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9日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了五千多年﹐饥荒﹐战乱﹐自然灾害连绵不断﹐无数的天灾人祸没有中断过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然而﹐她但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资源﹑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危机。这些危机犹如狰狞的猛兽正在无情吞食着中华民族的最后一线生机﹐一步一步把她逼到绝境当中——中华民族已经危在旦夕﹗
资源危机
一，土地资源已接近超载的极限，粮食危机迫在眉睫。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以人为破坏为主的各种因素，我们丢掉了近20亿亩安身立命的耕地。在急剧增加的人口压力下，我们又被迫以破坏林地、草地为代价，开垦了24亿亩耕地，勉强维持着民族生存。”1到目前为止，在几乎开发了所有的后备耕地之后，我国的耕地总面积大约只有18.5亿亩左右，而我国目前的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了13亿，也就是说人均耕地仅1.4亩左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
前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主任曲格平和生态经济学家李金昌指出：“按照中国的国情，中国最适人口数量为七亿左右，最大（极限）人口数量为十六亿左右，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发生全面崩溃”。这里所说的“最适人口数量”是指在维持土地资源的生态平衡，保证其可持续利用的情况下，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最大（极限）人口数量”是指在不顾生态平衡，不择手段剥削土地的情况下，土地所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很明显，我国目前的人口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土地适宜人口数，也就是说我国土地资源目前正在超负荷运转着。1995年到2003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约以每年0.05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2003年的自然增长率为0.601％,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较低自然增长率水平。但是即使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以平均每年0.5％到0.6％自然增长率增加，那么在2040到2050年之间，中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6亿这个大限。
然而即使在后备耕地几乎已经耗尽，人均耕地严重匮乏的情况之下，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耕地目前仍然以每年2000万亩以上的速度在减少；而且由于对耕地的过度利用和其他一些原因，中国耕地质量不断下降——我国约18.5亿亩耕地中只有大约1／3是高产稳产农田，其余2／3是中低产田。如果把以上两个因素考虑在内，那么我们还得给我国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达个折扣——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应该少于16亿。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华盛顿地球政策研究所 （EPI）所长布朗（Lester Brown）指出：中国从1998年开始已经在走下坡路，到2003年粮食产量减少了约7000万吨2。今年上半年中国粮食出口额为106亿美元，与前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7％，而进口额则同比增长了62.5％，高达143.5亿美元，进口额比出口额高出37.5亿美元。按照中国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的趋势，中国从2004年开始已经成为粮食贸易的净进口国，而且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每年需要进口3000万吨以上的粮食，而且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程度将不断扩大——中国实际上已经无法维系自身的粮食安全！
二，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式高速经济增长，已经严重破坏到了中华民族的自然生存基础。
二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让中国政府和许多中国民众沾沾自喜甚至于引以为豪，然而却很少有人会考虑中华民族为之负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经济的增长往往伴随着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退化，而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生产模式则会加速这种消耗和退化的进程。不幸的是，中国就是以这种生产模式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能源消耗方面，中国每万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4倍；在环境污染方面，中国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要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而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则要高出10倍以上。我们以举世震惊的速度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以触目惊心的速度消耗着宝贵的自然资源，破坏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此，不妨应用中国环保局副局长潘岳的话来说明中国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中国目前严峻的生态状况。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突飞猛进。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
我国的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3
中国现在真实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只会比以上提到的状况更加严峻。频繁的洪水和干旱，污浊的河流和空气，肆掠的沙尘暴表明大自然对于中国社会以残酷掠夺的方式开发资源和污染环境的短期行为已经展开无情报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每年由于生态和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要占到GDP的8％以上。而郑义在《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4一书指出：上世纪末，为了追求“高速增长”，中国每年所投入所破坏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用生态经济学的方法折算为货币，大约在年均20万亿人民币以上，而中国每年的毛收入（GNP），还不及投入总成本的1/3。”对中华民族而言，中国在过去二十几年时间里的经济生产的的确确如郑义所言是在干着“自杀性的赔本买卖”——我们陪进去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基础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
