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8日讯】1966那年我正在上小学四年级。想不到的是，那一年的政治风波竟然成了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重大社会事件，有十余亿中国人民被卷入其中，甚至还有外国人借机兴风作浪。我更想不到的是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竟然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中世纪的大复辟，世界超级暴君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甚至他还以此无限自豪过。毛泽东为了挽救自己的绝对权力危机，掩盖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权上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发动了这场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怎么也没想到正是这场运动的充分洗礼才彻底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和其阴暗的内心世界。人们常常将文革称为对人民的“十年浩劫”，而我则认为那更是对反动派的一场浩劫。中国的浩劫决不是“十年”而是“百年”，文革只是“百年浩劫”中的一次社会矛盾总爆发而已。
记得那一年我最早注意到的社会异常现象是媒体上发动了对冯定的批判，具体辩论的问题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那是一个社会政治矛盾激烈化的强烈信号。开始时气氛还很轻松，批判文章还称冯定为“同志”，但很快报刊上文章的火药味就越来越浓了，斗争范围迅速扩大。北京市委突然被打倒了，对“三家村”即邓拓、吴、廖沫沙的猛烈批判全面展开了，市长彭真也被打倒了，他被指控为把北京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由李雪峰为首的新北京市委成立了。我们一连上街参加了三天的庆祝游行活动。接着，北京大学的教师聂元梓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吹捧并煽动人民广泛效法，这件事一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于是文革风暴的序幕逐渐拉开。从此校园里再也放不下平静的书桌了，老师要求我们书写大字报，参加大批判。我们老师是个年轻的姑娘，有一天她在给我们上文化课的时候突然被叫出去了，一个凶悍的男教师走进教室，大声质问我们：“什么时候了还学文化课？你们知道你们班主任是个什么东西吗？”同学们都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究竟要出什么事？过一会儿老师又若无其事般地回到了课堂。学校里一些教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些头头们总是显得牛气冲天的。从此文化课被停止了，期末考试也取消了，没过几天我们就开始了暑假生活。
紧接着红卫兵运动在各大中学院校开始了，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一大批红卫兵。一个叫宋彬彬的女孩被毛泽东当场改名为“要武”，从此红卫兵运动打开了杀人的闸门，穿军装、搞抄家、开批斗会、让斗争对像坐“土飞机”、用板儿带抽打人等成了当时红卫兵运动“革命行动”的时尚。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各种通告，勒令属于“黑五类”的人限期交代问题，并威胁否则将采取“强制行动”。不识字的母亲问我什么叫“强制”？我说就是强迫人做事情或者对他们动手呗。果然没过几天红卫兵陆续开进街道了。有一天，我们胡同1号大门院里住着的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女教师的家被抄了，邻居里几乎没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那是老邵家。母亲被招呼去看斗争会了。邵家是一个大家庭，院子里跪了一大片。斗争会上，一帮女学生用皮带凶狠地抽打邵家的人，主要是打那位女教师，她大概是她们的班主任吧。母亲实在看不下去这血腥的场面，偷偷溜回家去，心里七上八下的总是不塌实。
晚上父亲下班回家后母亲把街道上发生的事详细说了出来，并和父亲商量对策，他们害怕自家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家虽然没有金银财宝，但肯定也能够找到犯忌的东西。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些银元，那是他们从东北来京时带来的仅有财产，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动用的。现在那包东西有可能会成为最可怕的证据而引发灾难，于是父母当晚就将银元细心包好塑料布埋到了地下。
第二天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邵家的女教师死了。在遭受一整天的毒打之后，遍体鳞伤的她感到口渴难忍，于是向家人讨来水喝。据说在那种情况下喝水会“炸肺”，她那晚饮过水后就悄悄地死去了，太惨了。这是我们小胡同里发生的唯一一起文革血案，当然除此之外的自杀现象当时就成了小事情了，没有人会放在心上。听母亲说周围几乎每条胡同里都有打死人的事件发生，受害人什么样的都有。有一个卖牙刷子的，还有一个用拐棍捅毛泽东画像的老头子，都被红卫兵打死了……。在那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北京八宝山火葬场门前人们每天都在排着长龙，四面八方的尸体都蜂拥而来。我幼小的心灵被骤然蒙上了阴影，革命就是这样的残酷吗？
