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5日讯】俗语说：“崖县陵水，有命去无命回。”
我们是广州知识青年垦荒队第一批的一个队伍，1958年3月来到海南岛崖县，接近天崖海角的地方垦荒。
早在学习班时就有人问：“有大人（陪同）吗？”出发前在市青年文化宫开会时，市团委书记问大家：“有没有人后悔？”等了三分钟都没有人举手。在未到达营地之前，还在崖县三亚镇吃饭时，就有人后悔了。认为自己已被改变了身份，已经不是学生身份，而是农民了。因此，对饭菜不满意亦不敢出声。到达营地几天就开始陆续有人逃跑了。当年有大批大批退役士兵被派往海南岛种橡胶树，这些曾被称为肩负“保卫祖国”重任的“钢铁长城”的“最可爱的人”，不但纷纷逃跑（回乡做农民），还集体游行抗议（遭血腥镇压）。又怎能叫尚需“大人”陪同的大城市学生安心天崖海角呢？出发前市团委书记的问话，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暴露了中共这个大骗局。出发后他够胆问吗？我们都是“未见庐山真面目”的年青人啊！
我是广州第六中学高中毕业生。我在垦荒队里有很多好朋友，在这里仅举出其中两位好朋友。一位是张任成，高中毕业生。他到达营地第二天就同我谈心，他说：“我全家人都在广州，几个哥哥都在工厂做工，我竟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与他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聪明能干，爱看“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杂志，热爱科学与工艺。他最初分配到“西瓜组”劳动，后来调到“铁工组”，成立国营农场后任场部农具厂厂长。另一位是谭惠华，广州执信女子中学高中毕业生。祖籍台山人，父母在广西工作。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她生得如花如朵，但她不是最喜欢花朵，而是最喜欢机械。她爱好机械如命。她最初与我一样都是分配到“油棕组”劳动。垦荒生活既十分陌生，而又十分艰苦。她仍念念不忘她未来学习机械的远大理想。我为使大家高兴，就朗颂苏联情诗。成立国营农场时，她被调到外单位的崖县机械厂工作。下面是我们考大学的故事。
1958年碰上“大跃进”。大学招生时，垦荒队故意只挑选初中毕业生，保送去读大学。这是“大跃进”，能为国家每培养一个大学生节省三年教育经费。高中毕业生只有眼巴巴的望着。
第二年的1959年，高中毕业生亦不示弱，早就做好了准备上考场。却被刚成立的国营农场镇压下去了。当时的农场党委书记叫作韦雄敖，是广西籍的外来干部，部队转业军官，相对于“地方主义”的海南地方干部来说，他是我们垦荒队员心目中最好的党委书记。说他是最好的党委书记，并非没有根据的。例如有干部反对他，他就狠狠地把那人大整一顿，指着骂：“你反对我不要紧，我最怕你反党！”党就是他，他就是党。那人以为这下子可完蛋了，连小小的“乌纱帽”都丢掉了。可不是那样，批判几天完了反而升职，使人大开眼界。他比毛泽东好得多了！又如这次镇压高中毕业生，他不是“一手抓”，而是“两手抓”；不是“用一条腿走路”，而是“用两条腿走路”。首先是打压，大扣“个人主义”帽子，高唱“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然后是拉拢，大送“试用干部”职位。以当试用干部代替读大学。许多高中毕业生被送到场部或作业区当试用干部，我是场部试用干部之一。
1960年我爸爸从香港来信，叫我请求读大学。我知道韦书记不放我去读大学，我知道他的心态。我一向都是“驯服工具”，我不识得捞世界的，当然没有聪明办法。我只会“画饼充饥”，以报考函授大学来迎合韦书记的心意，韦书记也很欢喜。
我刚报名考函授大学。韦书记突然在一周晚上，召集场部的高中毕业生开报考大学的总动员会。宣布报考大学是党的号召，是党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鼓励全体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高中毕业生们听了惊慌失措，以为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家磨拳擦掌，决定去搏一搏。当晚许多人都睡不着。这是发生在场部的事，各作业区仍蒙在鼓中。
次日一早，我们像一窝蜂似的，涌向三亚镇的崖县高考招生办公室，声称是来报名。吓到招生办公室的人目瞪口呆，说：“昨天已经截止报名了，怎么今天才来报名呢？”我们说明了缘故，他们很同情，限下午三点钟前完成报名。因为他们要在下午三点钟，打电话到海南地区汇报崖县考区人数。我们雀跃了起来。我们又涌向崖县人民医院要求体检。医院的人说：“体检可以，但不是照肺。因为X光机坏了，近期无法修理。”我们听了似被泼了一盆冷水，沉默一片。不能照肺即是不能完成体检，即是不能报名了。我突然想起，我最近才照肺及体检，虽然体检表已寄出去了，相信医院还有存底。我要求医院查我的体检存底，查来查去总是找不到，既找不到体检结果，也打不到照过的X光大片。医院的人还说：“没有事就好了，还保存它做什么呢。”我连一线希望都没有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议再向招生办公室求情，大家推荐我去。这时传来左克明的声音：“老田，你嗯住（小心）搏头（挨整）！”他对着我笑笑的。我觉得逆耳，与我多接近的彭国权劝解了，我才去了。
