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6日讯】浏览了网上关于孙志刚案报道，我的心灵深处久久难以平静，多年的旧伤阵阵作痛起来，于是深思起我们的文化背景来。
1)扯大旗作虎皮
教科书上云，社会主义新中国，劳动人民已经“翻身得解放”，早就“当家作主”了，而今为何有那么多的苦难和眼泪？孤苦却无告？不是号称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先驱的广州吗？为什么有如此特出的人权问题，若论及内地闭塞之处，老百姓的人权状况该如何？
在现今的孙志刚一案中，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曾经振振有辞地起誓过要“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那些“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那些一贯号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牢记着“三个代表”，坚持着“四项基本原则”的“公仆”，“勤务员”，“人民警察”，“人民法官、检察官”们，以及一些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和劳务工们，他们在干些什么“革命”工作呢？据称是可以以大头文件本本来辩护，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人民的利益谋幸福”……云云，那么撕开他们的画皮看看吧，他们可以就此做出了那么多的暴戾恣睢，践踏人权，横敛聚财，甚至为此可以草菅人命，广州的警方还谎称：“孙志刚是因脑血管意外和心脏病突发而猝死”，孙案真相被揭露后还可以那么冷漠无情地妄图将案件简单了结之，而法院拒绝公开的审理和记者采访。据报载，在广州的一些收容机构竟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残害人性，鱼肉弱势群体的“一条龙服务”体系，成为嗜噬成性的“人肉庭席”；那个该诅咒的广州“收容所救治站”，特别是其中的“206仓”，其残忍野蛮令人发指，据报载那里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这已经相似与纳粹集中营了！所以孙志刚之死，绝非偶然，它只是硕大的冰山浮出海面的一小块。
而所有的这些却是在高耸着的旗帜和招牌进行的，其与有关涉案人员的低贱性行经操守，奇妙而荒唐又十分别扭地缠结在一起。有了大旗和招牌，做起“事情”来就有了底气，老百姓即使挨欺受骗，也益发敬畏之，不可告人的勾当也就获取了正当的“名分”，于是乎魑魅魍魉纷纷浮现。真如诗人所感慨的：“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争？”
这就是中国政治和伦理现实的基本国情，善良正义的人们纷纷指责这是操作失误，“证件”歧视，制度缺陷，宪政问题等等。诚哉斯言，但须知，所有这些都是在中国的人伦文化的背景之中展开的，了解了这种人伦文化便有了认识深度。
只要是非民主的等级专制不变，“人民”的词眼越是高扬，落实到个人的权益也就越是虚幻（参阅刘晓波：《选择的批判》）。倘若光是凭空谈论解释什么如何为了“人民”的善良动机，“稳定压倒一切”，或“失误”，“证件”等的事件也好，抑或几者相加合成，就根本无法洞明事物的价值蕴涵及真实要害！反而会被百姓耻笑为“舍本逐末”、“以词袭义”式的“书呆子”。须知：在重内省直觉，轻逻辑实证的中国，讲究词语的“大音希声”、“言不尽意”和“意会性”。日常语言学派的维特根斯坦就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主张把说话方式同人的内心和具体特殊场景结合起来考虑。而用内省去把握那种与具体特殊场景相结合的内心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但是中国思维缺乏却的是直面人生的勇气。
2)等级至上
在东方的国度里，人们对于宗法人伦性质的社会等级有着特别的嗜好，中国就是这样。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制定所谓“三纲五常”起，国人就被定格为等级化的存在。人们总是将社会成员习惯划分成众多的等级：按官位行政级别，按年龄（现今中国的媒体上还常在宏扬什么“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按知识层次（毛泽东时代，知识者排位“老九”，现今余毒尚存；到了邓江时代，知识者起码不是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按性别（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男人的法律地位明显不及女人），按熟人关系的密切程度，按城里人与乡下人，按金钱等等，这种等级阶梯划分的要害是：人格的尊严，人的价值，社会地位以及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和利益的分配也同样是一一按照其人的等级来同构对应的，这种划分毫无西方伦理学意义上的正义（公正）可言。
请看在现今的国内工作单位里，举凡官位倨傲者辄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如俗话说的：“老板要有老板的架子”；而下属称呼上级时候，都得直呼其官职，官位大些的，则须呼为某某“总”，员工则诚惶诚恐，巴结附和，即常言道：“打工须有打工者样子”，为得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企盼著有朝一日能从“媳妇”熬成个“婆婆”当。在国人工作过程中，“工作”常常是与那种亲亲有术，等级有序的伦理追求紧密结合为一体的。
在封闭的等级次序里，一个七品芝麻小官为了一己之小利，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其下属的大量的合法权益，更何必妄论大官僚的所作所为了。大官们为了所谓“稳定”——其实质是稳固自己的官位、维持既得利益的而需要社会等级次序的稳定，甚至可随意剥夺小民百姓个人生存的最基本人权。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仅仅为了开个什么“大会”，就得有众多的弱势小民纷纷落难，甚至得以生命示众为代价来做伴。
且看在孙志刚案件中，黄村街派出所，以“有十余年警龄的中队长”李耀辉为首的一批“人民警察”竟然不问清楚孙志刚最起码的情况，也不容许孙志刚的两位朋友舒某某、杨某某来申辩事实和予以保领，就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孙志刚的人生自由权利，接下来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连串的苦难接踵而至孙志刚头上，就因为孙志刚每每发配到一处，那里的封建宗法等级次序早已安排定当而各个就位，而按照这种相应的“观念”，孙志刚作为“新”来者，只能扮演“媳妇”的角色，处于等级次序的最底级位置上，孙志刚为何始终未能爬出最底层级别，反而益发向下“坠落”？我以为，按照国人最惯用的说法，乃“不适应环境”所然。