文化危机
一，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崩溃，而道德、信仰陷于危机。
中共建政之后，为了巩固其高度集权的一党专政制度，通过“去其精华取其糟粕”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摧残：一方面，中共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中所强调的极权和专制的思想主张，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至；而另一方面，为了向民众灌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共不遗余力攻击与阶级斗争和专制极权思想相违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比如儒家所提倡的仁和、宽容和中庸的思想，以及道家所提倡的天人和一，无为而治的理念。尤其在文革期间，中共高喊着反封建和阶级斗争的口号，挥舞着血淋淋的屠刀，以灭绝人性的方式迫害和杀戮敢于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良知的人士，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社会道德秩序遭受了沉重打击。此外，中共对于中国民众的宗教生活也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压制，不允许任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宗教组织存在。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所推崇的文化价值体系、道德规范、政治和经济指导思想、甚至于一种准宗教信仰，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曾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然而在“文革”这场中华民族的浩劫之中，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国民众切身体验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于自身利益和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文革的终结正式宣告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的失败，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也随之幻灭，中国社会因此产生了空前的文化、道德和信仰的危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迫使中共不得不放松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但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中共继续实施愚民政策，没有对文革的罪恶进行彻底的揭露和反思，无意去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而对于西方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则是千方百计加以污蔑和抵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的抗争，中国的知识界兴起了一场文化热，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学说和思潮，积极倡导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宣扬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宪政民主理念。但是这次启蒙运动由于中共对六四的血腥镇压而不幸夭折，没能使中国社会走上文化复兴的道路。而这次启蒙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就再也没有产生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化潮流。从文革结束到现在，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文化价值体系崩溃的状态当中，而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则加重了中国民众在道德和信仰上的危机：
1.中共官僚在中华大地掀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反社会、反法制、反道德的无耻化运动——公开传播和鼓励赤裸裸的谎言，倡导各个社会阶层参与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5。入党申请书、四项基本原则以及江泽民抛出的三个代表等等无非都是中共用来自欺欺人，摧残人格尊严的赤裸谎言；而且中共官僚的制度性腐败（尤其是司法体系的腐败）为官员和民众利用自身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获取不道德、不合法的利益大开方便之门。
2.在镇压“六四”之后，中共大力推行对于中国知识界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多数知识份子在中共的威逼利诱之下，背叛了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成为了维护中共腐朽政权的工具；而少数坚持维护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的知识份子，则被排挤出了主流的知识界，甚至于被迫流亡。作为社会道德灯塔的知识界，它的腐化和堕落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和良知的毁灭铺平了道路。
3.中共极力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疯狂镇压独立的宗教人士和组织，中国民众一直缺少能够超脱世俗利益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民众在压迫和利诱之下，往往会屈从于强权，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背叛良知和道德准则。
由于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宗教信仰的缺失和知识界的堕落，使得中共能够凭借对于各种社会资源分配的控制以及对于国家暴力的滥用，促使这场无耻化运动迅速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当中蔓延。
中国社会在无耻化运动的狂风恶浪冲击之下——拜金主义泛滥成灾，规则意识丧失殆尽，社会信用分崩离析，道德底线汲汲可危！
二．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宪政民主理念逐渐式微，而扭曲的民族主义却盛嚣于世。
1978年10月，中国社会爆发了反对偶像崇拜，反对专制和极权制度，呼唤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民主墙运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等地兴起100多个独立的民刊社团组织，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胡平、任畹町等民主人士向中共展现了中国知识分之的人权意识，并提出了他们的民主诉求，但是这次民主墙运动仅仅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就被中共镇压下去。
