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原载《 黄 花 岗》第 15 期
【编者短评】几年前，就有大陆人请一位海外民运人士转信给纽约的两位新党大姐，询问台湾新党是否“中共在台湾建立的地下党”。当时，我们都只愿意相信，此不过是新党的某些言行有使大陆民众误解者。虽然，新党近年来过于亲共媚共的言行，已经使许多人愈疑愈深，所谓“大陆真好，山也好，水也好、姑娘更好，共产党最好”的新党人士名言，也几乎传遍海外华人社区。特别是今年台湾泛蓝大军纷纷发起“种种大陆之旅”，风起云涌，而新党也当仁不让，非但党小而心不小，其种种媚态，较之其它泛蓝，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海内外、包括泛蓝阵营内的有识见者，也都在怀疑台湾新党的来路和本相了。特别是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在结束了令他兴奋不已的大陆“民族之旅”之后，又开始了他的“美国之旅”。盖因他在“之旅”中，曾极力地用新党的“真民族主义”为中共的“假民族主义”涂脂抹粉、因而大获中共嘉许，遂使郁主席久久处在感动不已的兴奋心情之中。所以，他一不小心，就将原本只能在“地下”讲的，全然地搬到了“地上”。他在旧金山的讲演，便是一例。但是，泛蓝里面，毕竟还有很多持正义感者。于是，旧金山的两位著名泛蓝人士，只因“郁主席之言差矣”，还因“骨哽在喉、不吐不快”，尤因郁主席的说法，对泛蓝、对台湾中国国民党，直至对台湾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乃是一种祸害，他们才决心做一回红脸汉子，写下了两篇要同郁主席辩理的文章。其中一篇已经在旧金山世界日报发表，另一篇则迳投本刊。本刊遂决定转载发表这两篇文章，以飨读者。更奉劝原本是一心要追求民族、民权、民生之真正三民主义政党──台湾新党：切勿做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更不要做中共地上的花瓶党，以坏了新党的党誉，变了新党的性质，断了新党本该有的锦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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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党员、泛蓝大联盟理事 赖可正
九月上旬参加了郁慕明主席在湾区主持的泛蓝讲演会，有数位泛蓝的立委及新党的公职人员也都与会。其中，李胜峰、费鸿泰、赖士葆、吴成典等委员们对民进党执政下的乱来以及产生的乱相有生动的批评、深刻的描述。同时夹杂着无耐的诙谐和努力不懈的鼓励，获得台下群众热烈的掌声和许久才能等到发泄机会的叫好声；郁主席更是风度翩翩，像一位大家长般的介绍诸位委员给所有的来宾，不疾不徐，又非常风趣，也赢得许多的掌声。
在演讲即将结束之际，郁主席因有人提问，把话题转到两岸关系上来，当时笔者觉得这应是郁主席想要表达重要讯息的关键时刻吧！因为好酒沈瓮底啊！
当我听完郁主席的高论之后，我惊讶得不敢相信，这些媚共的论点是来自我多年一向敬佩的郁主席？没有错，世界在变，我们也跟着在变，但总有些立场与原则是不应该变的吧！
郁主席贵为新党的主席，他的立场与高论，笔者认为应该可以代表新党及其支持者，笔者非常钦佩郁主席在台湾用以小博大的智慧与民进党及台独势力相抗衡，但是在两岸关系的大是大非上，实应谨守分寸，保持立场，否则，在最后关头──黎明即将来到之前，失身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为亿万人所唾弃，实非明智之举。下列三点，即是郁主席在台上及台下所发表的大致内容：
第一点：郁主席感慨自从台湾开放政党政治，民主化之后，乱相不断，政经失调，为了避免大陆步向台湾的后尘，他当面向中共主席胡锦涛建言，以台湾政坛的乱相为鉴，提醒胡锦涛减缓大陆政治民主化的脚步！
第二点：郁主席认为海外的六四民运组织与法轮功应有美国CIA的介入，而中国人的问题由中国人自己来处理，不容外力干涉，造成中国的再分裂。所以他不会支持！
第三点：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稳定执政，共产党是大陆安定的力量，如果共产党垮了，中国会出大乱子。
郁主席，您此言差矣！放眼天下，包括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甚至最近的俄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发展史，可以总结的是，这些国家都是在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中，经历少则五十年、多则近百年的波折，才在惊涛骇浪中建立起屹立不移的民主制度，各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信心，也就是在这种长期痛苦的试练中铁打出来的，那里会有一个一蹴而就的民主成绩单？中国百年来的政治历程，不也是在反映整个历史潮流的趋势吗？因此，中国也必须经过民主与专政反复较量的普遍历史进程。并且，只有经历了这一艰难、甚至是痛苦的历史进程，民主和民主制度才能够最终地战胜专制和专制制度。