几千年来，国人就是在与等级地位有关的争斗噬食中闹得不亦乐乎。与社会等级地位相对应的社会“名分”，即称为“面子”。一步中华人文人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庙堂衙门人间的宗法等级地位的争夺，欺凌，压迫以及有关面子的较量的历史，惜乎理论家们很少从这个意义和角度上去挖掘和探讨，鲁迅先生也因此失去了传人。
3)嗜食同类
共产党的“南面之术”，其拿手招数之一为：群众斗群众，使之自相残杀，使至于臣民间热衷于窝里斗，怡乐于五十步笑百步的小人志向：“混得开”，而无暇犯上作乱。这里“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鲁迅语）。由此形成一个唯我独尊，万众所归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的主要敌人是：异己分子。在此可以看到有老夫子的“忠恕之道”和“能近取譬”的作用：凡个体独特性均视为“对抗环境”，对其仇视和压制便是天经地义，犯上更是作乱。而共产党招数的重点则是知识分子，这种状况以牢狱中为甚为烈（这与专制的程度等级有关，以故的法学专家张渔友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民主状况，越是往下到基层，就越是糟糕”，而监狱和部队连排班级则是最底层了），其实如果按照西方自由世界的人权标准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一个放大了的特大“牢狱”，人民在这个人权严重匮乏的“牢狱”里渡日子，因为被称为“国家主人”的基本权利甚至还远不及西方国家中伏刑的囚犯。根据上述“等级至上”的民风国情，所以中国的为官者掌权者总是想方设法将被统治者处于“囚徒”或变相囚徒的地位，以达到“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所以收容制度的普及发达就按理成章了。而对于如何管束高层次的青年人来说，推行和普及并强化“军训”制度则是一个好途径。
从时代上讲，自相残杀以文革时期为最烈，当年张志新烈士在狱中日记中所揭露的事实即是如此的面貌。而现今发生的孙志刚殴死案虽然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广州，但直接参与殴打者大都是来自于北方农村的低等级文化素质者，他们所曾经接受过的传统文化理念习俗和宗法人伦价值观决定了其心理定势和行为走向，从而扮演了“助官镇叛”的角色。因为在一个封闭的封建传统的价值观体系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是在同一个价值观上进行着的信息交流与反馈。所谓“皇帝之所以是皇帝，就因为有人愿意做臣仆”即是。
但是，超越于现存在的价值体系之外的孙志刚（据各种资料综合猜测），作为一个“异己分子”的突出显现最为饱尝了这种苦果。在这场“囚徒游戏”中，首先“出局”的是孙志刚，他受到的殴打和残酷虐待直接地来自于同室中，那些同命运的收容者。就因为收容所是专为“三无”人员——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设置的，所以其机制在专制体系中的等级地位也就似于监牢了，而监牢正是实施“南面之术”的最佳场所。
4)适应环境
国人是很会“适应环境”的，尤其是精神气质秉性平庸者。从老百姓生存论上讲，现实的存在是强大而不可更改的，要改变的只有自己，去“适应环境”。那种类似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隐含了这样一个对世界的假定：外界的所有刺激都是自己同自己达成的“自我契约”，只要修改内心的契约，就等于修改了处身的世界。这种人生观来自“天人合一”的完整论证。到了共产党时代，与“与群众打成一片”，“与工农相结合”，“划等号”成了响亮的口号，其实都是所谓“天人合一”的变种，其要害乃是泯灭个性，消灭异己，进而强化专制。
如今问题是，有这样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也许有着一定的现代人文理性和素养的、其内在的秉性气质较为耿直些（异化得少），而明显有别于低层次民工的孙志刚，但又恰恰处于一大群低层次的人群管束之中，受尽暴虐和身心摧残，如何去“打成一片”、“修改内心”、“克己复礼”？类似于文革的场景却又偏偏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广州市内的机构里！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倔强的青年可能对于自己在收容站中的处境遭遇提出了质疑和反抗，然后引起了警察，务工和其他帮凶们的强烈愤恨和恼怒。于是有两种价值观都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而激发起激烈的交锋，其结果是孙志刚以类似于殉道的形式升天而去。
“认死理”啊，孙志刚的亲属们用湖北方言评价他，死者的父亲，据说是一位来自湖北黄冈贫困家乡的农民，在清点儿子生前遗物时，拿出其中有一堆是很多的获奖证书，他这样说“他（孙志刚）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过，现在他的亲人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也就是说，无（现代价值观）文化的人是不会“嘴硬”，不会去“顶撞”上司，也不去反抗一切不合理的环境，这样就不吃“眼前亏”了。
那么如此的话，人的尊严，人的基本价值，人的主体性又何在？
M-舍勒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能够追根究底地问为什么，能够对内外的自然界说“不”。人的超越的动姿意味着欲否定、超出、逾越某种东西，人的自我创造需要一个目标，这个目标须高于人自身。人的本质就在超越中呈现，这是基督教的价值观。但是国人的“适应环境”论就不是这样，它不是指向通过冲突与毁灭来淘汰旧事物，建立新事物、面向现在和将来，而是指向怎样去维持旧事物——和旧事物打成一片，搞好关系，以保持自己的肉身完好，使有机体长寿，乃至家族人丁兴旺。
现代的人类学认为，死是生之在性，可怕的是行死走肉般地活着。受苦倒是人的觉醒的开始，怡乐的、平静的自然性“适应环境”恰恰在取消人的一切人性的东西，使之回归于植物性生存。审美式的生存只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把一切虚无投入个体精神的怀抱。国人该好好反省“环境适应”论了。
最后值得宽慰的是，温家宝总理已经作出批示，废除中国的收容制度，这表明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漫出了可喜的一步。
写于上海2003年6月24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