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7日讯】二
毛泽东时代，“思想控制”曾经大行其道。思想控制现在还起作用吗？当新闻受到压制，代之以实质上等同于政治广告的东西时，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像共产党经常教导他们的那样，相信人权不过是西方帝国主义玩弄的手段？是不是相信那邪恶的台湾总统要破坏祖国统一？
对这些问题，何清涟很悲观。她相信中共要掌握权力，需要把公众控制在无知和“半无知”状态，因此他们严禁公众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这种战略往往屡试不爽，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如此，因为外国人太容易接受中国官方的谎言。
一般来说，外国人对于中国“新闻”系统的运作所知不多，这一点何清涟说得很对。国际报业常常引用新华社的消息，仿佛它跟路透社、美联社属于同类媒体。事实上，新华社有两种基本功能，不管哪一种都跟路透社不同。新华社的大多数报道是给中共领导人看的，因此处于保密状态。专供最高领导阅读的最密级报道（如《天安门密件》所示[4]），都非常详尽、准确，内容十分敏感，比如有关于四处蔓延的群众示威抗议的报道，一般人永远也读不到。在制作这类报告时，新华社更像一个情报机构，而不是一个新闻机构。（事实上，新华社的一些工作人员本身就是以新闻工作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新华社的第二个主要功能，是小心翼翼地按照党的意思挑选出一些新闻给公众阅读。这些报道，按照中共的套话就叫做“宣传”，实质上是新闻与政治广告的杂拌。
关于公众在多高程度上接受新华社那歪曲事实的新闻报道，何清涟的看法也许太悲观了。新华社对法轮功的宣传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试图消灭法轮功在公众记忆里的一切痕迹。不过，我敢打赌，如果明天共产党完蛋了，用不了一个月，法轮功就又回来了。官方的宣传如果和公众的情感——不管是现有的或是潜在的——相吻合，宣传效果最为显着，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例证。1999年5月7日，美国炸毁了——且不管是不是“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反美宣传和公众的反美情绪一拍即合。近几个月来，新华社密集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说台湾“回归祖国”是历史必然。这种一厢情愿的报道简直有点可笑，然而那种吵吵嚷嚷的民族主义情感大宣泄似乎很受人欢迎。
在国内事务上，宣传手段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了。民族主义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人们接触到的腐败和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平现象太多，民族主义很难在这一方面唤起人们的共鸣。标准的党报，如《人民日报》，发行量急剧下降，依旧订报的老客户大都是长期以来掌握了读报技巧的读者。比如，他们看到了“南丹矿难英勇大营救”这样的报道，会立即得出结论，在这次矿难中死伤十分惨重。
阿布哈里卜监狱的虐囚案显示了中国国内解读新闻的不同方式。虐囚丑闻被揭露出来时，新华社发表了一些声明，如：“华盛顿自诩为国际人权卫士，现在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虐囚形象像重磅炸弹，炸哑了美国的惺惺高调，炸毁了美国虚假的正义”。 [5] 中国网络聊天室里，大多数人都在重复着这些观点，无疑，虐囚事件确实玷污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但是，当中国人把阿布哈里卜监狱的虐囚丑闻和中国自己的酷刑相比较，人们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了。“某些国家” 的问题是，一位网络评论者写道：“它们伤害了自己的人民，却连错都不愿认，甚至连讲都不让讲。”耶鲁大学一位社会学研究生，名叫安托尼‧萨皮尔，分析了 2004年5月初粘贴在《人民日报》网站论坛上的500篇有关虐囚事件的评论[6]，发现人们的观点“相差很远”。约有45%的评论是反美的，33%的评论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因为美国公开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如果受害者是中国人，而不是伊拉克人，人们的观点分歧就不会这么显着。当年美国攻击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炸死三个中国人，中国的反美情绪十分强烈、失常。何清涟论述了宣传部有时是如何鼓动反美情绪的，她担心许多中国人学会了“仇恨”。这个词说起来也许语气太重了点。在我看来，大多数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是一种掺杂着嫉妒、敬畏和痛苦的混合物。他们认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强盛的国家没有给中国应有的尊重。他们痛恨美国，把美国视为一个竞争对手，但同时又希望自己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炸馆事件发生之后，那些向美国大使馆投掷石块的学生里，许多正在申请去美国读书。有的中共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煽动反美情绪，暗地里却把子孙送到美国，还在美国开了账户。
何清涟论辩说，如果把腐败、社会不公、统计数据的掺假，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考虑在内，中国的总体经济成就并不像新华社所说的那么辉煌。这些年来，由于中共是靠经济增长（还有民族主义）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性的，而经济增长又依赖于国外投资（每年约有450亿美元），因此党需要尽可能地维持中国在外国投资者中的良好形象。这一点中共政权做得很不错。看到外国人显得那么容易被欺骗，何清涟感到十分失望。有的外国人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明知不对，却依然和中国政府合作，一边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查，一边帮助制造假象，对此，何清涟也表达了蔑视。比如，雅虎公司，2002年，该公司同意让中国网警审查公司系统中的所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稳定”的信息。
