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投书胡温：强制拆迁是“彻底的灾难”

【大纪元9月17日讯】大纪元日本东京报道/离众目关注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只剩下一个月，尚显平静的表面之下，民间力量似乎已在暗流涌动。9月15日，一封用特快专递从日本东京投往全国人大的信件给这股力量增添了一涓。

“上海的周正毅案牵引出一大片官场的腐败，轰轰烈烈的北京城改造后面又掩藏了多少官商勾结强取豪夺的丑恶交易？”十多年前从北京来到日本定居的东京都居民苗女士以一个疑问开始了她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涉及香港地产商郑家纯和北京崇文区政府合资项下的新世界中国在崇文区所开发的新景花园。苗女士在新景花园圈地范围内的一套私房和一套公房，均在未和开发商达成自愿协议情况下被强行拆迁。

私房于20002年7月被强行拆迁。强迁令由崇文区政府签发，强迁执行时有公安局和法院官员在场。当时孤身在京的苗女士以先兆流产的病痛之躯抗命，在场的法院官员下令，“不迁？把她的东西都扔出去”。

苗女士称在整个强迁过程中她未和开发商达成任何协议，也未有机会和身为开发商的新世界中国有过任何直接对话。她说她不明白一个远在香港的郑家纯，仅仅因为看中了她家所在的宝地，就可以将她的房产强行占有，是谁给了他这个权力？买卖双方未达成交易，又是谁给了崇文区政府下强迁令的权力？她从未和开发商诉讼公堂，又是谁给了崇文区政府执行强迁的权力？每次强制拆迁，都有法院人员在场，可拆迁户从未受到由法院签发的拆迁令。为什么在执行拆迁现场总能见到政府，公安和法院的执法人员。苗女士说我不明白我面对的到底是开发商，还是政府，还是司法机构，或是三位一体。

苗女士拒绝接受拆迁的后面，自然有她的理由：“以我产权名义下的门脸房为例。房间面积17平米，边上有厨房，后面是庭院。我因为一直没在北京居住，曾经打算把这门脸房给卖了，连着边上的厨房。当时有买主出30万，我没给。现在新世界给的估价连拆迁奖励费才十万，你连协商的权利都没有，就强给你拆了，你自己的房子，买卖权却由不得你。你说这合理吗？这不是霸占人财产吗？”。

一方，开发商和政府，法院联手强取豪夺的后面恐怕也不是没有任何来由。崇文区官方称，参与危房带房改的非国有企业，崇文只新世界一家。开发商由此可享受经济适用房的待遇—免除土地出让金，市政费及相关费税。而一般的开发项目，开发商需要先期支付巨额土地出让金，拆迁费，拆迁补助费及其他非税。由于不再支付相关土地费用，新世界中国的开发成本降低50%。经济观察报报道，仅2001年新世界在崇文区实现销售7.28亿元。

开发商无论是否承担土地出让金和拆迁的一系列费用和补助，圈地范围内的拆迁户所得到的回报必须足以使他们愿意以出让自己所居住及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和房产为代价的，否则买卖双方无法达成交易，而拆迁行为亦无法继续执行。按新景花园的拆迁政策，拆迁户可选择的回报方式是异地安置，拆迁补助和回迁三种。而无论选择哪种方式，作为卖方的拆迁户都是绝对的输家。

“拿我的情况来说，如果选择异地安置，我根本就没有权力选择被安置的房产所在地，强行给你安置到快到天津的郊区。而且不是按照我的房产面积换算，而是按照户口算。因为我家人在海外，说没户口不给算。所以我在北京上好地段的17平米的门脸房，带后面的庭院和自建的厨房浴室，只能被安置到郊区的一居室房。”

如果选择拆迁补助，我用得到的补偿在同等地段连原来的1/3面积都买不到。我家对面的道路修复工程拆迁，补偿还有每平米8200元以上。我的私房补偿款为每平米5950元，按市场价值，我的房价位绝不低于那些房，可每平米至少少于2250元以上。如果选择回迁，我100多平米的私房，9个户口本，给我只回迁2套一居室房，5人分，还要自己掏钱买，原面积每平米1560元，多余的面积每平米至少4700。回迁期间不给安置住房，还要自己掏钱在外租房。现在下岗这么严重，普通老百姓谁讨得起这笔钱。还有开发商为省钱，连搬家费、空调电话移机费等许多应予补偿费用一律不予补偿……这样的理到哪儿也说不过去”。

