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石华、李树人编译报导/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购买暴龙的牙齿>>阐述了普通大众的钱是如何被用来在中国维持一个残酷、危险的独裁政权﹐又是如何起到了破坏美国的就业机会、阻碍其工业和自由发展的作用。
该书引述了多个机构的资料说明﹐中国共产党一直视宗教为对其独裁统治的挑战，并一直把宗教看成是危险的、无法接受的。虽然中国的宪法已明确规定，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共对每一个宗教团体都进行繁复的注册登记，并严厉地监视宗教团体的活动。政府对宗教出版物的印刷及发放实施严厉的控制。无论哪一个宗教团体，如果政府认为该团体有试图摆脱政府实施的严厉及强制性的控制的行为，马上就会给该团体加上“从事犯罪活动”或“非法聚集”的罪名。下面是该书的一些摘录﹕
2002年2月11日，设在华盛顿特区的“自由之家”发布了一个报告，其中分析了7份中国政府的文件。这些于1999年4月至2001年10月间下发的秘密文件，详细记载了中国国家级、省级、以及地方级安全官员，镇压宗教活动的目的和所采取的行动。这些文件披露的证据的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这些证据显示，正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层，决意使用更加系统及更加严厉的刑罚，镇压那些未在共产党许可范围之内的宗教活动。胡锦涛（中国国家主席）被一些中国事务观察家视为共产党中年轻及较开明的一代领导人中的一员。但一份文件（4号文件）披露的证据显示，胡锦涛支持对Real God教会实施的镇压。
宗教自由中心（自由之家）主任Nina Shea说：“这些文件披露的无可置疑的证据显示，中国仍然决意使用极严厉的手段，镇压迫害所有共产党无法支配的宗教。正常的宗教活动在中国被视为刑事犯罪。
2003年8月8日，由于中国当局在最后时刻附加访问条件，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个美国联邦机构）取消了其派代表访问中国的计划。该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香港的行程，同样也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而未能成行。中共当局近期对类似的代表团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可能意味着，北京正在强化其反宗教的政策，同时也意味着，北京在宗教问题上正在采取一个新的立场，即反对外界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问题。
法轮功
2001年2 月8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又有7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被关押期间死亡，使已知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12人。据报道，4名法轮功修炼者死于劳教所，另有两名修炼者，由于当局在其进行绝食抗议后，对其实施强行灌食而受伤。在中国，法轮功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根据2001年6月7日法轮功发布的消息，已有234名修炼者死亡。这些修炼者或死在关押期间，或在出狱后即刻死亡。总之，这些修炼者的死因极其可疑。到目前为止，已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曾被当局关押（关押时间不等）。与此同时，至少有一万名修炼者在被判处长期劳教后，目前正在劳教所服刑。有的修炼者被送入精神病院。目前人们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法轮功修炼者曾被关入精神病院。另外，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经常遭到酷刑折磨，以至很多人在遭受酷刑后死亡。政府对法轮功实施了大规模的、残酷的镇压。其镇压力度之强（通过国家宣传部门宣传并组织群众集会）以及波及范围之广，显示了政府对法轮功采取的强烈的对抗态度。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也使人们回想起了中国在50年代及60年代开展的毛泽东式的镇压运动。
到2001年9月时，除了罕见的一两个小组外，法轮功运动在中国不得不转入地下。中国当局除了采取残暴的镇压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精心策划的污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的宣传运动。与此同时，政府还极力宣传说，在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再教育的过程中，法轮功修炼者得到了当局的善待。政府的这一做法旨在让广大民众赞同当局对法轮功实施的镇压。正如“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所说，中国政府在其“国内的宣传没有意义。中国官员仍在继续践踏民众在结社、集会、言论及信仰方面的自由权利。同时，民众免于酷刑、虐待、任意遭拘禁、以及享有公平法律程序的自由也遭到了政府的践踏。”
藏传佛教
