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4月06日讯】接前文
3. 信阳事件
河南信阳专区，素称“鱼米之乡”、“豫南粮仓”，1956～1958年风调雨顺，农家均有存粮。1959年粮产骤降至30亿斤（1958年的一半），780万农业人口，扣除种粮、饲料，人均仅300斤出头。但1959年各县第一次报产，汇总竟300亿斤，专员张树藩再三要求“实事求是”，滑降250亿斤、150亿斤。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指张树藩“右倾”，让他靠边站，上报72亿斤，省里按此数征购，征到16.8亿斤，无论如何无法再征，人均只剩160斤，扣除种粮、饲料，口粮仅百斤，加上食堂已吃几个月，农村已无粮。10月，不少食堂断粮停伙，农民四处逃荒要饭。[1]
10月，信阳地委接报大面积饿死人，竟驼鸟式不承认。9月底已挨斗的张树藩，记述与秘书余德鸿的一段谈话——
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什么，他说第一次埋大爷大娘，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了。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2]
张树藩向省委汇报信阳已饿死20～30万人，路宪文划他“右倾”，批斗几个月。路宪文之所以敢瞒报，因为有吴芝圃的支持。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两名处长调查信阳三个月，饿死人数几倍于张树藩的估计——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3]
1960年2～10月，中央不同部门调查组数赴信阳。6月，中央抽调452人、省委抽调1844名干部前往信阳“补课”，发动“整风整社”，大揪“右倾”、“阶级异己”。[4]9月，路宪文撤职。
信阳地委报告（1960年12月22日）——
斗争和批判了的一万余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重大的已经作了初步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还有1621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5]
1960年10月21日，中组部、监察部向李富春呈报信阳事件，24日李富春呈毛泽东，26日毛批示刘、周当天看，下午讨论处理办法。[6]
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出在“阶级斗争”：
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7]
1961年1月1日，中央才转发信阳地委报告，毛泽东“御批”——
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毛对信阳事件定性——
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
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8]
1961年2月10日，调查“信阳事件”的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召集河南三级干部大会：
我到光山（信阳地区辖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9]
当李先念、陶铸、王任重赴信阳调查，吴芝圃赶到固始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立即逮捕——
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
光山县委报告（1960年12月17日）：该县死亡25万，绝户5647；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饿死72人（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打死饿死1503人（62.6%）。1959年11月～1960年7月“反瞒产”运动，信阳逮捕1774人，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667人死于拘留所；45万外逃被截者，死于收容所数据无考。[10]参与调查信阳事件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07～1969），信阳确山人，目睹惨状，多次流泪，回京后与妻抱头痛哭。[11]
光山县斛山公社658个自然村，175个村死绝（26.6%）；全公社8178户，绝户1603（19.6%）；原人口36110，死亡13674（37.86%），其中饿死12962人、打死591、逼死24人。槐店公社胡庄大队31个自然村，死绝15个村，原有240户，死绝68户；原有人口1092人，死亡603人。[12]
《河南日报》还在报道形势大好，连载七文〈向共产主义进军〉，1960年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2月，吴芝圃在省委全会、五级干部会继续反右倾，推进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将河南“大跃进”拱至顶点。3月，吴芝圃向中央报告：全省人口99%入食堂，办得好的“一类食堂”为66%。[13]
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转信阳地委报告（1960年12月22日）——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达28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到了很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14]
1960年春“信阳事件”揭盖子，吴芝圃不得不向中央检讨：“许多村庄成为废墟，令人目击而泪落”，“建国以来的最大惨案”。[15]吴芝圃将路宪文及信阳十名县委书记定为反革命，要求枪毙。[16]毛泽东对这位左倾犯官相当优容，平调吴芝圃中南局书记（主管文教）；此前对“右倾”犯官潘复生，则一撸到底——农场普工。信阳第一地委书记路宪文（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1962年判刑三年（反革命报复罪、违法乱纪），1963年10月释放，1964年2月河南博爱县国营农场副厂长（降五级，按15级发生活费），1979年重新入党，1980年河南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14级），1983年离休。1985年致函中央要求平反。[17]
信阳地委报告——
信阳专区18市县，仅1959年冬～1960年春，正阳县“初步查明”饿死8万；新蔡县近10万。[18]
1962年1月，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的处分决定〉，查实信阳死亡百余万（全专区人口13%），死绝5万多户，毁灭村庄万余，牲畜死亡21万多头。后据信阳地委呈报、路宪文认罪书，1959年冬～1960年春就饿死107万余，干部打死逼死8万余。至1962年，信阳死于饥荒达180余万！[1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
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20]