这样的不平等交易牵扯的不是苗女士一家两户，而是整个崇文区数十万户的利益问题，在香港以房地产开发起家的郑家纯，能对这样的情况没有预见吗？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又何以坐视拆迁户利益被任意宰割？

“2001年10月，新世界大楼前面每天都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拆迁户在抗议。周围满是警察。我到那一看，街上四处都挂着标语，标语上写：郑家纯给的四十万哪儿去了？晚上挂出来，一会儿就被撕下了。听说，郑家纯给的补偿是足够让拆迁户满意的，如果不回迁，得到的补偿除了在异地卖一套住房外，余下的钱还够买一辆小车。不过都是道听途说，整个拆迁议价都是不透明的，我们从来都没有机会能从新世界的人口里听到拆迁的补偿到底是多少。”

2003年7月，偶尔在网上看到的关于经济观察报在2002年7月的一篇报道，使苗女士对于新景家园的拆迁补偿问题，终于有了一丝线索。也同时使被激怒的苗女士抛弃种种顾虑，下定决心向中国领导人进言。

这篇题为“新世界中国：借合资体制内“争食”” 的报道中提到了崇文区建委办公室郎主任关于新景家园补偿费的发言：“在崇外大街，居民异地安置，户均能获得15万元的补偿费；如回迁，在新景家园购房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15万补偿；回迁购房每平米最低的是4700！”愤怒的苗女士当即拿起电话找到这篇报道的记者。“不记得写过这篇文章了”，对方否定了苗女士的质问。

“找开发商讲理找不着人，找政府反映差一点把你给拘了，找法院上告吧没人受理，连媒体都帮着他们一同撒谎。这就是被强迁的拆迁户所能面对的。为什么连房带人点上煤气自焚的都有？哭诉无门，老百姓没办法哪”。苗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在强迁中的遭遇。

* 上访反被政府拘

“2002年5月起，开发商就陆陆续续采用强行手段对付拒绝拆迁的住户。按国家规定，拆迁员必须持证上岗。拆迁办不按这个程序走，专门采用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用这些人吓唬拆迁户。而且频繁换人，拆一波房换一波人。这些人也是讲手段的，搞杀鸡敬猴那一套，专拣孤寡老人和弱者，家里没儿子的，没男人的，吓唬你。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今天送你一个强迁令，明天再来一个警告单，盖的都是政府的大印。你要知道，这些对老百姓是很恐怖的，中国的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政府。胆小的就给吓走了。

六月四号那天，我正和朋友们吃饭哪，就听说住我们附近手帕胡同的孤寡老人李桂珍被强迁人员给打坏了，死过去好几次。后来医院诊断左踝骨骨折。

老太是私房，要她强迁，给的钱跟本无法安置。我一听就过去了。老太果然被打得浑身都紫了，正哭着，说想跟他们拼了。打人的拆迁员叫单春，领着一帮民工要拆老太家围墙，老太不让，就连拖带打，把老太给窝死过去了。我们当时就商量办法。老太给了一张中视三台的一个法制节目记者的名片，说这个记者采访过她，让有困难找她。我就按电话打了过去，结果对方说他们不管这事，让我找律师。我们一看没法，就打110，催了又催，一个小时后才来。看了看，说忙，没时间管，让谁打的找谁。最后没法，我就带老太去市妇联，妇联又让上市政府。到了那儿，把这情况给接待的人一说，那人张口骂上了：你他妈的是干吗的？我就跟老太说：这儿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您有什么冤屈就跟他们说去吧，我先走了。没等我转身，里屋就蹦出了几个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他妈的少说废话，你从哪儿把老太弄来的你还从哪儿把她弄走。随后十多个警察把我围起来了，还说要拘留我。完全就是流氓式的辱骂，直到5个小时后，他们叫来我们那儿的片警和拆迁办把我给带走了。

胆小的给吓走了，剩下的钉子户，他们也有办法。

“拆厕所，让你没法上厕所；把电给你断了，电话线给你剪了。夜里偷偷地把蓄水池盖给你掀了，把边给你凿了。路灯黑了，漆黑半夜的上厕所，不小心掉进蓄水池的可能都有。有一天晚上我当场抓住了一个正在破坏蓄水池的民工，马上打电话给110，结果5分钟的路花了110警察1个小时。来了后，说是他们让凿的。”

