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4月07日讯】接前文
六、三十年大逃港
1950～1970年代，至少600万大陆灾胞“用脚投票”，冒死渡海、扑铁丝网投奔香港，其中160～200万人成功（后为香港反共中坚）。港英水警从海里捞救一只只“汤圆”（泅海偷渡者）、铁丝网边搭救一位位冒着枪弹的穿越者，很困惑：“我们无法理解这种飞蛾扑火的决心来自哪里？”[1]
陈独秀幼女陈子美（1912～2004），文革时期成“反革命”，关押年余。她与两子学游泳，1970年9月（58岁）身绑铁桶下海（珠江口），六个多小时后一家三口登上港警水轮。港警热烈握迎陈子美——从未遇到如此高龄“汤圆”。[2]
宝安贫农子弟刘水生，“起锚”十三次。其父“土改根子”，出身太硬，挂不上“阶级斗争”。第13次深圳河边遇巡防军士，老熟人了，人家一挥手：“过去吧！”[3]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学生赵文襄（1945～ ），十二次偷渡，多次被捕入收容站，1969年11月5日夜，与六位同伴划舢板终抵香港。[4]
一伙七名“大圈仔”（广州知青）大鹏湾刚要下水，巡逻军士赶到：“不要动！”七人反应不一，一排子弹扫过来，六人倒下，一名个矮子弹飞擦头皮，两名军士递给他一把铲子，命他将六名同伴就地掩埋沙滩。[5]
1962年5月28日香港《星岛日报》：
落马洲的村民说，26日发现的浮尸有126具。……随潮水退落后漂出后海湾的，为数至少在200具以上。[6]
1979年8月20日香港《成报》载文〈大鹏湾鲨鱼肆虐，去年噬死二百人，全是大陆泅水者〉。渔民从鲨鱼肚中发现人体毛发及两只手表。1979年11月3日《明报》，〈数千偷渡客葬身无情海，捞尸三百多具〉——
今年以来，从水路偷渡来港的大陆人士，据保守估计，约有数千人已葬身大海。[7]
一幅著名逃港照片，罗湖口岸附近深圳河漂浮密密麻麻尸体——
凡在沙滩上发现偷渡者尸体，就近挖三尺深坑埋了，可向大队领八块钱“清理费”。[8]
1979年，一位七七级大学生仍找机会申请赴港，宁愿上香港打工，也不要大陆的“国家干部”——
我们每个在大陆经历过像地狱一般煎熬了二三十年的人，都深知自由的可贵——自由是无价之宝！[9]
一位偷渡者晚年：
我痛恨我所经历的时代、痛恨那个陷人于苦难的社会。[10]
1976年初，《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绩伟家来了一位年轻亲戚，对“老延安”胡绩伟直言：
中国的问题，毛主席不死，解决不了。最好老毛头早死，早死早解决。[11]
转抵美国的当年游水逃港者老潘感觉获得“从灵魂里感受到自由”——
不论贫富，一想起我不必再生活在共铲党的淫威之下，就已经值回票价。我中学同学有几个特殊关系者，发到猪头炳咁（粤语：大大发财），旧年我返去见到一个，说如果我唔（不）走，应该都会好掂（也大大发财），我话我松落（飘落）香港、去了美国，一秒钟都未后悔过。虽然他身家以十亿计，我心里想，你想同我换，我都唔制啦（不干）。你大陆现在当个部长做，我都唔（不）稀罕呀！[12]
逃离赤土还在继续。2023年8月，一位六旬大陆检察官（笔者熟知），支付￥10万“蛇费”，历时一月远绕南美“走线”润美，发来微信——“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1967年3月6日，史达林女儿斯韦特兰娜（1926～2011）进入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13]1996年，赫鲁雪夫幼子谢尔盖∙赫鲁雪夫（1935～2020）逃亡美国并最终逝于美国。[14]中国当今高干阶层与富豪们都在逃，都在“留后手”。鲁迅孙子、薄瓜瓜娶台湾姑娘……林林种种的叛逃叛变，是不是“民意”“民心”？
七、数据·史据
毛泽东伸腿的1976年，中国人均GDP$165（￥316），[15]台湾人均GDP$1151。[16]1977年欧美人均GDP$6980。[17]
恩格尔系数乃衡量贫富测量标准，即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之比重。联合国标准：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温饱；40%～50%小康；30%～40%相对富裕；20%～30%富足；20%以下很富裕。1990年代，恩格尔系数20%以下只有美国（16%）；欧洲、日本、加拿大等20～30%；东欧国家30～40%；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分布于小康。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68%，城镇家庭59%，贫困级（联合国标准）；2.48亿人尚未解决温饱。[18]直至1980年代中期，10亿中国人口扣除12岁以下，文盲半文盲占1/3以上。[19]
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624，1976年降至￥575，还少了￥49。[20]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分配现金￥74.67，其中两亿农民年均现金收入低于￥50，1.12亿人每天工分所得￥0.11，1.9亿人每天挣￥0.13，2.7亿人每天挣￥0.14。相当多农民辛苦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1978年，全国2/3农民生活水准不如1950年代，1/3农民生活水准不如1930年代。[21]