八十年代，以西方的学说和思潮为主导的文化启蒙运动中，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宪政民主理念为中国知识份子所认同并且广为传播。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中，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知识份子群体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落实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的诉求，并且得到了中国广大市民和中共体制内开明派的支持和响应，中国社会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主浪潮。然而中共动用坦克和机枪阻止了这一波民主浪潮的前进，并使之迅速退却。
九十年代到现在，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帜之下，中共收缩了中国社会的言论空间，极力压制宪政民主理念，残酷迫害民主人士和异议人士。在中国知识界整体的腐化和堕落过程中，许多知识份子沦为中共维护专制统治思想言论，抵制宪政民主理念的工具。后学家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以“反对全盘西化”为由，对于八十年代的民主启蒙运动进行了猛烈攻击；而新威权主义者则与中共官僚集团沆瀣一气，公开叫嚣反对人权、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言论，并且使之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强势话语。在中共、后学家和新威权主义者的夹击之下，宪政民主理念从九十年代开始逐渐式微。虽然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兴起了自由主义思潮，但在中共和新威权主义者的压制之下，势单力薄的自由主义者目前还无力促使宪政民主理念在中国社会再度复苏。
与宪政民主理念的式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主义在九十年代的迅猛崛起。民族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要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宪政民主理念强调维护民众的自由，通过建立民主的制度，促使政府遵循法治的原则行使管理社会的职责和权利。因此从本质讲，二者谈的是两个不同问题，并不存在冲突和矛盾（除非有人认为在中国实施宪政民主制度，维护公民的权利有损于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但是，中共为了维护其腐朽没落的统治，试图让民族主义取代名存实亡的共产主义成为其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故意制造宪政民主理念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首先，中共在舆论宣传当中，故意混淆政权、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把反对中共政权等同于反对中国民众和中华民族；其次，中共极力宣传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是为了压制中国的发展壮大、阻止中华民主的崛起而反对中共政权；最后，中共极力鼓吹“主权高于人权”的主张6，以维护主权为借口来抵制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政府启动民主改革，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呼吁。
每当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于中共政权压制民主自由、迫害人权的行径提出批评和施加压力的时候，中共的喉舌就将其扭曲成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在反对中国民众和中华民族，然后宣扬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幌子，对中国的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惟恐中国不乱，压制中国的发展壮大。因此按照中共的逻辑，为了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无论中共政权如何践踏人权、迫害民众，中国民众都就必须维护中共政权的权威，反对外国和国际组织向中共政权提出任何批评；而且既然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是“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幌子”来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因此对于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些东西，中国民众就应该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共这一套卑劣宣传手段的蛊惑下，民族主义不幸成为了威权主义之外，中共藉以钳制宪政民主理念的又一个思想工具，宪政民主理念的生存空间受到了进一步挤压7。
１郑义，“中国每年大约丧失多少耕地——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20）”， 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100/ChinaAffairs/8035.html、
２ 杨明，“中国粮食短缺状况和专家评论”，http://www.dajiyuan.com/b5/4/7/30/n611727.htm
３潘岳，直面中国资源环境危机———呼唤以新的生态工业文明取代旧工业文明，http://www.people.com.cn/GB/huanbao/2329598.html
４ 如果你想要对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情况有更多了解，这本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５ 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指官员和民众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资源（比如权力，金钱，学识、姿色和荣誉等等），为获取某种利益，在违背法律、道德的基础上进行交易。反法制的互利性交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由官员和普通民众共同参与的社会性腐败
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权只是维护人权的一种手段，认为“主权高于人权”无异于舍本逐末。中共所认为的“主权高于人权”其实质是“政权高于人权”。关于“主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请参阅“全球化背景下的‘民贵君轻’” （焦国标），搜狐视线，2002年9月23日16:35
７ 希望民族主义者能够清楚的意识到：中华民族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威胁来自腐朽无能、专制极权的中共政权而不是其它国家，更不是宪政民主理念，不要成为中共压制自由人权，抵制民主宪政的帮凶。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