互相陪伴、疾行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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