在遭到中共当局迫害的中国本土精神信仰组织中，法轮功无疑是最为世人所知的。但遭到迫害的并不止法轮功。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大陆的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受到中共严酷的摧残，其信徒也沦为一系列严厉打击的对象。由于镇压手段极其残酷，当地百姓将中共的类似镇压行动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谴责中共犯下了文化群体灭绝罪。被捕、拷打、在被监禁时遭受酷刑、女尼被强奸以及偶尔有人被执行死刑，这些对于藏传佛教僧尼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在2001年，中共当局选定的两名西藏地区宗教领袖，即年轻的葛玛巴喇嘛和西宁塔尔寺方丈阿迦 （AGYA）仁波切，他们逃亡到西方自由世界。这一事件迫使中共暂时停止所有活动，对迫害运动重新进行评估。
2001年夏天，中共官员对位于四川省甘孜自治区LARUNG GAR谷的色达佛学院进行武力镇压。大队军人、武警和中共官员封闭了色达佛学院所在的山谷，开始强行拆毁上千间僧尼的住所及学院的其他建筑。佛学院内居住着约6000－7000名僧尼，约1000名汉族佛教学员和汉族佛教学者。他们全都被驱逐出佛学院，被迫流离失所。作为这一独特的精神社区的创立者和学院的高级佛学老师，堪布晋美彭措已被抓走，目前下落不明。在TCHRD的网站上登有色达佛学院被摧毁前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这一触动人心灵的宗教复兴运动当年庞大的规模。
2003年1月26日，位于成都市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了藏传佛学老师丹增德勒（TENZIN DELEK）仁波切及他的助手罗桑 通笃 （LOBSANG THONDUP）的死刑。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宣判他们死刑的罪名是“颠覆国家统一，破坏各少数民族的团结”及“恐怖罪行”。罗桑 通笃 不久之后就被处死了。
然而，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真正罪行好象是他在西藏东部地区向四川理塘县 的人们施加的巨大的宗教影响和道德感召力。王力雄曾写过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在最近几年中，他曾数次探访理塘地区。据他讲，该地区地处深山，常年来人们遭受着中共一轮轮的迫害、贫穷和酗酒所带来的痛苦。丹增德勒的到来，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人们由此而对他尊敬有加。王力雄说：“丹增德勒为人们树立了一个道德的表率，对当地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共认为对其政权构成了威胁”。
年幼的班禅喇嘛在西藏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是当今西藏位居第二的宗教领袖。6岁时遭中共逮捕，使他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自1995年遭秘密绑架至今，他一直被中共囚禁。英国作家希尔顿（Isabel Hilton）在她所写的《寻找班禅喇嘛》一书中，在她经过考证之后，用她优美的笔触，详尽地描述了这段离奇而又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绑架事件。
天主教
在中国，每天多至1亿基督教徒因为不服从政府的“禁止自由宗教集会”的禁令而时时有生命危险。臣服于罗马教皇的天主教组织和聚会被迫走入地下，中国的主教、牧师和普通信众经常受到骚扰、拘捕和酷刑折磨，有的甚至被公安虐杀，如河南省教父严维平（音译）（Yan Weiping），1996年3月被捕后，在北京街头被殴打至死。
据证实，至今至少有10位主教和19位牧师被监禁，还有约40名其他神职人员下落不明，当局拒绝说明他们是被拘捕还是已经死了。更多的普通信众和他们的牧师一样遭受同样的命运。
来自江西的高龄81岁的Zeng Jingmu主教，继服完三年刑期后不久，于2000年9月14日又一次被逮捕。从1955年至1995，他被关押了30年。2000年9月11日，在福建省，约有70名公安突袭了一个地下天主教牧师，82岁的Ye Gong Feng教父的家，他被公安严刑拷打，直至休克。
2003年2月，香港罗马天主教领袖陈日君（Joseph Zen）说，中国大陆对天主教的迫害日益加剧，当局关闭了一所神学院，但当局却要面对年轻一代天主教牧师，他们不会象老一代牧师那么顺从。2003年5月28日，据罗马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报导，根据已获得的三个政府文件，北京已下令对中国的天主教徒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
新教
所有新教徒也和天主教徒一样，必须遵从“三自”原则，即不接受国外宗教组织的帮助；放弃教规、道义和宗教模式上的不同；加入“后基督教教堂”（post-denominational Christian church）并且忠诚于共产党。这个“三固定”政策要求必须在指定地点集会，必须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宗教领袖，集会仅限于指定的地理区域。对于非主流新教徒团体，即那些没有专职牧师和靠传播福音来吸收会员的，政策规定了有效措施检查他们吸收会员情况及允许官方对这些团体进行有效地监督。因此，许多教会尝试着不加注册，但一经发现，其会员和领导则会被拘捕、殴打，甚至酷刑折磨。