姐姐当年正在天津上大学，因为必须参加运动就没有放假，抽空匆忙回家看看情况，进门就惊惶失措地说：“不好了，中央乱了！”，于是匆忙帮助家里检查那些有危险的物品。这时最引起担心的东西是一批旧唱片，都是父亲早年做二手货生意时积攒下来的货物，显然是属于当时“扫四旧”之列的。我们用了几天时间将大部分唱片一张一张地焚毁了，同时细心清理其它杂物，严防惹祸上身的隐患。当时在垃圾站里我们可以看到成山的过去比较值钱的物品，几乎没有人对它们再感兴趣了。很多有钱人都在为怎样隐藏或扔掉自己的金条、元宝等贵重物品而精心策划着。我们家历来安分守己，从没有与邻居家冲突过，所以并没有人来找麻烦。
这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去返校活动，我迫不及待地向学校走去，想从老师那里得到这些日子我心中疑惑的答案。半路上碰到了一个平常很文静的冯姓同学，我试探性地对他说：“现在红卫兵都把人打死了！”只听他若无其事地回答：“坏人不打死留着做什么？”我的心一阵抽搐，再不敢说什么了。“难道是我心太软吗？”我暗暗地想着。到了学校同学们在议论一个女同学的父亲在家上吊自杀的事，只见那个同学表情平淡漠然。在那个时候我早就听母亲说过有很多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孩子不得不公开与父母划清界限，以表示自己还是要跟着毛泽东干革命的，这时我心头一时涌现出了一种莫名的悲哀。同学们都到了，老师让大家自由交流这些天的社会见闻。同学们都争先讲述着自己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关于红卫兵革命行动的见闻。有的说红卫兵在抄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的家时他事先给自己准备好了高帽子带好后去迎接他们，还叫自己的孩子“猴崽子”跪下欢迎，搞得红卫兵哭笑不得，听得全班同学都哄堂大笑起来；还有的说一家地主分子负隅顽抗，紧闭起院子大门持枪和红卫兵对抗。老师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时还赞赏着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最后老师让大家表态，为以后加入红卫兵组织做准备。轮到我说话了，我说我是工人家庭出身，想参加红卫兵。老师突然问道：“你们家是怎么来北京的？”“是……，坐飞机来的。”这时同学中一片哗然。“工人家庭能坐飞机？”“因为当时打仗铁路被炸断了，所以只能坐飞机。”“你还是回家好好问问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我喃喃地说。我恨自己不会编瞎话，找来如此麻烦。回家后，我始终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老师以后也并没有再问过。不过我从此对老师有点异样的感觉，她不该在全班同学面前让我难堪。其实老师是对我有好奇心才故意追问的。我当时在班里学习成绩总是处在第一的位置，而一般工人子弟学习都不好，而且还有很多同学嫉妒我，总是想方设法要欺负我。我家是1948年从东北来到北京的，而且在那之前确实有过一段短暂的发家史。不过因为社会动乱生意不好做了，所以我父亲才想去当时的北平看一看，没想到一去就扎了根。按照共产党的政策我父亲的成分定为“工人”确实有一定合理性，但这似乎只是个危险的擦边球而已，前景依然令人不安。共产党的文件是按照解放前三年的家庭财产等情况来界定成分的。而我父亲的店铺在那三年里已经都倒闭了，我的一个叔叔用卖店铺的钱到农村买了一大片荒芜的土地和几间房子，不料一年后就遭遇了土改，他们一家侥幸弃地逃出那个地方就先来到了北平。这样一来我们两家就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幸运的是这段历史经历世界上并没有几个人知道，所以一直没出事。但每到政治运动来到时叔叔总要来到我家和父亲嘀咕如何应付审查。
红卫兵抄家、斗人、打人活动的高潮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终于发现局势失控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最新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的暴力活动逐渐收敛了，但红卫兵出现了对立的派别。由一些高干子弟所组织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官方宣布为反动组织而加以取缔，从此打开了派系斗争的序幕，高层人物操纵着派系斗争一直延续到文革运动结束以后。
我门的暑假持续了几个月，我每天都到大街上去读大字报和传单打发日子，这也成了我每天的语文课程。听说学校里开始招收红卫兵了，我兴奋地奔去报名。到了学校的传达室发现只有几个红卫兵在那里，都是高年级学生，领头的姓毕。他们知道我的来意后立刻抢走了我胸前戴着的毛泽东像章，还戏弄了我两个多小时。我伤心极了，这也就是文革给我的心灵带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不过现在想来还是要感谢那位毕先生，他使我第一次认识了人性的丑恶，也为我今天能够深刻认识文革本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终于又来了：“要复课闹革命！”开学以后我们主要是进行政治学习，文化课本全部重新编写了，里面装满了政治口号，实质内容被大大简化，而且我们只有很少的文化课时。另外就是三天两头的批斗会。我们学校最先揪出来的牺牲品是一个姓戴的年长女教师，罪名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学校里贴满了讽刺戴老师的大字报，有教师写的，也有高年级学生写的。我们学校的批斗会还算比较文明，基本上动口而不怎么动手，所以学校里始终没有发生惊人血案。