中国政府操纵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实质上等于取得了双重胜利。何清涟推论说，由外国人创造出的良好的中国形象——不管是外国的政治家、汉学家，或是像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不仅误导了外国人，也对中国人起到了宣传作用。新华社定期选编一些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评价登报发表，让中国人知道外界对共产党的评价有多高。即使外国的评介不那么积极，经过编辑之后，党的形象也比原作者所写的要光辉。这一点希拉里和克林顿应该深有同感，因为他们最近出版的书，汉语译本都在翻译上作了手脚。[7]
互联网在中国疾风暴雨般地发展起来，成为政府控制信息的最大阻碍，1997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有620,000， 现在的用户，包括在家中上网或在网吧上网的，已经达到了8000万。电子邮件灵活多变，收发快捷，不便控制，已经成为共产党迄今遇到的最头疼的传播媒介。
不过，面临的问题越难，中共官员试图控制它的努力也越大。1996年，中国政府开始颁发条例，禁止利用互联网传播反政府信息，但此后不久便意识到这种禁令根本起不到作用。何清涟描述了自1998年开始，国家安全部是如何招募大批有技术的大学毕业生来监控网络的。今天的中国，成千上万的网警日夜在网上浏览，搜寻反党信息（国际大赦组织估计中国的网警达三万，但是具体人数圈外人谁也说不清）。发现要剔除的信息时，他们有几种选择。如果网站的服务器在国外，就采用封网的方法，或暂时封，或彻底封死，有时也采用修改网页的方法。如果服务器在中国，他们就发一个警告，或者干脆关闭该网站。在所谓的“敏感时期”，比如党代会召开之前，或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周年纪念，关闭网站的手段较为常用。2003年春天，为了掩盖SARS真相，Google列出的百家最热门网站中，有42家被中国政府封掉。
如果仅仅通过网络手段无法达到目的，就会派出网警处理违规的网站或网页制作人员。接下来的处罚就跟处理那些平面媒体的违规人员一样了：“改正”、罚款、没收资金和设备、关闭有关机构，极端情况下还逮捕相关人员。根据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报道，全世界共有69人因为使用互联网而被捕的，其中61人都在中国。而这61人中大多数被指控为“颠覆”罪，刑期从两年到12年不等。其中的四名服刑者已经死在狱中，都是法轮功习练者。
即使是这些措施也没有能使政府严控互联网。政府与互联网使用者之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还在继续进行。最近几个月来，政府又采用了心理战术，诱使互联网服务商之间相互检查对方的网页，以滋生恐怖的方法，达到使人们自律的目的。
2002 年8月，又颁布了新规章，要求中国的网络出版商要归属于一定的组织，要遵守规章，要建立编辑体系，指定一名“责任编辑”，监督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从形式上看，这些规章只是把互联网出版商和报业与其他媒体出版商同等对待，事实上，官方的意图是清除个人网站。现在，至少两个人，通常还会更多，必须为另外一方在网上的所作所为共同负责，这样每个人都有动力监督别人，防止他们出错。（类似的激发集体责任感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早有运用，毛泽东时代达到高峰。）
此外，网站不仅要为自己粘贴的文章负责，还要为聊天室所有来访者粘贴的文章负责。这样网站管理人员其实在行使着政府的职能——监控着所有张贴出的文章。如果网吧的上网者发送或者接收有害信息，网吧老板可能受到处罚。在“敏感时期”，网吧和网站都会提醒浏览者小心，“敬请合作”，等等。何清涟指出，这种方法意图在人们心中造成一种错误推想，即，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导致网站关闭，为这一灾难性后果负责的是这个人，而不是政府。
2004年，政府方面新建立了“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为举报“不良”信息大开方便之门。不管是谁，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写信给 jubao@china.org.cn [8]，向中国警察举报“不良”信息。不过，用这种方法攻击对手是不行的，因为不允许匿名举报。中国最近出台的互联网规章有一条是“实名制”，就是上网者必须用真名进行登记，这自然加强了网络运用者的“自律”。2003年3月，中国政府要求中国的互联网服务商和自愿和政府签订《中国互联网自律公约》。大约有三百家服务商签订了该公约，雅虎是其中之一。
在结论部分，何清涟对 “国家安全”这一术语进行了分析，触及了最为敏感的问题。“国家安全”常被中国政府用来为自己封堵信息，闭塞视听打掩护。中国政府还声称，村以上的选举无法成功，因为人们的素质太低。人民知识欠缺，太容易受感情或者偏见的左右，因此，这种状态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这些权力的主人就必须处于控制地位。这样的逻辑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而且自身循环论证，荒诞不经。中国政府说，我们必须以我们特有的压制手段了来控制局面，因为人民太无知；而人民太无知又主要是因为我们不让他们知道太多。这样的结果，中国政府把它描述为“稳定”。但是，何清涟的著作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处心积虑的要去保卫的其实只是受到威胁的独裁制度的安全。
注释：
[1] 见刘宾雁、林培瑞 “大倒退？”《纽约书评》1998.10.8
[2] 根据陈桂棣与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一书的资料，90年代中期，中国的农村税收增长8倍，农民平均比城市居民交纳税款高出三倍。在有的乡镇，仅仅办理结婚登记就需要交纳多达14种费用。
[3] 一些亲中共的西方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给不受中共控制的国外出版与电视也进入中国创造机会，何清涟对这种想法不屑一顾，称之为“神话”。
[4] 参见Jonathan Mirsky’s关于这些章节的评述，2001年2月8日
[5] “中国传媒大谈‘虐囚门’”， BBC新闻，2004年5月13日
[6] “一些中国人从‘虐囚门’看出积极的教训”，《耶鲁环球在线》2004年5月14日
[7] 这种手段几年来在中国大行其道，俗称“出口转内销”。除了在国际间运用外，也用于国内。地方上的领导把新闻“出口”到北京的国家媒体，然后在当地援引北京权威们的话为自己的作为造势。
[8] 主页见： net.china.cn/chinese /index.htm.
──《观察》首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