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4月03日讯】千家驹，浙江武义人，中国经济学家、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员，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文革中，红卫兵抄了千家驹的家，不但把它打得稀巴烂，而且还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后，竟不知道斗争对象姓甚名谁，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
接着，千家驹又被他们用一辆小汽车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伯钧等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
在自攥的年谱里，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
千家驹说，在此绝望之际，“我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什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 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
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单位派车接回。
妻子杨梨音得知此事后，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叫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了一条肋骨，但红卫兵却说他“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不准他就医，第二天就拉去批斗。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
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被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一九二八年被捕，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料竟被亲子揭发。加了一项罪名，天天劳动前，要向毛请罪。
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旧病复发去世。一九六九年八月，千家驹以“妻亡子散、孤苦零丁”的心情，把九十五岁老母亲寄养在姐姐家，以待罪之身发落五七干校，一九七○年他在干校作了一个“自诬”的检查，给自己扣上一大堆帽子，被批判一通后，算是获得“解放”，一九七二年回到北京。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亡，千家驹终于熬过了文革的生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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