郁主席，您应该记得，你与赵少康等几位国民党内的菁英，因为坚持民主化的改革路线而与李登辉专权下的国民党分道扬镳，因此而获得大批群众的支持。因为党内民主是中华民国实行民主法治的基石，而台湾自由民主的成果也成为大陆民主自由的愿望。但十数年后，已在野的中国国民党才以选票完成世代交替，实践了您当年曾大声疾呼的理想，虽已为时晚矣！
您说“世界在变，我们的作法也要改变！”但是立场和原则要怎么变呢？民主自由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民主自由”并无所谓的“中国社会”的，“西方社会”的不同，若有的话，那只是独裁者的遁词罢了！
国民党在一步一步的辛苦向前迈进，而您却带领新党“快跑式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圈套”。
您与胡锦涛有这样精彩的对话，一定让胡锦涛半夜乐得睡不着吧！专制与独裁是共产党的专长与特色，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是不得不为也，否则共产党能生存到今天？这也证明共产党有一定程度自省的能力，但若认真研究改革开放的思维及作为，会发现共产党自省的范畴就还是要退缩到以该党的生存与安全为主轴，凡是有利于该党发展的就开绿灯，凡是有害于该党生存或发展的就禁止杜绝。在这样没有民主自由做牵制，任由专制极权来统治的畸形经济发展，其弊端就在所难免──腐败贪污，浪费造假，城乡分治，一国两策，贫富悬殊，投诉无门……这样子的新闻在大陆已经不是新闻了，而郁主席，您难到真能无动于衷、视若无睹吗？更有甚者，您还要替共产党出主意，堵住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民主自由“缺口”？平心而论，共产党不会因为有了您的荐言就变得更加专制，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却会因自由民主的不能落实而记您一笔！这种重责，您担得起吗？
郁主席，您在大陆的表态，的确符合胡锦涛与共产党的期望，但同时也延伸了许多想像的空间。数位原是新党的菁英，现在成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笔者仿佛看到中共中央的红手正要伸进国民党的口袋里一样。这个场景，神似一九二四年，国民党通过“联俄容共”的政策，允许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的那一段历史。其结果如何？众所周知，毋庸再言。现在，看到快速向共产党靠拢的新党，而他的菁英又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且进入了国民党的核心，怎能不让人忧心？
郁主席，您说此次美国行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亲赴华府拜访涉台的美国官员，把现今民进党执政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恶行、表达给美方知道，以节制美国政府对陈水扁与民进党的支持──您自嘲说是“来告洋状的”。此事原无可厚非，笔者也乐观其成。但同时笔者想请教郁主席：您刚刚才表示不与“六四”民运为伍，怀疑他们与CIA有牵连，而您自己却要来美国“告洋状”，是否“请外力介入，以制造中国台湾的分裂”？而且，你是否能够确定“没有CIA的人士涉入？”
笔者认为，您这种“责人以严，律己以宽”的行为，说明了一个问题，可能是郁主席在美丽的憧憬下已经抛弃了中华民国之政党和政治人物应该坚持的原则。
另外，值得省思的是：台上的诸委员在卖力的批评台湾乱相，呼签泛蓝一定要团结，才能在二零零八年胜选，否则绝无机会；但笔者环视台上台下，却没有见着一位湾区泛蓝大联盟的理事受邀参加的，其中蹊跷，也值得深思！
对大部分的中国人（包括台湾人）而言，中国国民党，他不仅仅是台湾的在野党，也更是大陆人默认的在野党；换言之，既然中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就必须承认中国国民党为中国的在野党，否则，怎么会有所谓的“党对党的谈判”。众所周知，在野党的天赋就是要以全民的福祉为依归，以自身的经验、能力、视野为依据，规划国家未来的大方向；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宣扬本党的主张；反对执政党的错误与缺失，争取执政，取而代之，进而执行允诺的政治支票。姑不论共产党表现如何，身为中国的在野党，反对共产党的专政，准备取而代之，这是中国国民党天经地义地该替中国人背负的责任。更何况，共产党在大陆执政五十多年中，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荒诞锐于千载。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已成为中国国民党无可回避的天职。
几年来，台湾年年向联合国叩关，也年年壮烈，屡败屡战，勇气可嘉，究其失败原因，大部分的会员或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多数投反对票？谁愿意得罪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及执政的共产党？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每年利用金圆外交，劳师动众，浩浩荡荡，远赴半个地球以外去拼搏一场豪无胜算的战争，其经果，每次都是“决战境外”。还未登场就“壮烈牺牲”了。然而，决定战争胜负的操盘手，却只在台湾一百海里之外，舍近求远，岂不怪哉？