红卫兵的派别斗争越演越烈，而且从学校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几乎每个单位都出现了群众组织，对立派别逐渐增多，经常发生群众性的暴力冲突。我当时的主要乐趣就是看他们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和传单，就好像是在欣赏体育比赛一样，经常暗自鼓励一派打败另一派，可惜的是我总是等不到胜负的结果，他们始终在那里僵持着，每一派都有自己的后台撑腰。
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政治明星人物像走马灯一样转换着，台上走红了的人会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被万众所不齿。很多同学都能如数家珍般罗列“中央首长”的名字和职务，而我却没兴趣关心这些，我只关心当权者在说什么。令我失望的是他们只能说些没用的套话，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学校里组织了“红小兵”，可是他们怎么也不批准我加入，争强好胜的我颓丧到了极点，心变得越来越冷，但我无处发泄。
就这样过了两年时光，我的小学生活该到毕业的年头了。我们被轰进了附近的一所中学。中学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变化，每天的政治学习，周期性的讲用会，断断续续的文化课，没完没了的批斗会就是我们的课程表，实在没事干时就搞体育训练。后来解放军进驻了各学校，我们每天都要接受军代表的训练。当时因为生活极度枯燥，人们情绪异常暴躁，一点小事就会引发群殴事件。当时北京最流行的打架方式就是用板砖拍脑袋瓜，所以在街头经常会看到一群人追逐一个满头是血的人，大家争抢着每一个发泄的机会。人们认为打人一下就是占了大便宜，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趁乱去占便宜，我为这种人性心灵的扭曲始终感到特别悲哀。为了对抗社会上流氓分子的威胁，各学校都成立了自己的保卫组，我们学校的保卫组是全北京最强大的，因为掌门人是个力大无比的体育教师。只要哪里出了事保卫组就出动了，他们出击的手段和社会上的流氓并没有什么区别。
社会动乱一直在持续着，群众性武斗向全大陆各地迅速蔓延着，有些地区甚至动用了枪炮，军队也卷了进去。当时做“造反派”是一件时髦事，造反通常是去夺权、去打砸抢、去整人。大街上总能见到一辆辆大卡车，车厢站满了风光无限的“造反派”，风驰而去。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份配有照片的传单，一辆运“造饭派”的卡车转弯时翻了，死伤了很多人，这是我最早知道的重大车祸。
1969年，中苏边界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毛泽东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新指示，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就是挖防空洞。校园里、居民大院里都开始了紧张的施工。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将一筐筐的渣土运来运去，肩膀都扛肿了。不过这样繁重的战备劳动确实抑制了当时一部分社会矛盾的冲撞。
1970年，毛泽东基本上把身边的上层人物都清洗了一遍，自以为控制住了大局，于是又发动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运动，力图通过最后一次深入地基层清洗结束文革动乱。这一次我的父亲终于没有逃过去，被揪了出来。出事的原因并不是他有什么秘密泄漏了出来，而只是他的一个在沈阳当厂长的外甥被当作“走资派”被打倒了，因为早年关系非常密切我父亲才受到了牵连。父亲被隔离审查了几个月，好在单位里没有很恶毒的人，父亲并没有受到肉体摧残，以后事情就逐渐不了了之了，就像是一场恶作剧，但我们全家当时确实是大大虚惊了一场。
我的少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这种社会背景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格发展，我对人性的丑恶有着特别敏感的警惕，对社会的不公平性有着特别的仇恨，对人间的正义与理性有着永远的追求。我认为我们这些文革的最后见证人有揭示这段历史真实性的神圣职责，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反动派多么害怕暴露历史真实，我们一定要把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打造成我们民族的一本宝贵教科书，留给后人世世代代流传、借鉴下去。
我把这段历史讲述出来是要说明文革十年浩劫摧毁了我们一代人，但马列毛的百年浩劫却影响了几代人，我们甚至还需要几代人去承受这挥之不去的深重罪孽。
云衡 Balance. Y. Zhao(yiyou03@etang.com; balanceyunheng@hotmail.com; yunheng2003@hotmail.com)云衡文章暂时属于公益性质，欢迎大家广泛张贴、传播、评论。同时征求海外出版商洽商汇编成书事宜。本人希望在朋友们的大力协助下，日后将部分文章整理成两本具有震撼力同时又极具商业和学术价值的出版物，以贡献人类社会之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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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网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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