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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8日讯】我运气不好，刚上小学，就赶上了文革，一年级课本刚学了”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几个字不久，就改学”毛主席万岁”了。
我们的小学校长也一夜之间从迎接我们入校的慈眉善目的中年人，变成了掏厕所的”大坏蛋”。
在后来的多次批斗会上，这位前校长被剃了阴阳头，被迫低头弯腰接受批斗，发言者慷慨激昂，愤怒声讨。用如今的时髦话来说，是尽力对他”妖魔化”。不过，这种”妖魔化”的确奏效：在我的眼中，这个剃了阴阳头的”走资派”也的确变得像个凶神恶煞。
接触最多的词汇
记忆中，那时我接触最多的词汇、概念，除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的祝词之外，似乎就是好、坏、善、恶这类形容词了。毛主席好，刘少奇坏﹔林副主席好，邓小平坏﹔工农兵善，地富反坏右恶﹔造反派善，包括我们校长在内的走资派恶﹔甚至附近农村的贫下中农来到我校”忆苦思甜”，也知道善、恶这两个词：他们控诉”万恶的老地主”、”万恶的旧社会”，歌颂”共产党的恩情”、”毛主席的慈善”。
那时最受称赞的品德就是”爱憎分明”：对敌人要憎，对阶级弟兄要爱，对刘少奇要恨，对毛主席要亲。
但我仍然有些迷惑，刘少奇在我上幼儿园时不是跟毛主席差不多慈祥和善的”刘主席”吗？那时他的笑眯眯的画像不是与毛主席的画像并排悬挂在教室的墙上吗？怎么现在却成了”万恶的”走资派了呢？
迷惑归迷惑，但毕竟年纪小，对大人世界的道理想不了那么多、那么透，只知道好、坏、善、恶都是由毛主席定的，老师也谆谆告诫我们：毛主席让我们爱谁，我们就应该爱谁，毛主席让我们恨谁，我们就应该恨谁，这就叫”爱憎分明”，具体到我们学校中，就是应该憎恨那个”贯彻了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走资派”：那位掏厕所的前校长。
有一天，我上课期间憋尿憋不住了，举手，获得许可，跑了一趟厕所。不料一进厕所，却单独遇到了正在掏厕所的前校长，初一照面，我打了个寒颤，憋了半天的尿都吓得一时挤不出来，待终于尿毕，扭头匆匆离去时，却被那个”大坏蛋”一把抓住。
我估计当时我的嘴唇都吓得没有了血色。但他却一脸和善，又是那幅被打倒前的慈眉善目的样子，他没说一句话，只是往我手里塞了一把糖，然后松开了我。
后来，学校里又多次批斗过他，批斗会上我也随大流地喊过”打倒”、”批倒斗臭”等口号，但那次厕所中的遭遇却使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对好、坏、善、恶、爱、憎、亲、仇这些本来应该黑白分明的概念之间的界限产生了某种混淆、模糊。
当然，在当时学校、家庭、社会反复灌输的”对敌人要向冬天一样残酷无情”的教育下，我也曾经对自己的这种”立场不坚定”展开过思想斗争：”你呀你，一个笑容、一把糖果就让你对冻僵的蛇产生了怜悯，怎么指望你长大了以后投入如火如荼的对敌斗争呢？”
顺便说一下，在那个铲除所有西方文化影响的年代中，《农夫与蛇》似乎是学校里可以讲述的仅有的西方寓言了。
善与恶大换位
但随着年龄的渐渐增大，随着一波一波新的政治运动的推展，我却对当时中国主流舆论宣扬的那些善恶对峙的概念更为模糊、更为混淆了。
记得大概是七十年代初的一天上午，学校据说要传达重要的中央文件，所有学生都集中在小礼堂中开会，传达文件的那个戴眼镜的新校长一脸严肃，沉吟了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你们知道吗？林彪是个大坏蛋！”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眼镜的镜片所反射的寒森森的光以及他的那句唐突的话对我的震撼。我不知道那仅仅是反光呢，还是镜片背后的两只眼睛放射出来的眼光。文革初期时，不就是这个戴眼镜的新校长带领我们”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吗？
据称中国有许多人、尤其是许多比我们年龄大一些的前红卫兵都把”林彪事件”当作他们思想变迁的一个转折点。后来，我读过那一代人中许多精英的思想自述，许多人声称，”林彪事件”使他们对好、坏、善、恶这些概念的认识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再后来，中国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批林批孔、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周恩来逝世、”四五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下台、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改革开放……
时光如穿梭，梭梭催人老。1984年，我大学毕业进京，进了一家排场颇大的衙门中工作，虽然仍属初出茅庐的毛头后生，但也自信早已过了给一把糖果就分不清敌我的年龄。当年正逢中共建政35周年大庆，邓小平威望如日中天，就连当时的”时代骄子”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打出了”小平你好”的标语。我和当时的精英、非精英们一致地调整了内心的善恶观：邓小平好，”四人帮”坏，走资派好，造反派坏。
刚进机关，人生地不熟，多亏一个坐在隔壁的同事的热心帮忙：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尽快熟悉单位业务的”迷宫曲径”，私下则点拨我如何避开机关人事的”暗礁险滩”，他人也坦诚、厚道，乐于助人，虽然在机关的资历比我老，但仍经常提前到办公室，抹桌子、打水、整理文件架，让晚到一步的我因无所事事而局促不安。
后来，赶上机关”清查三种人”，办公室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许多。记得那时天天开会，我们这个部门的主任文革时受过冲击，对文革中打砸抢的所谓”三种人”充满了义正词严的义愤，多次在单位的清查动员大会上回忆像他这样的善良的走资派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控诉”三种人”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的劣迹。大概是因为这位老主任长得有点儿像我小学时期的老校长，使我对他的遭遇增添了一份同情，对他的愤怒增添了一份理解。