所以环顾台湾的政治环境，中国近代的历史轨迹，可以精准的预测，中国国民党的将来已经是“退此一步，即无死所；过此一关，海阔天空”。为了中国尽快步上民主法治的正途，为了台湾二零零八年最后的圣战，站在泛蓝的立场，笔者向支持泛蓝的所有人士提出呼签，共同树立“为中国的将来而反共，为台湾的前途而反独”的两面大旗，或者“内拒台独，外抗共毒”的宣传主轴，如此以来，定可赢得大选中的台湾民心，兼得大陆人民的一致推崇。（旧金山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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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泛蓝人士、民运人士 郭 平
拜读《郁主席，此言差矣！》 一文后，感触良深。新党主席郁慕明三点附和中共的言论，着实叫人不敢领教。第一点提醒胡锦涛以台湾政坛乱象为鉴，放缓民主脚步。第二点指控应有CIA 介入海外民运组织和法轮功。为“不容外力干涉，分裂中国”，所以他不支援民运和法轮功。第三点肯定中共是安定力量，希望中共稳定执政。如果共产党垮了，中国会出大乱子。
新党俨然已成中共的亲密友党，如此为之文饰帮腔，甘心充当霸道鹰犬，毋作王道干城，令许多有正气和骨气的新党朋友难以认同。新党经过此番“够可以”的表态之后，按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十月二十一日所公布的《中国的民主建设》白皮书，肯定可继往开来，在原有的八个民主党派之后，够资格成为一个符合条件的第九个 民主党派。什么条件？则是必须在中共执政领导下，与中共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而货真价实的民主党派存在的意义，就在做好监督制衡执政党。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制衡的政治，是假民主政治，哪有民主可言？
就郁先生第一点而言，台湾今天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因过去给的民主不够，经验不足所引起，而不是给得太多，是建立民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所有因之衍生的腐化或异化的乱象，包括统独争议，应可透过民主法治机制加以修正调和，何需因噎废食？就像一个婴孩，生下来不可能就健步如飞，总要跌跌倒倒一阵，步伐才能逐渐稳妥。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必然会经过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而这里的关键是过程。眼下流行源自著名的社会与政治学家李普瑟特观点，“经济成长会增加受过教育中产阶级的人数而加快民主化”，说要等中产阶级兴起才能开始实行民主。也有人认为，民主不是什么大道理，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活过才知道；也需要长时间累积经验，方能达到较为完善水平。确实，中产阶级与国民受教育水平可提升民主素质，但并非绝对，其他因素也的确存在，比如说实施时间的长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与香港，印度较穷，香港较富。十亿人口的印度2004年人均收入只有622美元，是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大陆1272 美元（编按：这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应予存疑）的一半。印度2003年人均受教育年数为5.1年，而中国大陆为6.4年。众所周知，印度民主体制行之多年，除了喀什米尔和宗教冲突问题，少有动乱，政党轮替，家常便饭，司空见惯，民主意识强大。相形之下，香港虽然人均收入达23600美元，比台湾还高，中产阶级强大的香港依然没有实施普选。足以可见中产阶级的存在并非实行民主的必要条件，不然为什么中产阶级比例少的印度可以民主，而中产阶级比比皆是的香港却不可以？笔者认为，中印之间的差别是在“行”的问题，不在“知”的问题。恰恰验证了中山先生《知难行易》学说所强调的“行”的重要性。当从实践中汲取并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才能逐步改进和完善成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开放体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越早开始，越少学费，越早政通人和。任何人帮腔鼓吹延缓民主改革，鼓吹“民主导致动乱”，不但昧于国父的《知难行易》哲学真谛，而且远离他民权主义的遗教。延迟民主，不订出一个时间表来，只会天怒更多，人怨更深，终致得不偿失。当下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前途，完全取决在中共自己的一念之间，到底是以天下苍生为念，或是以一党之私为念？