据北京国家统计局资料，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近40万亿人民币（约$5.9万亿），世界第二，人均虽仍很低（$4400），但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实绩，证明“西风”之效。所谓“改革开放”，实质还不就是恢复私有制。如此“硬道理”，邓力群等极左派认为无甚足观，他们看重的是“主义”是“方向”：全国工业产值国有制比重不到20%、工业领域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比重只占20.3%，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中国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主义”高于一切，“路线”重于泰山，人民的生活、国人的意愿都必须服从“马列主义”。
另一方面，因政治落后，政权无监督，中共政府不可能用好钱。2006年中共政府财政收入￥3.9万亿，占当年国家GDP 19.5%。美国政府同年财政收入占国家GDP16%，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行政开支仅为10%；中共政府的行政开支却占到38%，用于庞大的人头费、行政经费，仅25.5%用于公共事业。同时，中国人年均工作2200小时，阿根廷1903小时、巴西1841小时、日本1758小时、美国1610小时、英国1489小时、荷兰1389小时。[22]哪个政府管理成本低？哪个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哪种制度有竞争力？哪类国家“更适合人类居住”，还需要其他论据吗？东风拿什么去压倒西风？“最新最美的制度”都60年了，两三代人搭进去了，还能叫人民忍耐等待吗？还好意思说“面包会有的”？！
中共稍醒
1961年5月3～8日，刘少奇回家乡宁乡炭子冲蹲点，见农民被“共产”而一无所有，偷摸成风，山上树竹也是你砍我也砍。现实教育“国家主席”：既然社队干部不尊重社员所有权，任意拿取社员东西，社员也就认为可以拿“公家”的东西。刘少奇终于认识到：“要巩固集体所有制，必须保护个人所有权。”[23]这点常识居然要绕如此大弯才“发现”。
1986年，千家驹：“我们在建国之后花了35年的代价，才懂得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24]同年10月安庆，中国法制文学研讨会，刘宾雁发言——
长期以来，始终把体力劳动摆在一个很崇高的地位。现在勉勉强强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好像还是一个很大的面子。其实真正最先进的的力量，我认为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现在最先进的生产力是科学技术。科学 家的一个奇思妙想可以产生对人类很重要的东西，比方说彩色电视机。你动用几百万工人能使电视机从无到有吗？[25]
“九·一三”后，不仅全国人民认清毛泽东，中共高干部也看清了，反思渐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1922～2010，1946年加入共党）：
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引起大饥荒以后，看到听到遍及城乡的悲惨景象，想想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愿望和理想，看看残酷的现实与毛泽东当年宣告的建设富强、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许诺截然相反，我们才开始比较清醒了，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滋生了怀疑以至异议。对比现实，“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绝大的讽刺。我们觉得不能再自己骗自己了，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我和慎之虽然被打倒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的脑子还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在宣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如此荒谬如此黑暗的新式专制时代？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会走向以至走到反民主反自由的专制主义？[26]
1930年代中共特科“红队”队员陈德胜（1904～？），1979年意识到：
我们生活在一个错误的年代，参与了一场肮脏的政治游戏，紧跟一个疯狂的领袖，加入了一个愚昧的政党，整整坑害了三代人哪！[27]
2008年，中共栽培的“解放牌”党史专家辛子陵（1935～2021）：
一个把61%的财政收入用在普通百姓身上，一个把财政收入15%用在普通百姓身上，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只能承认：美国政府比中国政府做得更好些。[28]