但开了好多天的会，仍然未能”挖出潜藏在我们队伍中的’三种人'”（主任语）。主任后来放了狠话：”不要以为我们不掌握你们的情况，我们都做过外调，现在就看你们自己的主动了。主动交待和被人揭发，处理起来就是不一样！”
狠话一出，很快就出了”战果”：第二天，”潜藏者”们抵不住压力，纷纷招供。大家吃惊地发现，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办公室竟有三个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头头”，级别最高的一个竟然是某省文革初期”三结合”革委会的副主任，好歹也是一个副省级”领导干部”，如今甘愿屈居一个小科员，潜藏的够深的啊！
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三个前”造反派头头”中，那位坐在我隔壁、经常热心帮我的同事也名列其中。据说，三人中他虽属级别最低，但情节最为恶劣：他中学当红卫兵时曾把老校长的腿打断。
最后，前省革委会副主任被调离这个重要机关，另外一人也知趣地主动换了工作，而我的邻桌同事因无处可去，只好留在本单位接收审查。
其后多年，他一直仕途暗淡，虽然他是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业务能力也很强，但就是因为这段历史问题而一直未获提拔。
我也听到其他同事私下为他打抱不平：”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听从毛主席的号召造反，如果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对，那也应该怪当时的官方宣传，而不应该怪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两个阵营，一套思路
后来，我也离开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机关。再后来，中国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民望急剧下降、八九学潮、六四事件、赵紫阳下台……
据说，在六四事件中，中共高层中一些坚决主张镇压的元老认为八九学潮就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重演，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的场面使他们联想起文革时红卫兵进京串联的场面﹔据说，在这些强硬派的心目中，出动军队”平暴”也不过是中共历史上除暴安良、扬善抑恶的正义事业的延续。
不幸的是，八九学潮中许多激进的学生领袖骨子中也虔信这种黑白分明、善恶对峙的斗争哲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八九民运后来越来越偏激，不肯妥协，也不肯与中共内部的改革派合作，一味对抗，最后导致改革派全军覆没、强硬派掌控全局并进行镇压，也与这种黑白分明的善恶观有关。
近读美国著名华裔学者邹谠先生论六四的一篇旧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比中共”老同志”和激进学生领袖：”众多激进学生组织有着与老同志同样的等级层次，同样的安全系统，同样的摩尼教式的善恶对立的世界观，同样的埋头不看现实的倾向，同样的没有与’别人’沟通的能力，以及同样的革命理想主义。”
确实，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人，大概都受过共产党式的好坏与善恶的教育，如果经历过文革，他们的善恶观也许会因为现实中善恶定位的大颠倒而出现混乱，但许多人只不过是把善和恶换个位罢了，他们仍然没有对这种善恶两分法的世界观产生过怀疑。
并非中国独有
不过，持这种善恶对立世界观的也不都是龙的传人。摩尼教自然不是中国土产，但中东发源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原教旨教义似乎也不乏这类善恶对立的说教，大凡宗教仇杀的对立双方都自认己方是善的代表，对方是恶的化身。还有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指出，”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和美国总统布什虽属对立阵营，但他们也对善、恶这两个词有着同样的特殊偏好，也以同样的热情互相进行”妖魔化”。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最近在一家德国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中表示，在现代美国历史上的历届总统中，布什是最虔诚信仰基督教的总统，他甚至自称他的所做所为都是”听从上帝的指示”﹔而本﹒拉登则借”真主”的名义号召穆斯林向美国发动”圣战”，他们其实都是借着上帝或真主的名义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服务。
噢，顺便提一下：我原来工作过的那个部门的主任因在”六四事件”以及其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立场坚定”，现已高升，位居要津﹔至于那位邻桌的老同事，据说因文革中的历史问题一直仕途不畅，上班时郁郁寡欢，下班后则独坐电脑之前，在互联网上发发牢骚。
最近，我上中国国内网上论坛浏览时读到一篇网帖，发帖者的署名与我这位老同事的名字一模一样，文内热情讴歌布什对伊拉克的战争是”除暴安良、扬善抑恶的正义之战”。
但愿，但愿那仅仅是重名重姓。
— 转自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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