不能完成体检，再求情也没有用。但有两个人是可以报名的，那是张任成与汤渥奇。原来是函授大学寄给我三份体检表，他们各人要去一份。然后他们把体检结果收藏起来，这时便用上了。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我们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对他们两个能报名的人来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韦书记来说只是稍微跌破眼镜，险些他全部跌破眼镜了。
我回去了没有事。张任成、汤渥奇考完试之后，天天望送邮包的汽车经过，等候通知书。终于望到了，张任成考上“广州航海学院”。他情不自禁的高兴，匆匆忙忙整理行装。汤渥奇落选，当然没有他的事。张任成亦不能走得太快，韦书记还要开会对他“再教育”。
场部连续三个晚上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张任成。高中毕业生们看着觉得好笑。最有理论的彭国权都说：“我也有他同样的思想，还说什么呢！”三个晚上，个个晚上我都只是“看戏”，没有出声。但场部农具厂有的工人很积极“帮助”他。
被揭发出来的缺点、错误越积越多，积成一大堆，总结起来只不过是不安心农场工作一条。无罪可变有罪，一条罪可附加上无限多条罪。最后，韦书记发话了：“他这么多缺点、错误，我们不能不负责任地把他推出去就算数。我们一定要负责到底，把他改造好！”
张任成被流放到远离场部十几公里的深山密林里，比农场最远的“水莲池”作业区还再远几公里，单独一个人在那里砍木，烧炭。他自己割茅草，自己盖个茅草小屋作为栖身之所。他白天砍木，烧炭。饿了煲饭食。那地方白天会有猴子、熊或蛇出没。晚上，黄鼠狼的叫声，野猪的叫声，以及其他野兽的叫声，近距离的伴随着他。偶然亦有黎族猎人经过那里，有个猎人送给他一块鹿膏，他得以用来煮菜食。每过几天他就步行几公里山路，把烧好的木炭背到“水莲池”作业区，顺便从作业区领些米、蔬菜回他的流放地。我有时亦出差到“水莲池”作业区，他每见到我总是问：“你有没有听见讲，韦书记放我去读书呢？”我说：“没有。我听见一定讲给你听。”
张任成被流放了两个多月之后，韦书记果然大发慈悲，放他去读书。他到达学院时，学期已过了三分之一。令韦书记大跌眼镜的，是学院仍给他插班入读。由于他的基础好，够聪明，够干劲，很快便赶上学习进度。后来学院改名为“广东交通学院”。毕业后分配去海口市当汽车站技术员。
另一个幸运儿是谭惠华，当年也考上大学。她考上海南工专，学机械。实现了她多年来的心愿。这时她是在外单位的崖县机械厂工作。她回农场场部告别时，快乐极了。她一见到我，就提起过去一起在“油棕组”劳动，以及我朗颂诗。我看着她快乐的样子，我亦为她开心。我以为她一帆风顺了。
中共一向喜欢“教育”人，崖县机械厂的党委书记还要召开大会，对谭惠华进行“再教育”。手法都是一样的。同样是被揭发、批判三个晚上，同样是被流放到十几公里远的深山密林中砍木，烧炭。她是在那里工厂派出的一个烧炭小组里砍木、烧炭。原来烧炭小组的那几个人全部都是男的，只有她一个是女的。她从来未受过这样的凌辱，虐待，当然伤心落泪，极度悲痛。她由于受打击太大，伤心过度，行路时精神恍惚，一不小心跌倒在一块大岩石上面，把上颌整排牙齿都截断了。
工厂的党委书记始终都不肯放她去读书。一个窈窕淑女，死心塌地地跟随共产党走至了天崖海角，竟落到了如此下场。中共为了它自己的私利，糟蹋祖国的花朵！罪恶啊！罪恶啊！历史上，中国人民有比中共更残忍、更没有人性的敌人吗？到底谁是个人主义？谁是万恶之源呢？
中共对知识青年的大骗局，浪费了知识青年大好的青春年华。还导致我去天崖海角六年之后，不想有命去无命回，学习派往海南岛的、退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逃跑回乡做农民。在中国大陆的漫长岁月，中共说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搞错了对象（其实中共是想打破台湾同胞的饭碗并加以奴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是我，一个曾为中共当过多年“驯服工具”的我以及中国大陆同胞。我被中共迫到走投无路。最后，我离开了我祖先代代生息及我早期不愿离开的中国大陆，奔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西方世界！
中共把它过去的许多罪恶都推给“四人帮”，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四人帮”的后台老板毛泽东。我永远不忘记1949年见到的一首民谣：“毛泽东，毛泽东，见你唔死一世穷！”
（2001年12月18日完稿）
（原载2002年2月北京之春。作者供稿，授权发表）(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