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1日讯】大纪元肖力编译自波士顿环球报／SARS疫情暴露了中国的卫生体系尤其是农村省份的医疗保健的许多问题。
对9亿的中国农民而言，白色的窗帘再加上红十字构成了他们对抗SARS的第一线。在SARS最为严重的2个省份交接的一个村落里，白色的窗帘通到了一个铺着水泥地板的房间，那是一对夫妻吃、睡、提供抗生素、止咳药片、注射及静脉点滴的地方。如同广大的中国内陆地区，这500人的村落只有极简单的医疗中心，既没有专业的医疗人员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应付传染性甚至致命的疾病。
与丈夫在山西省经营一家诊所的28岁的苏涛(译音)表示：“乡下的医疗设备极差，如果非典蔓延到乡下，肯定是个大灾难”。她丈夫的祖母昰个草药医生，也是村里唯一的医疗人员。要价从一到六毛钱的抗生素，对贫穷的村民来说是天价，除非是生了严重的病，否则村民不会去看医生。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不是因此而负债便昰忽略病痛而导致严重后果。
由于疫情在京城都呈紧张状态，所以总理温家宝对乡下地区提出了警告。尽管卫生部近日发布的消息看来疫情似乎有减缓趋势，然而SARS的爆发暴露了乡下地区破旧的医疗系统，让人担忧这样的体系如何去应付包括爱滋病、肺结核及下一个流行性疾病。
24年来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乡村医疗保健却有恶化趋势，即使在SARS爆发前，因烧煤炭火炉、污染及抽烟而导致呼吸道疾病即为乡间死亡的最重要因素。
尽管中国政府已下令提供免费治疗给无法支付SARS治疗费用的患者- 包括医院治疗、口罩及药物。并保证分配3亿5千万元给乡下及省一级卫生系统，并宣布将投入5亿5千6百万元于公共卫生系统。然而仅有少数农民相信政府会支付他们SARS的治疗费用，中国媒体已经报导数则因付不出费用而自医院返家的例子。对疫情的恐惧导致了上个月爆发了许多起因不满SARS隔离中心盖在家里附近的居民暴动。
36岁的穆进文 (译音) 每天12小时在离他居住的村落40哩外的大通 (译音)踏着他的脚踏车，他表示他不会上他村子的诊所，因为诊所”又脏又贵”，而且医生除了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外一点都不合格。每个月只赚72元的穆表示，啊“我们没有医疗保险，也付不起医疗费用”，”如果我得了非典，只有等死了”。
毛泽东时期实施医疗改革后，受过急救训练的所谓”赤脚医生”纷纷下放到偏远地方，管理农民免费的医疗看护，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享有这种终生的保障。
这项制度使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到70年代中期增加两倍之多，并促使中国的卫生医疗水准远超过邻近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越南和北韩。
但在过去20年的经济改革及迈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乡村的医疗保健已逐渐私有化并且被忽视，政府资助的赤脚医生逐渐消失，医院及诊所贯常使用不必要的抗生素和注射来赚取薪水。
根据最近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析，中国政府仅只支付百分之十五的医疗费用，个人支付百分之六十 的费用，农民及外来的劳工在医疗费用上所支付的费用，按比例与他们的收入所得记算都远高于都市人，因为后者的医疗保险通常由单位支付。
山西省有450个SARS病例，是最严重的省份，这里的人相信迷信更胜过医生，点燃火烛、煮绿豆汤驱逐疾病，这是由神奇的小孩透露的秘方，这样的谣言使得这个月绿豆的价格涨了四倍。
苏药剂师知道要如何揭穿这种谎言，然而她也知道他诊所的限制。如果有人出现发烧咳嗽受的症状(非典的症状)去找她，她也只能通报200码外的检查站。
在贫脊的地方，对抗SARS的方式就是远离高危险区的人。在SARS疫情最为严重的三个省份- 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之间旅游，路上需设置多个检查站，警察和医护人员为驾驶人量体温、纪录车牌号码、用消毒剂喷洒汽车轮胎及内部。通往各村庄的路口布满了树木、烂泥、彩色的布条及绳子，居民被征召去防守临时的路障以控制外来的人，及监控邻居的来来往往，许多外出至北京回乡的人须先隔离2星期。官方指出这种方法是有作用的，其他的省份都没有新增的病例，如果政府公布的数位是正确的话，农民及外来的人口仅占SARS病例不到百分之十。
带着对抗非典臂章，64岁的白文儒(译音)守卫着通往幼幼(地名)的路口，确保没有外来的人进入幼幼，离开的居民也不得进入。她肯定地说，“连在外地工作的丈夫都不得回家探望老婆”。然而就在她和路人交谈的3分钟内，3辆车子成功地经过了她守着的路障，她抱歉地说第一辆是个“例外”，那是一个居民出城去买葬礼的花圈；第二辆车则昰一个维修本地电台的工人；第三辆豪华着色玻璃的轿车则是当地政府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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