在河南周口地区，这种未注册家庭教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相应地，对信众的镇压也愈发严厉。在1995年的头10个月里，该地区的警察逮捕了200多名新教徒，他们的领袖被判以三年监禁，周口地区的福音传播网络与外界也有联系，在1994年11月19日，警察的一次突袭中，152名教会领袖被捕，其中许多来自外地或外省。
1995年2月18日，公安官员突袭了广州传教士Li Dezian的教堂，据报导，公安用《圣经》击打李的头部和颈部，企图折断他的气管，他们用铁棍打断了他的肋骨，并且打伤了他的后背和腿，警察跳到他身上，猛踢他身体，直至他吐血。所有当时在教堂的100余人，全部被带走。
人权观察亚洲分部也报告了其他省市，如沈阳、西安、福州、桂林、天津、四川其他地区及中国南方特区深圳，对新教徒抄家、罚款和拘留事件。
2001年12月，中国根据1999年制定的反邪教法，首次判处两名中国基督徒领袖死刑。据香港人权和民主信息中心消息，未经官方注册的中国南方教会创始人Gong Shengliang 及其侄女Li Ying在中国中部城市湖北被判死刑，罪名是“流氓和强奸”罪。此案激起了全球人士的愤怒，2002年10月10日他们被改判终身监禁。报导此案的一名《纽约时报》记者总结道：“外交官们说他们以为中国当局希望缓解国际上的批评，特别是当江（泽民）准备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与布什总统在美国举行峰会时。”
最近，香港公民黎广强（Li Guangqiang）由于携带圣经进入中国而被逮捕，这些圣经是供给一个被禁的基督教福音团的。他被指控为犯有“利用邪教颠覆法律”罪，此罪性质严重，最高可判死刑。但是，为了给2002年2月21日布什总统的北京之行创造良好气氛，李只被判处两年徒刑。据总部在香港的人权和民主团体的消息称，另外两名被控以同样严重罪名的安徽籍人士，Wang Xuexiao和Liu Xishu，则被判重刑。
伊斯兰教
中国大约有1700万穆斯林，但是这个数字是被低估了，实际人数还要多50％。回族是中国官方承认的穆斯林民族，大约有860万，他们从语言上和种族思想上都是和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全中国各地都有回族人士，传统上他们没有自己独有的疆域。
维吾尔族是最主要的源于土耳其的穆斯林民族，是新疆的主要少数民族，人口约720万。在中国，源于土耳其的穆斯林民族总人口约1500万。回族和土耳其穆斯林与汉族有不同的渊源，这两个民族传统上不是盟军。回族通常被称为“中国穆斯林”，他们文化上与中国主流社会更接近。虽然历史上回族与土耳其穆斯林民族没有联系，但回族经常充当北京和土耳其穆斯林的桥梁。尽管如此，回族在中国人的手里也受尽了种族歧视，他们已在多种场合公开表达了希望享有更多文化和宗教自由的愿望。
在新疆，由于伊斯兰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和人们认同的宗族情怀，北京把这视作是对它统治的最大威胁。结果是，新疆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被视作滋养反政府情绪的温床，被定期地关闭，宗教活动分子受到骚扰和被拘捕。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新疆和全国各地一样，清真寺被砸毁或被关闭，古老的宗教圣地被亵渎，宗教领袖被关进监狱或被处死。八十年代，形势稍有转变，据加拿大研究国际发展和安全的研究员保罗-乔治（Paul George）博士说，“清真寺重新开放，或被重建，也允许中国穆斯林和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有更多的接触，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去麦加（Mecca）参加一年一度朝圣的穆斯林由不断增长的趋势，这使得普通的民众有机会了解国际伊斯兰思想和政治发展趋势。同样地，国外穆斯林被允许进入中国访问伊斯兰聚居地，使他们更了解穆斯林大社区的现状。”
但是，至九十年代初，清真寺的新建和重新装修都被严格地控制，对清真寺以外布道活动的报道被禁止，宗教教学被禁止，只有国家宗教事务局出版的宗教书籍被允许发行。宗教活动家被开除工职，去麦加朝圣受到严格地控制，年龄超过50岁的人才被允许参加。
甚至，在当地流传了一千多年的传统的阿拉伯文经书被中文经书所代替，成千上万的传统历史书籍被销毁。据美国维吾尔族协会会员对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U.S.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 on China）所作的证词披露，维吾尔语本身在新疆大学被禁止使用。
由于对中国当局不满，第一次暴力事件终于爆发了，这表达了当地居民对实施这些限制措施的不满，也反映了当地社区对北京背弃本应给予更大宗教自由的做法的困惑。
“近年来新疆的穆斯林对他们的民族宗教根源意识明显地增强，很明显这并不能等同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开始，” 保罗-乔治（Paul George）博士称，“事实上，维吾尔族应该被排除在外，他们通常不被认为是原教旨主义者，那种存在于从阿尔及利亚到阿富汗的有组织的宗教和暴力相结合的活动，在新疆是根本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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