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0日讯】§§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催生大批新官僚
——中国科研体制致命伤
中新网5月18日报导，中科院沉文庆院士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封官”做法使中国没科学大师。过早给科研人员委以“官职”制约了中国科学大师的诞生。他说，现在科技界“封官”的做法已经形成惯例，青年科学家们成果一出就立即被委以各种“管理重任”，很多具有世界科学大师潜质的年轻人都过早被埋没了。这是行家振聋发聩的预言。
其实，这个问题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早在几年前，一些地方政府打着重视人才的幌子，掀起了一股博士从政的热潮，许多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博士们被从大学直接安排到政府的领导岗位上，使得这些具备科学潜质的年轻人不得不整天埋头于行政事务中。博士从政的背后是强烈的官本位思想。而这种官本位思想直接危害着中国的科教事业。如今，在一些学校，博士毕业以后，首先会选择到一些管理部门任职，希望能够通过的自己的学历优势，走终南捷径，尽快在行政管理领域崭露头角。
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因此，在青年科学家的潜意识中，只要取得一些成绩，这应该通过仕途来证明自己。官职的大小，往往预示着自己科研水平的高低。所以，即使为了证明自己，也乐意被委以管理重任。事实上，一旦担任某些官职，科研经费就会有保障，科研设施有保障，科研助手也有保障。这种科研成果出官，官员又催生科研成果的现象，导致中国出现了特有的官僚队伍。那些科学家出身的年轻人没有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发号司令。
从科研发展内部规律来看，从立项到审批项目，从着手实施到成果鉴定，其中有太多的因素不为科学家们自己所掌控。在科研项目立项报批阶段，尽管科研工作尚未展开，但是科研工作者不得不写出详尽的科研立项报告，以供那些行政官员审核。由于行政官员并不了解学科发展的趋势，所以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间，不得不借助于科学家们进行评审。然而，由于评审的组织工作掌握在行政官员手中，这就为灵活操作提供了便利。如果能够成为负责他人科研项目审批的官员，那么，就可以拥有立项的主动权。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科学家热衷于从政也在情理之中。项目获得批准后，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实施。如果身处领导岗位，那么就会处处得心应手；如果没有管理权力，那么就会处处受制于人。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担任领导职务。好容易等到科研成果完成，还面临一个鉴定和推广的问题，如果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就能在鉴定的时候邀请到许多同行前来捧场。在科研成果的推广方面，也会有很多优势。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国家有关部门近年来已经习惯性的将那些有潜质的科学家推到领导岗位，希望他们能够借助更多的资源，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然而，由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因此，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科学家们反而无法做出科研成绩。更有甚者，一些脱离了科研岗位的领导看到昔日的同事们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取得成绩，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千方百计地霸占同事们的科研成果，更有甚者，出于嫉妒心理，想方设法的贬低甚至扼杀同事们的科研成果。中国的科技界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根子出现在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上。在我国审批科研大行其道，长官意志随处可见。由于科技界缺乏自己的自治体系，没有形成整体上的政府和其他社会阶层相互谈判的机制，导致中国的科技界处处受制于人。不论是科研经费的取得，还是科研成果的鉴定都需要依赖行政部门，这就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定下了一个灰色的调子。如果脱离了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引导，中国的科技寸步难行。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悲哀，也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
§§缺乏学术自由强化了官本位
——以北大教改为例
2004年第1期《读书》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先生谈北京大学教改的文章，在学术自由、官本位等方面，对北大改革的目的进行了说明。在谈到学术自由的问题时，张维迎教授认为，对于一个大学或者任何一个以创造知识为目的的组织来说，学术自由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思想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张教授还引用洪堡的话说，学术自由不仅会受到政府的威胁，还会受到学术组织本身的威胁，这些组织一开始有一种特定的观点，然后就倾向于压制其他观点的兴起。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张教授说，学术思想只有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才可能有自由。
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开放性，而是没有透明度。张教授极力废黜家长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似乎仍然没有找到实现的路径。现在的大学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被用错了地方。一些成为博士生导师的老师，从来都没有为本科生开课的习惯，也没有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而是热衷于作报告、出国下海。高校老师的学术自由已经被滥用了。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增加教师的流动性，而是让教师老老实实地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学术自由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物质上的自由；一个是精神上的自由。所谓物质上的自由，就是要让大学教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从事学术上的创新工作。物质上的自由，是精神自由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精神自由，就是在宪法的保护下，自由地从事知识的创新工作。大学教师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温度计、晴雨表，也是社会环境中的啄木鸟。大学教师的怀疑心态和质疑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禁锢了大学教师的这种原创能力，那么，整个社会就不太可能进步了。张教授讲到了开放，讲到了竞争，但是开放和竞争并不等于透明度。透明度要求大学教师作为一个职业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透明度更要求大学教师的评聘工作完全透明，比如说，应聘教学岗位的大学老师应该公布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学术评审委员会在评议的过程中应该公开透明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大学教师的评聘工作犹如黑社会组织开会，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们赞成还是反对，赞成的理由是什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外人并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上岗也就为排斥异己增加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大学教师普遍不满意的是没有透明度而不是没有流动性。北大实现学术自由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似乎没有抓住根本性的问题，或者说，北大的改革追求的是实质正义，但由于缺乏程序支持，所以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学术自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字眼，它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来加以实现。张教授认为只有武艺高的人胆子才会大，武艺不高，胆子就大不起来。现实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无知者无畏。种种学术黑幕，恰恰说明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增加大学教师评聘工作中的透明度，而不是通过切分蛋糕的方式进行利益的再分配。
