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日讯】一次有友人问我“你的偶像是谁？”我一下子想不起来，说：“我没有偶像。”
在经历过伟人崇拜的疯狂后转而怀疑一切，注重自己的理性而漠视权威，甚至排斥偶像的存在，是对过去造神的一种反动，是对精神矫枉的一种过正。其实仔细想想，偶像无非就是对你有吸引力，并能以其行为和人格赢得你敬佩的人。按照这一定义，我心目中的偶像也还是有的，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是戈尔巴乔夫，女的是杜宪。
戈尔巴乔夫成为我的偶像不是在他大权在握，如日中天的时候，那时，他神采奕奕，生气勃勃，所到之处，人们喊着“巴莎”期待着他的改革，我曾经见过的一张照片是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东部的一个城市里，人群中有一位老年妇女在喊着“巴莎，救救我们！”
那时，我远谈不上对他有什么好感，在叶得钦之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从未有过一个改革家能够扬弃自己的党而走向未来，对于产生他的那个党来说，放弃既得的利益和权力意味着背叛，哪怕你有再高尚的理由。戈尔巴乔夫身后是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这个集团赖以生存的公式其实很简单，简单到1＋1＝1的程度，但是你不能去质疑，你不能去运算，强权者不需要争论，他们的权力建立在这样一个宣告上：我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所有的合法性就因此而诞生了。是军队、警察而不是选举，成为这个政权的渊源。但是这个公式却不能用数学上的逆运算去验证，如果用选举去验证这个宣告，麻烦就来了，而且，没有人会允许这种验证。
也许是戈尔巴乔夫想去尝试这种验证，他在设法拉近这个已经高高在上的执政党和人民的距离，在民意、选举、政权之间建立一个等式，他通过改革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这种做法就是要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而这意味着一大批人将会失去特权，降为平民百姓。于是这改革就超出了这个政权的承受能力，而改革中出现的民族问题也让他们始料未及，多米诺效应出现了，结局是悲剧性的，戈尔巴乔夫——这个当代的普罗米修斯背负着改革的十字架走上了各各他。
如果戈尔巴乔夫多一些事故，多一些自私，他完全不必要担当这么大的风险，最安全最省事的守成之道可以让他这个共产时代的新沙皇处之泰然。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值得人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同样的体制下，为什么他们中能产生一个这样开明的政治家？
他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将权力还给选举，将自由还给人民，而将风险留给了自己。一个铁血怪物轰然倒塌了，戈尔巴乔夫用他的政治生命完成了对这个专制政体的自杀式袭击，整个东欧因他而自由。尽管结局超出了戈尔巴乔夫的初衷，但是作为从共产党内部产生并且站在了这个极权政体之巅的人物，他的开明，他的远见、他的勇气和自他的改革而引发的“温和革命”将整个东欧从恶梦中唤醒，没有太多的流血就完成了如此伟大的历史变革，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是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这些国家的人民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一个伟大的行动实现了，一个闪亮的明星殉落了，此后，他遭遇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挫折，爱妻去世，竞选失败，历史似乎不愿意再给他机会，戈尔巴乔夫很快被人们遗忘。
看着他划出一道长长的霞光消隐在天际，我心中出现了一个永远的偶像。这偶像形成于我周围大多数人对他的嘲讽和漫骂之中。正是这些无智者的嘲讽、无知者的漫骂，使我看到了这位先觉者的伟大。这伟大在于戈尔巴乔夫能够将一部巨型镣铐拿出来拆解，敢于将肮脏的权力交出来淘洗，不流血的革命往往成就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就于这样的的智者和勇者。还有，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出局成就了他事业的辉煌，虽然这对戈尔巴乔夫是一种痛苦，但是对于他来说，砸烂摊子走人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身后有一个叶利钦，历史有时让人感到冷漠，因为在很多时候，伟大是在未来的回味中发现和确认的。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俄罗斯的现状，本文并不想探讨政改和经改哪个先行更正确，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披枷带锁饿着肚子，一部分人选择先打碎了枷锁然后干活，另一部分则是先披枷带锁地干活，等有了力气再打碎枷锁，那么，时间将会说明一切。我只是感觉，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叶利钦，没有与现代经济和现代公众心理相适应的的意识形态，直至今天还在用别人遗弃的裹脚布来装扮自己，那个参与创立和传播了马列主义又是首先觉悟并且抛弃了马列主义的俄罗斯民族，总有一天还会把我们抛在后面。没有必要为那点GDP沾沾自喜，没有透明的政治，财富也会变成罪恶。
