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9日讯】2005年2月28日，在邮箱里看到《“一只老鼠吃掉一头大象”——山西省霍州市涧河煤矿违法改制侵吞巨额集体财产新闻研讨会通知》，内容如下：
一、 举办时间：2005年4月28日下午14：00—16：00
二、 举办地点：北京建国门外大街21号北京国际俱乐部二层新闻大厅。
三、 会议主持人：刘琪泉。
四、 会议发言嘉宾：来自山西霍州市涧河煤矿的2位职工代表和著名维权人士刘琪泉。
五、 与会媒体：海内外近百家媒体。
六、 研讨会日程：1、首先由涧河煤矿25名员工委托的维权代表刘琪泉发言介绍涧河煤矿改制情况；2、与会嘉宾发言； 3、与会的媒体记者提问； 4、主持人总结会议。 5、散会。
七、 主持人把研讨会内容整理成书面材料，递交国务院国资委、山西省各级领导参考。
八、 会议组织者：刘琪泉。联 系 电话：1350-115-6911。
在这份通知后面，附有《邀请当地政府派代表出席新闻研讨会的函》和举报材料《一只老鼠吃掉一头大象——山西省霍州市涧河煤矿违法改制侵吞巨额集体资产》。
2月28日早晨，又在邮箱里看到《关于〈一只老鼠吃掉一头大象〉新闻研讨会会议地址变更紧急通知》，说是原定于4月28日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21号北京国际俱乐部召开的新闻研讨会，“因为霍州市政府派人到北京找有关部门进行暗箱交易后，北京国际俱乐部竟然违反先前的承诺，拒绝把他们的场地出租给山西省霍州市涧河煤矿的职工代表开新闻研讨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地址将改在下面这个地方举行：清华大学东门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三楼会议室。”
看过“紧急通知”，我已经明白这个新闻研讨会注定是开不成了。只是出于见证历史的责任感，我还是准时到场。刚进入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门口，就有穿着制服的门卫盘问我是不是来开会的，并且告诉我会议已经被取消了。我执着地来到三楼，没有找到会议室，更没有找到要找的人，只好尝试性地拨通刘琪泉的手机号码，对方说正坐在一楼茶座等人。
来到茶座，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起身招呼，此人正是所谓的“著名维权人士刘琪泉”。坐在他身边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名实习记者，著名记者陈永苗和韩福东也随后来到。
据刘琪泉介绍，霍州市是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的一个县级市，涧河煤矿筹建于1984年5月，位于霍州市白龙镇韩南庄附近。矿井批准井田面积3.9762平方公里，地质储量2370吨，可采储量1660万吨，设计生产能力21万吨/年，采掘时限在50年以上。筹建之初，涧河煤矿是市属四大煤矿中效益最好的一个。矿区有钭井、立井、风井各一个。刘琪泉特别强调说：“涧河煤矿并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劣质小煤窑，在这座煤矿100米的井下，就能够看到4米厚的优质煤层，使用最原始的小推车就可以往外出煤。”
1991年，筹建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蔡德喜调离该矿，由赵生临接任矿长，企业效益从此急转直下，到1999年7月，拖欠全矿职工工资合计近100万元。
2001年，赵生临不经矿委会和全体职工同意，把竖井以每月上缴八千元利润承包给副矿长韩林，把主斜井承包给个体户成珠红，不需要交纳任何款项，只是从第二年起每出一吨煤上交两元钱，被职工称之为“卖国条约”。成珠红在承包期间，大肆进行掠夺式开采，给煤矿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截止2004年4月25日，通过霍州市国资清查，涧河矿资产总额为20914869.63元（不含长期负债利息约750万元和斜井成珠红承包期间所形成资产约500万元），负债总额11774725.60元，所有者权益9140144.03元。按煤炭市场价格除去利税和成本，现有资源每年可获取净利润两千万元，五年就可以造就出一个亿万富翁。
2004年11月20日，市政府和煤炭公司突然召集涧河矿全体职工开会，宣布进行号称是整体有偿兼并的企业改制。改制方案由市改制办制订，不经涧河煤矿职工讨论，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化公为私的改制兼并，兼并方就是原承包人成珠红，从而人为制造了一只老鼠吃掉一头大象的奇迹。政府部门的贪官污吏，在这场企业改制中所扮演的不是国有资源和工人利益保护者的角色，而是公然化公为私的腐败角色。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成珠红很快就把涧河煤矿转卖给一位太原老板，从中赚取差价1000多万元。而全体职工被强制性买断工龄后，大部分按自愿离职对待。
王琪泉本是当年的插队知青，后来从山西农村参军入伍，35岁从部队复员时，觉得自己最熟悉的还是山西，回到北京反而没有了特长，于是就转业到涧河煤矿筹建处，成为煤矿最早的一批创业者。据刘琪泉介绍：“按照一年工龄补偿一个月工资的标准，自己买断40年工龄可以得到3万元钱，个人利益损
失并不是最大。可怜的是年轻工人，他们离开了煤矿，很难再找到就业机会。他们从2001年开始就给上面写信，上面根本不理你。我已经到了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法律的地步了。我给职工说谁也不许上访，没有用。我们直接找国内外媒体，媒体是第四种权力，也是最后一条路。霍州政府来人请我吃饭，市长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想用20万块钱收买我，我不愿意被收买。我最关心的是本届政府坐国企改制‘末班车’肥捞一把之后，下届政府靠什么进行可持续性发展？推向社会的当地干部职工靠什么生活？”
听着刘琪泉的议论，面对化公为私的企业改制愈演愈烈、工人依法维权反而横遭干涉以至于流产夭折的残酷现实，“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一次摆在大家的面前。也许只能如陈永苗所说，大家只能等最后的审判早日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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