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8日讯】在岁尾的改革杂志座谈会上杜润生回忆胡赵时代农村改革，说明胡耀邦、赵紫阳才是真正的执政为民。
九十年代，政治高压和经济赎买，使得知识份子向政府靠拢，失去批判精神。这是一个不争事实，但是新世纪面对盘根错节，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深度失衡的社会公平，权贵资本主义的基本确立，民主仍然是一个压制不下去的话题。
去年岁尾，官方的《改革》杂志，邀请一批著名学者就民主问题举行座谈会，会上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尖锐对立。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民主的发展动力在基层。如今“三农问题”促使农民权利的觉醒，抗争比原来更激烈，基层政府跟群众基本处于对立状态，而城市拆迁，把广大居民推到矛盾尖上，比下岗问题还严重，对抗手段更激烈，使得一些老百姓更加贫困化。而大量就业问题，积聚到两三年也会爆发。社会矛盾加剧反映在新政府一年上访激增，群体抗议事件激增，恶性犯罪激增。这些问题的暴露，实质上是社会权利没有得到保护而构成对制度的挑战。
何家栋孙立平要求宪法权利兑现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孙志刚之死引起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导致实行了几十年的收容审查制度废除，刘涌黑社会案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重审，拆迁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促成改革拆迁办法都说明政府和民意之间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但现行社会制度和结构却不能容纳利益表达，政府应为各种利益表达，尤其是下层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孙立平期望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
杜润生回忆胡赵时代农村改革
八十岁的何家栋赞成孙立平的意见，他更改为“宪政条件下的合作主义”，他说无论知识份子，还是社会上各个弱势群体都有与政府合作的愿望，但是合作有一个前提，就是宪法保障人民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必须兑现，依法行政首先要依据宪法，在宪法条件下实行法制。当年希特勒、蒋介石也都实行法制，但那是违宪的检查制度，如果宪法不落实，不起作用，形同虚设，那政府在社会上就会失去信用，而社会矛盾激烈，社会犯罪上升就是动乱，是失序。
二○○三年岁尾，中共老资格农业专家，改革家杜润生老人发表长篇《中国农村改革漫忆》，回顾了中共中央五个“一号文件”形成经过，这就是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文件。回忆录中提到两个自六四之后，从中共文件和传媒上就公然消失的名字胡耀邦、赵紫阳，这五个“一号文件”都是当年的总书记和总理深入农村，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实际问题，倾听农民的要求，确立中央农村改革的一系列决策。一九八一年冬赵紫阳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
杜润生他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九八二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包产到户三十年的非法存在结束了，从此成为中央决策。群众干部反映良好。胡耀邦说：“农村工作的文件，下次还要挂‘一号’，以后五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在年初布置调查题目，到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初发出。胡赵亲自过问五个“一号文件”，带来中国农村农业生产超常规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取消统购统销，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杜的回忆读后引人深思的是胡赵当年确实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愿望来解决农村问题的。胡赵作为改革者是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前进的一代中共领导人，正因此才能让人民得到好处。
如今中共的各级领导人口头高唱“三个代表”，实际为什么呢？为G.D.P.，为形象工程。神五就是中央的形象工程，为政绩，根本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姑且随手抄录中共传媒的两个标题：《为拆房，竟把房主堵嘴捆绑抬出门》（新华社每月电讯，一月五日头版）。《呼和浩特政府大楼欠账三千万││另有五千万用地皮冲抵难兑现，数千民工拿不到工钱无法回家》（北京青年报，一月十日国内焦点版）。
自六四之后胡耀邦、赵紫阳功过不论，从中国社会蒸发，但是经济高速发展，改革却发生大倒退。从江泽民始与人民的关系不再是服务，而是统治，各级的官僚机构就是构成中共的统治基础，现在为了不要农民和下岗工人及拆迁户造反，仅用低医保，减税等手段，就像康晓光说的“有节制地压榨，可持续性地盘剥”是不行的，唯一的办法是给予人民宪法保障的权利。
转自2004年2月开放杂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