我的另一个偶像是中国人，而且是位女性，她的名字叫杜宪。她之所以成为我的偶像，并不仅仅因为她的美丽和端庄。
我曾多次漫不经心地看着她的节目，听她讲述过许多不属于她的思想，播报过许多辨不清真假的故事，那时候，她只是美丽。活在一个脑袋和嘴巴都不是为自己而生的时代，作为主持人，她却不能“厌作人语”，而我也不能只去欣赏“秋坟鬼唱”。姑妄言之故听之，能留住我的，惟有主持人的形象和气质了。
杜宪成为我的偶像是她在荧屏上消失之后。但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荧屏上的时候，我却没有看见，因为在那之前的几天，我就不看电视了，我痛恨这个被谎言和欺骗所包围的时代，从童年始即为谎言所哺育，受欺骗之教化，所庆幸又是，在一片假、大、空的喧嚣中所长成的一代，竟成为了最早的觉醒者和叛逆者，并且出现了象辛灏年这样的成功的反思者，《谁是新中国》便是他代表这一代人在痛苦中思考的结晶。也只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发愤，应该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已经产生并且正在产生着许多象辛灏年、任不寐、王怡、刘晓波这样一批新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更多的人们正在走出中世纪的黑暗。
今天，如果再有人说“人是教育的产物”，我就要大大地怀疑了，《谁是新中国》就能说明一切——被谎言所侮辱的人必将成为最彻底的谎言埋葬者，这是那些以流氓而得天下，又以流氓而育天下者所没有料到的，我们应该感悟的是：现实，才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成熟的智慧用于比较、鉴别和得出结论的最终参照体系，谎言最终要破产，这无庸置疑，让人悲哀的是为什么欺骗也能成功，即使是短暂的成功，也会给社会酿成永远的伤痛。
之后，人们谈论杜宪，赞叹她用无言的服饰去表达了思想，正是在杜宪身上，我看到凄风苦雨中还有许多善良的人性，在以小人物所仅有的手段去爱、去憎，去解析，去评判。
杜宪和薛飞因服饰而获罪，并因此而离开了荧屏，专制的淫威在所有它能达到的地方播散着仇恨，培养着反对自己的火种和力量，一个场景最能说明人们对于这种淫威的蔑视：当杜宪接到一纸“调离播音组，去经济部作幕后编辑工作”的“组织决定”去经济部报到时，那里有全体员工离座起立，鼓掌欢迎长达数分钟，令杜宪热泪盈眶。这则事件竟让上层极为难堪并且大伤脑筋，后来当薛飞调到社教部时，电视台高层特别指示：不得搞任何欢迎仪式，哪怕是一些“小动作”。
薛飞走了，他辞了职离开祖国，去了匈牙利，杜宪在经济部工作了三年，作为编辑，杜宪最受不了的歧视是她不能像别的编辑一样在节目后面打上自己的名字，只被允许用个化名——皓月。
对一个播音员的名字都感到了恐惧，这种虚弱到了何等程度！
在经济部，她工作勤恳，襟怀坦荡，心如皓月。人们爱她的人品，爱她的聪明和勤奋，在大别山采访时，一天夜里同事们请她过去。杜宪一走进小屋，灯就熄了，一小片烛光亮起，映照着同事们为杜宪特制的生日蛋糕——杜宪感动的哭了……
杜宪因她的良知而声誉鹊起，她不断收到国外寄来的访问邀请。但有关方面不予放行。忍无可忍，杜宪终于也走上了薛飞的道路，她离开了电视台，成立了一家影视中心，做起了个体户的生意，即使这样，杜宪还是不断碰到麻烦和刁难，在其为公司所做的广告上，因为出现了“总编导、主持人——杜宪”这样的用语，竟被《中国电视报》拒绝刊登，害怕她的名字会让民众勾起那段可怕的回忆。杜宪被震怒了，多少年来，她失去了很多正常公民应该拥有的许多权力，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名字就不能出现在自己公司的广告上？她不惜为之抗争到底，最终她胜利了。
网络上有不少有关杜宪的传闻，当一则陈道明正在和杜宪闹离婚的传闻在网上传播时，北京的一帮哥儿们怒不可遏，谁欺负了我们的杜宪，哥儿们决不答应！他们在网上招兵买马，扬言要抄家伙把陈道明给“废了”，幸亏有人暗通消息，证实杜宪夫妇的关系其实“铁”的很，不然陈道明真的会大难临头。
岁月流失，今日的杜宪，也许已经青春不再，短暂的主持人生涯将她的风采长久留住在人们的记忆中，于自己，是骄傲，于世人，是怀念。
我爱杜宪，爱她的美丽，爱她的端庄，更爱她那不甘泯灭的良知在狰狞和哀嚎的夜中所发出的一线弱小的光芒，还有她在女性的粉香中所流露出的那一点点勇气，那一点点勇气，象征着多少人对真、对善、对美的企求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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