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30日讯】一月十八日清晨八点多钟﹐美西时间还没有到凌晨五点﹐我太太杨月清接到洛杉矶的电话﹐金老总的小儿子庆国打电话来说﹐父亲去世了。这天星期一﹐本来我们准备中午赶去洛杉矶探望已在加护病房的金老总﹐没有想到他却早走一步﹐结果探望改成送殡。
同金老总相识﹐有个“不打不相识”的过程。一九八四年九月﹐我在《信报》的专栏上写了一篇“‘一人两制’论”﹐挖苦中共驻港官员﹕“‘一人两制’者﹐就是同一个人﹐挂出的招牌﹐讲出来的话是社会主义的﹐但享受的却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以致不愿同十亿同胞共甘苦。例如那位报社的过气老总﹐虽调回北京升官﹐但却千方百计找各种机会回香港‘出差’﹐甚至听说想降格到深圳工作﹐因为深圳是‘半资本主义’﹐且随时可以溜回香港。”
文中的“过气老总”指的就是原香港《文汇报》老总金尧如。后来他在给我的《中共风雨八十年》一书写序时也提到这段经历。但是当时金老总对我这篇文章没有进行反驳﹐却用实际行动“还击”。因为后来他从北京调回香港﹐当时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是改革开放披荆斩棘的时期﹐金老总在《文汇报》也为改革做许多事情﹐力图改变“喉舌”的形象。这些改革﹐为后来支持八九民运准备了精神条件。虽然后来金老总退了休﹐但是当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宣布戒严的次日﹐《文汇报》开了天窗﹐上书“痛心疾首”四字﹐他也参与了决策。“六四”后﹐金老总以退出中国共产党表示抗议中共的倒行逆施。而参与“共谋”的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却“反戈一击有功”﹐一头栽到新任社长周南的怀抱﹐以更左的手段对付异己﹐从而官运亨通。
六四以后﹐我终于认识金老总了。金老总性格直率﹐是性情中人﹐同他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他的嗜酒程度颇使我意外﹐就连喝早茶﹐也会以威士忌助兴﹐可谓无酒不欢。虽然“酒后吐真言”是个铁律﹐但是我更相信金老总的坦诚﹐是人品而不是酒精的作用﹐因为许多话都是在没有酒精的情况下﹐甚至是戒酒以后说的。
香港新华社两次将我列入黑名单拒绝我入境﹐我也不相信香港的言论自由会不受影响﹐因为九七前我们的言论地盘都在不断缩小﹐所以越近九七﹐我越要盘算往何处去的问题。这时金老总同我的联系比较多﹐他很关心我的去向﹐极力主张我离开香港到美国。一九九六年秋天﹐我有美加之行﹐为未来做一个决定。最后一站是洛杉矶﹐就住在金老总家里﹐这时候我才知道当年中共准备绑架他回大陆。绑架方法是将他在晚宴中灌醉﹐带回新华社﹐如果赶得及罗湖封关前出境﹐就装在车里运回深圳﹔如果封关前来不及赶到﹐就送到每晚一班赴广州的招商局客轮﹐天亮就可以到广州。金老总得老朋友秘密相告﹐遂决定立刻移居美国。金老总像关心自己子女一样向我表示﹕只要你们来﹐就住到我家里﹐住多久都没有问题。
九七年初我和妻子做出移民加拿大的安排﹐十月在纽约见官﹐所以决定在七一升起五星旗前离开香港﹐以旅游身份先到纽约。我们在六月二十八日抵达洛杉矶﹐同金老总看电视直播度过香港的回归日。我们没有被表面的莺歌燕舞现象所迷惑﹐基于对共产党的认识﹐我们对香港前途并不看好﹐所以完全没有兴奋之情。到了纽约以后﹐我再申请以杰出人才身份申请移民美国﹐一个工作天获准﹐比加拿大还快﹐于是我们就选择定居纽约了。
在纽约定居后﹐我们经常通电话谈论国是﹔彼此交换所写文章。金老总也来过纽约多次。有一次是参加陈一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所举办的研讨会﹐研讨会有一个“八老座谈会”﹐除了曾经当过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吴元黎外﹐其它都是中共的“老革命”﹐但是其中有一位声称至今没有放弃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虽然他曾经是金老总的上司﹐金老总还是当面不客气的说﹐现在还说这种话可以说是患了老年痴呆症﹐可见他的真与直。
还有一次住在我们家里﹐知道他喜欢酒和蟹﹐便买了两打螃蟹﹐和他喜欢的黑牌威士忌﹐正好又买到写着专供中南海和人大领导人喝的绍兴酒﹐这是金老总的家乡酒。友谊﹑乡情﹑蟹味﹑酒意﹐四管齐下﹐那晚他很快就醉倒了。还好是在美国﹐否则正是绑架他的好机会。把他扶到卧房睡觉时﹐他完全没有知觉。第二天他醒来开房门时看到外面我太太身影﹐立刻吓得把房门关上﹐完全记不得身在何处。我们几次到洛杉矶﹐也住在金老总家里﹐得到他们热烈的招待﹐那是没完没了的谈话。
金老总的乡音﹐他的七情上脸和手舞足蹈﹐一直历历在目。多年来﹐我们得到金老总夫妇的爱护与关怀﹐永铭心中﹐我们和张伟国也总以“金家儿女”自居。