就郁先生第二点而言，民运和法轮功是否有CIA介入，请拿出证据。“应有”和“有”，一是猜测，一是确定，二者有天壤之别，必须讲清楚，不能臆测。如欲利用仇外的民族情结，来迎合中共，则更令人不齿。怎么一向“反共”的郁先生也跟素来擅长开设“美国特务台湾特务帽子工厂”的中共沆瀣一气，干起这种行当来了？笔者作为来自台湾的学人，自参加中国民运二十多年来，老老少少、上上下下的民运朋友认识许多，做过全球民运组织理事长、监事长，还没发现过CIA 介入的蛛丝马迹，从未和CIA打过交道，也从未收过CIA的银子。否则怎有些民运朋友生活潦倒，有些“老字号”大小民运刊物停刊？反而台北和侨胞们，以前倒是常对民运慷慨解囊，民运人士至今仍铭感在心，也自愧有负海内外厚望。郁慕明所说的话，连中共领导人自己都不敢讲，所起的坏作用，非大陆上八个花瓶党派所能起到。或许，郁欲借此捞取政治资本，一跃而成为大陆第九民主党派？郁既然指出CIA介入民运，想来必有所本，许多民运朋友倒是盼望他拿出证据来，以昭大信于天下，不要平白冤枉众多民运人士。
2004年10月25日，美国前国务卿鲍尔在北京接受CNN和凤凰卫视访问时，强调了《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不享有主权国家地位。这是美国的政策，美国的坚定政策》。历任美国总统，布希和克林顿在内，都宣示不支持台独。郁慕明“外力介入，分裂中国”的说法，明显落后于事实，不攻自破。
就郁先生第三点而言，他怎会不了解如今大陆最流行的口号“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背后是一个不安定的局面？就从近的来说，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披露：全国2003年共发生5万8千宗较大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160宗，比2002年增加了15%。除了2004年10月底，四川汉源 十余万农民包围省委书记抗议事件外，大规模农民维权、职工与国企抗争行动，到如今还层出不穷。所有问题的矛头都指向执政党的长期贪污腐败。大陆的顺口溜说：贪官越反越贪，腐败越反越烈。难道这与体制、党治之长期缺乏监督制衡无关吗？从长期来说，就凭共产党的暴力专制本质，它能营造一个安定的社会吗？早在1923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就明白指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我们都知道决定一个人或政党的本质，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内在的文化底蕴。中共表面是中国人的政党，它的政治文化底蕴是马列主义，不是三民主义所论述的中国固有道德和固有文化。无庸争论的说，历史发展已经作出选择，历史淘汰了马列主义。共产运动的老祖宗俄罗斯人民和东欧人民也已经做出选择，他们抛弃了马列主义。遗憾的是，马列教条至今依然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教育上，束缚桎梏着中国人民；特别是一党专政，还在严厉的迫害异己、控制互联网。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难道 一党专制会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安定力量？除非中山先生错了，或世界潮流错了！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三讲里批评了保皇党专保护外来的大清皇帝。现在郁先生却在异曲同工地专保护着舶来的马列党，只看到同种，看不到异文，误入了虚假民族主义情绪的陷阱，真是有违中山先生关于马列主义的批判教导。中共改革开放以后，比较讨喜而不危害一党专制的施政，如在经济上，国防上，卫生上，体育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应该加以肯定。但更应该认识到，如再加上体制改革，出马列，入三民，成就肯定会如虎添翼，大大超越现有水平。否则，连目前的成果也会昙花一现。唯有抛开马列的死水，回归孙文的活源，才能大力促使中国永续地民主、进步、繁荣、安定、幸福、和谐、统一，这才是根本，根深本固方能长久地枝茂叶盛。把孙文学说发扬发展光大，就能发出真正的巨大安定力量。
郁慕明现正在沈阳作“民族之旅”，连上次北京和胡锦涛见面之旅，以及以前大大小小的大陆之旅，是不是全部或大部由中共用民脂民膏招待的？十月底 病逝、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原中共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官方新闻稿竟然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他1985年就参加了共产党，1987年《人民日报》却报导：“一些好奇的西方记者，常常问荣毅仁，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荣笑笑说：我还不是，但我希望将来能达到党员标准。多么虚假而又无聊！当然，我衷心希望郁慕明千万不是下一个荣毅仁。像臭老九得吞声忍气一样，这第九个民主党派毕竟也不是好干的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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