关于官本位，张教授认为与学者水平有关。其实，官本位的产生和学术规范有关，但与学者水平无关。由于缺乏起码的学术规范，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非学术的方式来进行学术评价，官本位制度应运而生。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教师职称评审过程中，由于学科委员会没有能力评判优劣，于是，便将矛盾上交，学校的学术委员会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学科的具体发展情况，所以只好求助于行政裁决的方式来决定学术评价问题。张教授认为，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内部权力斗争。水平高的人忙着去创造价值，水平低的人忙着去分配，而不是创造价值。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议论。但是，解决官本位的问题还是要从程序出发，要求学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问题上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本位现象。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些有作为的教师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得到评判他人的权利，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研究课题，到处钻营，争取一官半职。由于在个别学校官本位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一些教师不得不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一些大学教师力争通过公开应聘的方式到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然后再利用政府官员的身份来争取学术话语权。学术活动被扭曲如此，单靠折腾教师有什么用呢？现在没有人怀疑北京大学提高教授水准的目的，人们怀疑的是，由行政领导来引导改革可能会适得其反。北大的改革路径应该是，将权力下放到各个学院，由各个学院建立独立的公开透明的评审体系。北大校方只需要负责后勤管理和学术评审的程序性审查工作即可。北大的现行改革不但没有打破官本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官本位，这是改革方案最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今，大学的负责人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有时候大学负责人的不作为恰恰能够推进大学的改革。假如有那么一天，北京大学的校长也能像牛津大学的校长那样成为一个名誉上的职位，北京大学的改革或许才有希望。现在中国高等院校的校级领导权力太大，所以，学术评审工作也自然提交到校级领导机关进行审查。校领导可能是教授出身，不想过多地参与行政事务，但现行体制决定它必须裁决学校的一切纠纷。现在，大学的改革也要由学校的领导来推动，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北京大学的领导都是明白人，但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这场改革只能以行政手段来加以推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倡导改革者内心的隐痛。当然，我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北大的校级领导一致认为，由各个学院自行推行改革方案成本更高，所以必须由校级领导统一作出部署。如果是那样，我们无话可说。
通过这次改革讨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官本位的危害性。
§§中国科研共同体自治之路漫长
——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三把刀
目前，中国的科研体制仍然是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附属部分。中国的科研机构是事业性单位但行政化管理。科研机构的负责人由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委任，而不是由科研机构的内部选举产生。因此，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只需要对行政部门负责而不需要对科研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负责。这种科研管理体制，决定了科研机构本身缺乏独立的人格，它们不能独立于政府管理机构之外，以自己的意志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科研机构的非独立性，决定了科研机构管理的官僚化。或者换句话说，由于科研管理机构的官僚化，导致科研机构缺乏独立的自治能力。科研机构的行政色彩不仅体现在对外关系方面，也体现在科研机构内部各个层面。在任何一个科研院所，层层叠叠的大大小小的管理机构数不胜数。科研工作者为了报销一张出差的飞机票可以在不同的科研单位耗费一天的时间。所以，科研管理体制的官僚化，是高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第一把刀。
目前，衡量科研工作水平高低的主要尺度掌握在西方国家。凡是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都被视作科研成果。如果科研工作不被西方国家所承认，那么，该科研成果也不会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这种独特的评价体系决定了在中国科研机构内部不可能建立自主的评审标准。中国的科研工作评审的自主权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因此，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设立类似于西方中世纪自治色彩的学术法庭，在行业内部处理自己的事务。科研评价标准严重依赖外国，是高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第二把刀。
由于长期的不良教育，导致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普遍缺乏独立的人格。在科研机构内部，互相不买账或者明争暗斗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许多领域，无法建立起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学术自治机构。在有些学会，为了争名夺利，不惜动用行政的和其他的权力互相伤害。学术品格的低下，使得中国的科研队伍一盘散沙。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强有力的监督，那么这支队伍可能无所作为。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悖论：科研发展规律决定了科研工作者必须实现自治，但如果没有行政监督和保障，科研工作者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正像一位高校的党委书记所说，现在大学教授普遍要求独立自主，可是在选举院长和系主任的时候又相互勾心斗角，拉关系走后门，把学校弄得乌烟瘴气。科研队伍素质不高，是高悬在中国科研工作者头上的第三把刀。
现在，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科技领域面临的危机，他们呼吁政府加大投入，也希望政府能够对科研工作进行强有力的干预。然而，这样做可能会解决一时的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的科研自治之路依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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