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基尼系数每年递增0.01。专家惊呼：“我国基尼系数已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比美国（0.434）还要大。”[29]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0.47。[30]200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人口10%的最富者握有45%全国财富，10%最贫困人口仅拥全国财富的1.4%，差距33倍。[31] 2013年，全国人口46.3%的农村人口，消费支出仅占全国22.2%，人均消费亦仅略高于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32]
结语
吾华不幸，剧毒赤丸当大补神方，现代化走了大大弯路。中共披“大同”道袍推行共运，自欺欺人，孵孕数代狂热赤徒。
1949年后，港台文化界醒悟：国民党不是被枪杆子打败，而是被笔杆子打败。1960年台北，前北大校长、国府首任教育部长蒋梦麟（1886～1964）谓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假如我们在大陆时就能达到我们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准，我们本来是能够打败毛泽东的。[33]
1950年，傅斯年〈共产党的吸引力〉——
他（按：共产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子，他对骗术一道，真正算是彻底了“科学化”。……他骗人的第一个宝贝是“阶级斗争”。[34]
1932年14岁入团的少共王若望（1918～2001），1992年74岁流亡美国，纽约家中悬挂两旗——中华民国国旗、涂黑的五星赤旗，60年终于修正认识。[35]可中国至今尚未修正过来，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只能流亡。
文革后改革开放，恢复私有经济，终止公有化，中共无法遮掖理论尴尬。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么1927年“四·一二”以后的抛头颅洒热血、万水千山的意义呢价值呢？
当今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严重脱节，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驴非马“四不像”——挂社会主义羊头行销资本主义狗肉。政治上则有宪法无宪政，民众根本无法拥享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一发异声便是“煽颠罪”，最轻也是“寻衅滋事”。改革开放迎来的市场经济、私产神圣，仍未能在意识形态仍未报上户口。一切实践证效的资本主义优越性，必须挂在“马列主义”名下，必须归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强迫中国必须“政治第一”，即必须“中共政权第一”，意识形态必须为中共服务，必须为赤政提供“合法性”，黑必须说成白。可失去真实失去道义，只能发出一种声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列赤旗不再艳，革命无有后来人。2008年，北京某高校一位马克思主义专业硕导，开设选修课“《资本论》与当代世界”，全校无一人勾选，包括他自己的研究生。[36]
2024年，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数据：美国28%Z世代（Generation Z，1997～2012年出生的互联网一代）支持共产主义，18%Z世代认为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公平，值得美国考虑。而婴儿潮一代（Boomer，1946～1964出生）、沉默的一代（Silent Generation，1928～1945出生），对共产主义的支持率仅6%和3%。
2024年12月6日，美国众议院以327:62票通过《共产主义关键教育法案》（Crucial Communism Teaching Act），向美国中学生讲解共产主义的危害与历史影响，选修教材帮助美国高中生了解共产主义的种种危险，以及共产制度如何违背美国立国的自由民主原则。该法案体现美国终于意识到须向后代接种防赤疫苗——输送赤说祸世的历史经验，说明共产主义为什么是危险的肇难邪教。[37]防赤关口前移，人类识赤辨谬能力实质性提高之标志。
2024年12月～2025年2月· Princeton
（全文完）
[1] 陈秉安：《大逃港》第二部，宇宙法则出版社（澳）2022年，页353、555。
[2] 陈独秀幼女陈子美：绑五个油桶偷渡香港。https://www.163.com/dy/article/G9DJQL5N0543B28N.html
[3] 陈秉安：《大逃港》第二部，页127。
[4] 赵文襄：〈大监牢中的小监牢〉，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所：《从大陆看大陆》第一辑，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74年，页197、208。
[5] 黄东汉：《起锚往事——知青偷渡实录》，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香港）2019年，页470、472。
[6] 陈秉安：《大逃港》，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1年，页254。
[7] 陈秉安：《大逃港》第二部，页483～484、100、107。周继能编著：《用生命博取自由》上册，页70。
[8] 寒山碧编著：《越山击浪岁月——偷渡的真实故事》，页406、381。