“你都没看到，每次强行拆迁，那帮民工象疯了一样，人还在屋哪就吧人屋顶的瓦片给掀了，院墙给扒了。我又一次问他们谁让你们拆人房的。他们说是拆迁办承包给他们了。说是拆迁办的人把拆迁户的砖瓦房料都卖给他们了。有的人家还没搬，拆迁办就告诉这帮民工说是人都走了，这帮民工就一拥而上，把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了。气不过的拆迁户找拆迁办，拆迁办给推得一干二净，说是民工干的。那卖房料的钱是不是给拆迁户了哪？全被拆迁办那帮人自己给吞了。”

“把拆迁户给打伤后，在压力下带着人去医院的，看着医生，不让医生写真实的病历，还把原始的病历偷走，怕留下证据。 还挑拨拆迁户家庭关系，你没看见那，为争房家里人互相打，用刀啊，人都打残了，打得亲情都没了。”

对于在强制拆迁中的拆迁人员的这些恶劣手段，作为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府和维持法律公正的司法部门为什么不进行干涉呢？

“拆迁户也并不全是忍气吞声的。2002年我们那片的拆迁户联名上告那个姓齐的拆迁员，都到中级法院立案了，但硬是给压了下来。当时计算回迁后的住房面积，是按照家庭入居的户口来计算的。他们就抓住这个漏洞。你要解决问题，那好拿钱来，给你家多入户口。结果连死了多少年的死人户口都给入上了。姓齐的在拆迁过程中洗钱的事，拆迁户都知道。我当时也找过他谈我家的事，他说帮解决，不过要花上几万。所以有钱的，关系过得硬的，就能花很少的钱住上好的房子。没钱的没关系的就只好任人宰割。”

“结果姓齐的案子硬是被压下来了，只是把这个拆迁员给调离了。大家都说里面牵扯到公安局内部的事，怕暴露，所以就让政府给压下了。住我家里院的一个房客是区政府的秘书，几平米的房间，结果给回迁了一个3居室的，听说还没花什么钱。还有当时让大家交房本，每交一个房本就有2万的奖励费。我们家一共有九个房本，该说能拿都18万的奖励费，这笔钱也没有。也有人传说他们那这些房本，可以向开发商领取高额的补偿费用。如果属实的话，这笔钱哪儿去了？”

“强拆中象这些丑陋的事太多了，你在哪儿能看到见报？报纸上宣传的尽是些得到好处了的。河南省办事处对面，也是新世界的地盘，他们挑动民工跟住户发生争战，刀都用上了，打得很厉害。伤的，残的，耳朵撕了，鼻子没了的，双方都有。新世界的管理人员也好，公安也好，就在一旁看着。但这些事情都没见报，也没有解决。”

* 呼吁对拆迁户命运的广泛关注

在这封公开信中，苗女士对于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场拆迁表达了超出个人层面上的懮虑，她质问道，“党的开放政策是否只是给中国的污吏们敞开更广阔的权钱交易之门？繁荣经济的表象是否只意味着财产分配不公的借口和贫富分化的极端走向？”

无疑她将一部分希望寄予了国家现行领导人，在这封注明给胡景涛和温家宝，同时投递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中纪委和中央侨办等国家机构的公开信的最后，苗女士写道：“多次的上访，申诉，如石沉大海音信皆无，从海外报纸上读到胡主席在十六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后，我心情很振奋，像是盼来了青天大臣，等到了为民作主的父母官，故而振作精神将这两年来不愿再写出，只愿我一介草民的经历能换来父母官们对北京数十万失去家园的拆迁户的关注。”

苗女士在采访的最后对记者说，“拆迁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是一场灾难啊，彻底的灾难。它带给百姓的并不是美丽的家园。周正毅案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腐败到极点的表现。南京拆迁户翁彪的自焚，也不是一时气极，他是用生命向这吃人的现实抗争。我常常想，中国是不是将持续下去呢，将走向什么路啊？这些触犯王法的人是不是将得到法律的制裁呢？我真的是很担懮啊。听起来有点可笑，这些问题好像也不是我一介草民所能操心的。其实我个人的遭遇和国内的一些拆迁户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至今仍在北京的大街上流离失所，还有的甚至在牢狱中受尽冤屈。而我毕竟在舒适的国外有自己的安身之所。出于我个人的力量真的是很薄弱，真的是想号召更多的人一起来关注国内拆迁受害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