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4日讯】一场亚洲杯冠军争夺战，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激昂情绪，在日本击败中国夺得冠军之后，中国民众焚烧日本国旗，破坏日本人的车辆，殴打记者和日本人，聚集在日本大使馆前面喧嚣抗议，许多的城市陷入了疯狂的鼓噪之中。
很多的报导都认为这是中日历史情结，加上最近中日政府之间因为日本首相入祭靖国神社而有所杆格以及缘海资源所有权的争议，总结而成的“抗日”气氛，才会因为一场球赛的胜负就造成如此强烈的反应。
当然这些理由都是事实的陈述，但是，中国的民众在面对日本的时候，为何会如此的“国家化”，将中共建政统治以前的日本侵华史如此的牢记在心头，将两国政府之间的争议视如自己的私事，而且几乎是举国上下都是如此亢奋激昂，让人惊异的感觉到，这种反应似乎超过了中日在历史上的瓜葛所负载的恩怨情仇。
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对于人民的政治反应和行为一向都予以严格的控制，不仅不允许人民任意的对公众事务表达意见，更严禁“聚众”行动。而且中共最常用的手段是“事前防止”，只要略有迹象就马上打压，不让事情有萌芽和扩大的机会﹔对于突发事件，也决不手软，拘捕ˋ打杀不会有所留情。之前，面对法轮功事件ˋ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共都是下手不留情的立即逮捕和血腥镇压，没有留下任何容忍的空间。这是中共的惯性。
但是，这次的中日足赛之后，中国民众却可以挤满街头的抗议ˋ施暴，公安只是将双方“区隔”，并没有出现制止和镇压的情形，让民众得以在某种范围之内进行对日本的抗议和施暴。中共这种反常的现象，不是由于中共的偶然的疏忽，而是有意的运作。
自从中国的经济起飞以来，一则，人民的经济实力逐渐厚实，不再仰赖国家的资源分配，二则，和外界的接触也随着经济的往来而扩拓，对于政治的观点不再拘泥于中共的宣传﹔因为经济的带动，导致中国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对于中共的专制统治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由于中共是专制政权，强烈反对民主，所以本身并没有纾解人民政治诉求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必须制造出可以纾解压力的对象。放眼整个世界，除了台湾的统独争议之外，和中国有历史仇恨的只有日本了。而台湾前阵子在江泽民面临逼退压力的时候，已经成为中共庞大军事演习的对象，早就利用过了，所以剩下的只有日本。
而中共要以日本为政治压力出口，必须利用一个世纪以前的历史恩怨将日本丑化ˋ恶化，所以在教科书中，在媒体报导中，针对日本都有着政策性的导向，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有个可以厌恶的对象。
在中共的因势利导之下，中国人民变成了“义和团”，对日本喊打喊杀，喧嚣泄愤，但是，日本已经不是清末民初的日本了，不但没有侵略中国，甚至对于中国有着大量的投资和巨额的援助，此外，日本已经在国际场合正式的为了日本过去的错误向中国道歉。过去日本是对不起中国人民，但是，在日本战后民主化之后，现在的日本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抹灭的功绩。由于现今所呈现的事实，并不存在着让中国人民可以如此强烈声讨日本的理由，所以这次中日足赛之后，中国人民的激烈举止，在国际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如今有许多的国家质疑，事事政治化的中国是不是有资格主办二００八年的国际奥运？
中日足赛引发的暴乱，除了中共的政治运作之外，中国人民确实也需要有个可以发泄政治压抑的“活动”，以转移对专制政权的不满。
在一党专政之下，中国人民无可奈何﹔江泽民有如慈禧太后恋栈不退﹔抗ＳＡＲＳ英雄蒋彦永，写了一篇平反六四的上书文章，就被逮捕拘禁﹔中共的官商勾结，贪渎不法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虽然中国经济起飞，在政治上ˋ生活上，中国人民还是处在没有人权ˋ没有政权的苦境，加上对中共专制的害怕，不敢对中共有所冲撞，所以在极端的压抑之下，借着中日足赛对日本发泄不满的情绪，便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了。
中国人民的爆烈言行不是失去理性，而是一种燥郁的心理反应。
中国这种整个民族的燥郁症状，是一个民族长期处在不正常的政治压力下所造成的精神病态。就像是一个处在家庭暴力之下的人，在家中无法发泄，在外头的行为就会不正常，病例中，一些经常具有攻击性的精神异常病人就是如此。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人民惨死的人数超过历代的总合，但是面对中共，中国人民至今仍然害怕，所以将不满愤怒转移，这也是一种发泄燥郁也保护自己的无奈做法。
中日足赛之后，中国民众的过度激烈反应所呈现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中日历史情结，而是中共专制政权面临民主革新的挑战，中国族群在压迫之下精神异常的情绪移转，在整个中国所造成的不正常的躁郁现象。而治疗这种病态，唯一的药方就是“民主”。在民主之下，中共无法压迫人民，人民不受中共压迫，整个中国民族自然恢复正常的人性。
中国人民当然可以选择，或是继续激烈声讨台湾ˋ日本，仍然安分的做个中共专制政权下的顺民，或是拒绝家庭暴力，推翻改变中国共产党，让自己和下一代能够过着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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