信阳事件揭盖子前，吴芝圃对中央报称只有5%的民众生活困难，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不减征购任务。中南海最初不相信会饿死这么多人。1960年4月，中监委接到豫省监委报告，派调查组查核，发现河南死人最多的专区：第一信阳、第二南阳、第三许昌。调查组回京递呈报告，中监委还未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认可。中监委常务副书记刘澜涛再派公安部干部赴豫调查。核实后，向刘少奇递报告，刘批示仅一行：
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
信阳揭盖子后，吴芝圃将责任全推给紧跟他的路宪文，批判会上指着路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属纷纷上前殴打路宪文。此前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杨蔚屏也转向：“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21]
1960年11月20日，中央专案组上呈〈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
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00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反坏分子居然是地委书记！列入专案审查的地县干部39人，还将食堂管理、会计、炊事员都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全信阳专区至少20万人，“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
中央调查组拟在信阳大开杀戒，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人，全专区杀上万人，方案未得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报呈毛泽东，毛说：“我还没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路宪文三年徒刑，十余位县委书记、县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各判几年徒刑，家属深受牵连。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之妻也被捕，抄家封门，两个月的婴儿活活饿死，三个3～7岁的孩子，要饭三年。马龙山之妻不敢再居光山，到处流浪，拾菜根、卖破烂、要饭。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被抓，三个孩子受尽凌辱，同学对他们又骂又打。[22]
1962年7月10日，信阳地委开除路宪文党籍文件——
1959 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13%，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21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凄凉。[23]
大饥荒，考验中共政治品德的一道分水岭，此前种种或还可推给“不知道会这样”，但大饥荒发生后还坚持“就是好”、“就是好”，中共肉身已无法遮掩。1962年初因应三年大饥荒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虽稍作姿态，但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指“包产到户”为资本主义道路，很快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发动“四清”，1966年再发动文革打倒刘邓，所谓“将革命进行到底”，还不是保一己之位、固一人之权，哪还有一点点“为人民服务”？
（未完待续）
附注：
[1] 鲁嘉宾：〈“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领导者》（香港）2008年12月号，页178～179、182。
[2]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北京）1998年第6期，页42。
[3] 孙保定：〈“大跃进”期间的河南农村人民公社〉，《党的文献》（北京）1995年第4期，页50。
[4] 鲁嘉宾：〈“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领导者》（香港）2008年12月号，页181。
[5]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页419。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326。
[7]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百年潮》（北京）1998年第6期，页42～44。
[8]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页422～423。
[9] 孙保定：〈“大跃进”期间的河南农村人民公社〉，《党的文献》（北京）1995年第4期，页50。
[10] 鲁嘉宾：〈“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领导者》（香港）2008年12月号，页179。
吴晔兴：〈一个村饿死人的碑文和饿死者的名单〉，《“往事微痕”百期精选》第1册，真相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286～288。
[11] 陶驷驹主编：《徐子荣传》，群众出版社（北京）1997年，页253。
[12] 林蕴晖：《乌托邦运动》，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页610。
[13] 何立波：〈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大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党史纵览》（合肥）2006年第2期。
[14]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页421。
[15] 刘立强：〈“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页66。
[16] 姚监复：〈从“反右派”到“大饥荒”的必然性——对河南“反潘杨王集团事件”的案例解析〉，《反右研究文集》，劳改基金会（华盛顿）2008年，页145。
[17] 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路宪文
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香港）2009年，页269～271。
[18]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22日）。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203。
[19] 余习广：〈庐山会议后的粮食征购与大饥荒〉，宋永毅、丁抒编：《大跃进～大饥荒》下册，田园书屋（香港）2009年，页617～618。
[2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11年，下册，页563。
[21] 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页74、87。
[22] 杨继绳：《墓碑》上篇，天地图书公司（香港）2010年4月第8版，页79～85。
[23] 维基文库：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s/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