[9] 寒山碧：《越山击浪岁月——偷渡的真实故事》，东西文化事业出版公司（香港）2021年，页276～277。
[10] 周继能编著：《用生命博取自由》上册，秀威资讯公司（台北）2022年，页220、281。
[11] 陈小雅：〈胡绩伟先生印象记〉，蜀声、金台人主编：《一生追求老时醒——胡绩伟纪念文集》，卓越文化出版社（香港）2013年，页266。
[12] 周继能编著：《用生命博取自由》下册，页171。
[13]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
[14]〈赫鲁雪夫儿子去世，赫氏家族彻底落幕〉，搜狐网（北京）2020年6月22日。https://www.sohu.com/a/403429137_99893249
[15] 中国历年人均GDP数据，https://www.kuaiyilicai.com/stats/global/yearly_per_country/g_gdp_per_capita/chn.html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55。
[16] 台湾历年GDP和人均GDP一览（1951～2013），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519/19/8527076_755273542.shtml
[17] 赵德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38。
[18]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之比重。联合国标准：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温饱；40%～50%小康；30%～40%相对富裕；20%～30%富足；20%以下很富裕。1990年代，恩格尔系数20%以下只有美国（16%）；欧洲、日本、加拿大等20～30%；东欧国家30～40%；剩下的发展中国家，基本分布于小康。
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恩格尔系数/528483
[19] 千家驹：〈论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运动〉，《知识分子》（纽约）1986年冬季号，页64。
[20] 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897～898。
[21] 〈不堪回首的年代〉，中国改革信息库：http://www.reformdata.org/2008/0120/4277.shtml
[22] 赵灵敏：〈民主决定品质〉，《南风窗》（广州）2007年第11期，页28。
[23]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265。
[24] 千家驹：〈论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运动〉，《知识分子》（纽约）1986年冬季号，页59。
[25] 刘宾雁：〈人的解放和言论自由——在中国法制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解放月报》（香港）1987年2月号，页42。
[26] 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上），真相出版社（香港）2012年，页19～20。
[27] 申渊：《活着就是胜利》，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12年，页220。
[28] 辛子陵：〈合成一个新东西〉，《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7期，页45。
[29] 汝信等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226。
[30] 新华社调研小分队：〈我国贫富差距逼近容忍红线〉，《经济参考报》（北京）2010年5月10日。《文摘报》（北京）2010年5月18日，版6。
[31] 高新春：〈全民绘就和谐共富〉，《检察风云》（上海）2007年第22期，页5。
[32] 《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25、69。
[33]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等译，知识出版社（沪版）1991年，页466。
[34] 《自由中国》第2卷第8期（1950-4-16）。《傅斯年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年，页437～438。
[35] 羊子等编：《王若望纪念文集》，明镜出版社（纽约）2002年，页115、145。
[36] 张博树：《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晨钟书局（香港）2010年，页1。
[37] 美国之音（VOA）：〈美众议院通过一项教育法案，旨在向高中生普及共产主义的危害〉2024年12月7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house-passes-act-to-teach-communism-s-history-in-schools-20241206/7890590.html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