老年人喜欢回忆。金老总对江泽民掌政期间的香港政策和台湾政策颇多批评﹐因此常常对照当年自己的经历。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他就负责香港的统战工作﹐顶头上司是廖承志﹑周恩来等。那时中共人才济济﹐统战搞得有声有色﹐他也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在“话当年”时﹐更是情绪激动。他为此写下许多评论﹐一九九八年田园书屋为他出版了《中共香港政策秘闻实录》。也由于他在一九四七年担任过中共台湾工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所以台湾媒体也很欢迎他评论两岸情势的文章。
在谈到香港的往事时﹐最近香港《壹周刊》报导有关梁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的事情不太准确。我还在香港时金老总就同我提到梁振英地下党员的事情﹐旨在说明中共在香港是如何的无孔不入。但消息来源不是梁振英自己同他说的﹐而是梁振英的顶头上司对金老总讲的。由于事关他人﹐目前不便透露这位顶头上司的名字。
这两年金老总健康情况下降﹐特别是肺炎住院以后﹐还查出有食道癌。我们在他生前最后一次到洛杉矶同他见面时﹐他还主动向我说起也是我心中一直存在的谜团﹐现在想来似乎也是他的“遗言”了。六四以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到美国“旅游休息”﹐因为周安桥与许相熟﹐所以有香港媒体和北京怀疑是周安排的﹐使他非常为难。周安桥很早就到中国大陆投资﹐相信他的投资因而也受到影响。这次金老总告诉我﹐穿针引线的其实另有其人。张五常教授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三年陪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我们都同行﹐因此我一直关心这件事﹐现在总算有了答案。
大时代的激荡﹐不同阵营都会出现分化。金老总同中共的决裂不是突然而来﹐而是日积月累﹐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对中共以前也是有看法的。例如五○年﹐他奉命动员从上海避难香港的工商界人士回上海参加祖国建设﹐但是有的被动员回去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整﹐使他心里不安﹐觉得辜负了他们。担任过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被金老总统战后﹐连李宗仁都在一九六五年到北京投共﹔但是不久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患癌要出国治病被中共拒绝﹐违背了当年“来去自由”的承诺﹐使金老总也觉得对不起他们﹐以后虽然同意她出国治病﹐已经晚了。
而金老总本人在文革期间被骗回大陆﹐追查他是不是国民党特务﹐为何国民党两次捉他都没捉到。这是指他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与一九四七年在台湾﹐他都由组织通知而逃脱。当局把他放在五七干校交代问题﹐以后又安排到粤北煤矿﹐连家属也没有幸免。金老总对此想不通﹐自己在为党卖命﹐党却这样不相信他。
最后是六四的冲击。当年领导学生运动的金老总﹐看着中共如此残酷的用坦克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他的心碎了﹐他毅然和这个野蛮腐败的统治集团决裂。
金老总的决裂是相当彻底的。如果说还有什么“牵挂”的话﹐他对周恩来的感情始终不断。原因在于金老总同周的接触是在文革前﹐而且是港澳工作上。我理解他的想法。对中共享“民族主义”来骗人﹐他都能看穿。特别是到了美国以后﹐他没有觉得“得到天空﹐失去土地”﹐而是非常热爱这个国家﹐愿意在这个国家终老。他也常常把美国的资本主义同中国的社会主义互相比较﹐戳穿中共的假社会主义。八○年代深圳改革开放﹐金老总建议在深圳建立“华侨墓园”的构想﹐以满足海外侨胞“落叶归根”的心愿。这个设想很受欢迎﹐企业也相当成功﹐所以资方给金老总予回馈﹐金老总把它交给《文汇报》作为员工福利基金﹐表明他的清廉。但是更具反讽意味的是﹐体察侨胞落叶归根心愿的金老总﹐自己却没有落叶归根﹐而是安葬在美国洛杉矶的玫瑰山。美国成了晚年他所寻求到的理想世界。
愿沐浴在加州阳光和美国月亮下的金老总安息﹗
金老总所思念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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