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9日讯】(大纪元记者田叶整理)刚才陈先生的话引起我的一些感想。我也是属于没有加入共产党，也就没法有退出共产党的光荣感。（众笑）我从我的家庭来讲，深受共产党多年的迫害吧，到现在为止，通过我的家庭，我觉得中国人真是很可怜的。（他们）没有象陈度先生的这种信心，这种勇气，能够脱离共产党。
从我的家庭来讲， 我的父亲就是右派。当时让知识分子讲真话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了共产党有些干部，他用了杜甫的一句诗说的，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时这句话就被认为非常反动。你竟说共产党的干部好吃喝玩乐，老百姓水深火热？！他实际上是看到这个事实。他说出这句话，那简直不得了了。 他本来在中央厅农业部工作，结果就斗他， 就给他定成右派了。当时他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既然是党要求我提意见，我就希望党的干部作风是廉洁的，我没有任何反党的意思。可还是被定成了右派。
我在家排行是老小，（他们）就把我的姐姐们叫去，说你的父亲非常顽固，他要是承认反党，我们可以不对他进行批判。 可是我的父亲说了，“我没有反党，我就是希望这个党好，希望我们国家好”。就这样给定成了右派。然后就给遣返到老家河北涞水。当时在那个环境下，人有时候，有些中官员的真是坏极了。其实怎么死的，也是给迫害死的。我父亲有一付皮绒大衣，那个村干部就想贪这个财， 就把那个屋子里的煤炉子给焖上了，整个屋子里全是煤气，就给焖死了，这样死的。
我的公公也是个右派，而且还是双料的。他原来是国民党员，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后来是共产党河北省党政的负责人。所以我一想，就说陈先生真是神的帮助，能够逃出去。他就没想到，他觉的好像我没有做过不好的事。其实呢，我公公的父亲就很有远见，他们家非常有钱，在满清的时候是一个大的盐商，家象小故宫似的，三宫六院。 我先生的爷爷看到共产党的来势不对，他把所有的家产全变卖了，变卖了以后都买了书，就用牛车一车一车的把书拉到了江西省的白麓书院。都贡献给国家了。把钱买了书，都贡献给国家了。后来解放的是时候也是给斗死了，因为大地主嘛，给斗死了。所以我的公公等于出身是地主，你又是一个国民党员，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给定为历史反革命。然后又是右派。我的公公是非常正直的人，也是在农村干过，就给遣返回家，也是给斗死了。其实是给逼疯了，就这样死去了。
所以我就讲我的这个身世，我为什么感到很悲哀的。我确实感觉到，通过九评特别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它邪恶在什么地方，它毒害人的思想，紧箍着人的思想。连我的先生在内，他虽然受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害。他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挨斗的，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挨斗的，后来共产党给了他点恩惠，就让他入党了。入党了以后，他就把过去的这些东西全忘了。共产党邪就邪在这，它就让你忘记事实，不让你想信事实，还让你对它感恩戴德，就得说它好。我先生现在思想还转变不过来。他说﹕“你要反共产党，那共产党可是多少人头换来的中国。那中国和共产党可是划等号的”。他这个人是很老实的一个知识分子，但思想被共产党紧箍着。他其实代表了很大一个阶层对共产党的看法，对共产党的理解。
我们怎么能够解救中国人？我也是做大纪元工作的。有个广告客户打电话来，聊起来了，问大纪元登不登大陆的消息。后来谈得很有意思，我说登大陆的消息，我们这份报纸实际上是讲真话的，有些（别人）不敢报道的东西，我们确实是能把真实的情况报导出来。我们就谈起来了大陆这些贪污腐化的现象，他说你们能把这些情况报道出来太好了。然后谈到共产党，他对共产党特别有感觉。他开始想探听我的口气，就说共产党上边还可以，中层就不行了，到下边就更坏了。我说那你可能是不太了解它的真实情况，上层就是很腐败了。他听我这么一说，他说我们呢，“能不能回去救救中国，那中国太危险了，老百姓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那今后怎么办？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几乎要产生一个孙中山了？”说着说着他非常激动。今天来前他又给我打电话来聊。
所以我就想，还有这么一大部分人，对中国的现状，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成绩，还有刚才有人也谈到中国当前这些所有的东西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国的老百姓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等同起来，我们怎样通过我们在海外的力量，让老百姓明白这个关系。把中国从这种枷索中解救出来。让邪灵不能在这么多善良的人身上附体。我是提出这么个想法，当然大纪纪元要发挥他的报纸的威力，咱们在座的有知之士，也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看能不能起到一个带头作用，把咱们中华民族这些优秀的东西继承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邪恶揭露出来。我们今后真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新的中国。
注：顾月心老人一生投身教育，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
(根据在波士顿“告别中共”研讨会上的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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