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5日讯】在经济挂帅的今天，经济学与汉学的结合已成为二十一世纪末国际汉学的“显学”。在这方面，慕尼黑汉学系主任谭克教授，可谓个中翘楚。四十出头的谭克教授，是经济、汉学双修的学者专家，也是所有德国汉学系中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德国经济有关部门经常借重其长才，合办经济研讨会。
除了实用性的研究外，谭克教授的主要研究范围还包括中国古典小说与现代小说、中国古代海外交通贸易史、中外关系史以及与中葡有关的澳门史；他以《郑廷玉的戏剧》获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并以《从明代戏曲和小说看郑和下西洋探险故事》做为教授升等论文的主题。以下是访谈记录：
问：可否先请您介绍一下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的主要方向与重点？
答：我们将重心放在研究中国哲学和清朝以前的历史、文学、考古、地理、少数民族等方面。尤其从一九九五、六年起，系上加强和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合作，由系上另一位同事，专精于中国考古、台湾（例如，原住民中的邹族）及中国少数民族的赫曼教授开始进行“傜族”专题研究计划。州立图书馆收购了一千多册傜族手卷，书籍年代可追溯至十八世纪末期，其来源分别为泰国、老挝、越南、缅甸及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诸省，并以电脑资料的处理方式，进行记录、分类、编目以及分析的工作。整理后的目录将在《德国东方手卷文艺目录》系列丛书内发表，供各国研究傜学机构查询利用，也希望借此达到促进国际交流目的。
问：当初您决定研究汉学，是否有特别的动机？
答：纯属意外！（一笑）。其实，虽然是偶然，还是有迹可循。一开始，我便对航海及东方文化、哲学、宗教感兴趣，后来透过阅读翻译书籍，渐渐接触东方最古老的中国文化。就这么辗转栽进汉学领域，不知不觉竟成为终身志业。
问：您本身精通德、葡、法、中、英等多国语言，显然对语言有特别的天赋，学习汉语应当比一般人更具优势？
答：也没那么容易！中文并不好学，发音和文法方面特别难。因为，它和我们的印度日耳曼语系完全不同，得整个重新适应。尤其，每一个方块字都必须个别记忆，对习惯字母的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问：请谈一下，您对正体字、简体字的看法？
答：正体字从外形来说，非常具有美感。有志汉学的人，应当由此下手，“由繁入简易，由简入繁难”，更何况，不学正体字如何阅读中国古书？同时，老实说，有些简体字实在简得令人不敢恭维，如无上下文，根本看不出原意。基本上，我建议学生两种都必须会。
问：目前台湾有注音符号与拼音的争议，您是否就研究汉学的角度提出看法？
答：以西方汉学家的立场而言，当然必须兼容并蓄，多方尝试比较，但是为了方便起见，各国有其适应字母发音特色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拼音方式，例如，法国、德国和俄国的便有很大差别。后来为了沟通交流，不致造成“鸡同鸭讲”的困扰，国际间便订出共同的办法，即汉语拼音法和威氏拼音法。我个人则较偏好后者，它的系统较科学，较符合西方字母发音方式；大陆的汉语拼音有许多缺点，他们的转换系统，有时候不太合乎逻辑，甚至互相矛盾。一般汉学系学生，应该两者同时学习。注音符号，鉴于符号异于一般字母，令人不敢轻易尝试。
问：您花了多年功夫研究明代七下西洋的郑和，完成钜作《从明代戏曲和小说看郑和下西洋之探险》，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您当初为何选择这个主题，又如何从事研究工作？
答：这个题目当然牵涉甚广，但“兴趣”是最大的原动力，我个人对航海、经济、历史、地理感兴趣，自然就会去搜集这方面资料。再加上，我先前作的博士论文既是与戏剧文学有关，于是再试着在他们中间找出联系的据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有关郑和奉命下西洋杂剧的翻译、分析和从历史背景的研究与探讨；二是从文学的角度赏析，研究过程中，发现《三宝（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约完成于一五九七年），在结构上居然与《西游记》有类似之处。
问：在您的研究中是否证实，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如民间所言，是为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太子？最远是否到非洲，较发现新航线的达伽马早到非洲一百年？对后世有何影响？
答：当时中国曾经是东方的海上霸权国家，它虽未真正殖民，但是整个南洋在文化上却息息相关，深受中国影响。今天东南亚华侨人数最多，便与郑和多次下西洋有关，后来，明、清商人，在东南亚进行私人贸易，南洋地区继续受广东、福建影响。
问：您精通葡萄牙语，童年生活在葡萄牙度过，又是研究澳门的专家，一九九九年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将归还中共，葡萄牙统治澳门四百五十年来，却未达类似香港的高度经济繁荣，可否就个人多年研究心得，谈一下它的原因？
答：这当然和葡萄牙人的民族性有关系，亦与古代葡国殖民系统、政治等方面有关。澳门曾经也繁荣过，但毕竟面积、人口较少，发展有限，过去又没有香港具有深水良港的条件。除此，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英国是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强权国家，相形之下，葡萄牙人没有这么多资本进行大规模殖民。
问：除了是汉学教授外，您还拥有经济硕士学位，以经济角度来看，九七后的香港前途是否乐观？
答：香港的未来命运与中国大陆，特别是广东，休戚相关。而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受限于严重的官倒、贪污、乡村城市和内陆沿海差距日增，这些问题如无法解决，再加上整个东南亚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金融危机将持续扩大。身为中国大陆与东南亚之间桥梁的香港受其牵连，也会有负面影响。如果中共放任香港自主，也就是尽量不干涉，让他们自己处理内部、社会及各项问题，那么，虽然经济成长情况或许衰退些，但至少香港还能维持一定局面。
问：一般德国民众对汉学研究，是否仍停留在“象牙塔”的印象？
答：作学问是一件严肃的事，之前要参阅许多的书，学者论述必须有凭有据，对每个观点都要负责任，不能下笔随便哗众取宠，同时愈到最后便愈冷门专精。不过，近年来已渐渐转变，学者们研究的方向有与现实结合的趋势，使一般人也能接收得到有关中国的讯息。有一天，东方文化能够在学校、社会中普及起来，不就是汉学研究走出“象牙塔”的时候？！
问：据您猜想，德国政府在拟订对华政策时，是否也会请教汉学专家？
答：偶尔会，我个人的感觉是，政府当局或经济专家很容易作出不太合宜的决定，从这点来说，他们坐“象牙塔”的情况比我们更严重。
问：西方人都有“中国人是很难了解的民族”的想法，研究汉学之后，是否有助于您了解中国人？
答：的确有帮助。不过，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了解，因为他们不太敢表现“自我”，尤其在权威教育体制下，基本上的价值观相当一致或大同小异，所以可遵循一定模式处理。比较起来，西方人过分强调个人色彩，人际关系因此显得多样化，反而棘手。当然，这只是个人观感，也可能我猜测错误。(光华画报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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