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4日讯】三月北京的“两会”──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会议，把“建设和谐社会”的议题唱得响遏行云。光凭这一点细节，就可以看出北京当局的用心良苦：在各种记者招待会上，不管涉及什么话题，当局总要安排一两位境内记者对“和谐社会”议题发问，以便于主办者围绕“和谐社会”大作一番文章。看来，似乎“和谐”的春风习习，胡、温新领导层这一回好像真的是想借“建设和谐社会”，来构筑自己有别于前任邓小平、江泽民风格的为政之道了。但是，与此同时，最让中国老百姓和读书人熟悉和腻烦的禁书禁言事件，又带着严冬酷寒，继续不绝于缕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边厢，2005年1月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沈容《红色记忆》，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广受好评，突然就接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发出的命令：不得发行此书，已经进入书店的全部下架。出版社方面问原因，主管官员的回答竟然是：书没有问题，就是不准卖！（见《明报月刊》三月号报道）
那边厢，据近日报载，“两会”的 “建设和谐社会”的高调刚刚开始唱，就传来了南方文学重镇《花城》杂志新出的期刊被禁，不准上市、已上市的必须全数追回的惊人消息。据说，是因为中宣部由几个退休干部组成的“审读小组”──一个名声很坏的非法报刊审查机构，从刚刚得过“老舍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阎连科的一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小说里，嗅出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请听一听这些书刊检查官的蛮横腔调：什么叫做“书没有问题，就是不准卖”？
究其原因，原来，已于去年十二月去世的八十二岁的沈容，和她的丈夫──原新华社副社长李甫，两人均是赵紫阳几十年的老朋友。在赵紫阳失去自由的十五年里，李甫曾登门看望过三次。去年底沈容去世，重病中的赵紫阳夫妇还送去了花圈。而赵紫阳逝世后，李甫则是少数几个敢于公开为赵紫阳发出不平之鸣的中共老干部之一。就因为这一层原因，中共当局明里不敢把李甫怎么样，只好给沈容出版的回忆录穿穿小鞋。所以，就敢公然扮出一副无赖嘴脸，有恃无恐地宣称：“书没有问题，就是不准卖”！
至于被禁的《花城》杂志和阎连科小说，笔者在这里无意纠缠于具体的小说细节问题。笔者质疑的是：中宣部那个由退休官员组成的、对任何报章杂志都把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审读小组”，其法理法源何在？合法性、正当性从何而来？动辄下令出版社不顾出版成本收回和销毁杂志，其法律依据是什么？它人为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由中宣部和这个审读小组负担吗？还是由出版社自吞苦果──也就是转嫁到广大纳税人、消费者的身上？
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放在共产党作为国家机器可以无法无天的反右时期、文革时期──那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自然是可笑的，明知故问而不着边际的。但是，在中共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已经二十五年的今天，特别是胡锦涛、温家宝最近反复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动辄以言得咎，禁书禁刊，就不能不视作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的社会杂音了！
试问：这种“书没问题，就是不准卖！”的恶吏腔调，不是分明要和总书记胡锦涛最近提出的“和谐社会”的“二十八字”定义对着干么？──“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云云，中宣部近日这种粗暴无理的禁书禁刊行动，恰恰在当头触犯这个“和谐社会”的“天条”。
从历史上看，中共建政以来，以意识形态挂帅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从胡风事件、反右运动一直到文革、清污、反自由化，恰恰正是造成社会极大不和谐的最根本性的障碍。今天，以总书记胡锦涛为核心的新领导层，是不是应该围绕“建设和谐社会”的全新议题，重新检讨和修正中共当局以往一而贯之的舆论封禁、媒体钳口的老旧宣传政策呢？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报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