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4月03日讯】 （大纪元记者马尚恩洛杉矶报导）本周三（4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宣布了第二任期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对全球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政策，以期改变美国民众在全球经济增长中被日益边缘化的处境。不过，尽管川普的新政策与其贸易伙伴相比更加友好，仍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震动。
川普为何决意改变贸易政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井友伦（Chris Ching）周三向大纪元记者分析了美国以往贸易政策的弊病。
川普发布“经济独立宣言”
白宫2日在X上公布了美国将对185个国家实施的“打折”对等关税税率，从10％到49％不等。新关税将于4月9日凌晨生效。
表单中，排在第一位的中国为34%，而中国对美国的关税为67%。
白宫明确表示，这项对等关税是额外关税，并不取代其它现行关税、费用或税收，特定条款例外。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也表示，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都将面临34%新关税，再加上川普政府几周前宣布对中国征收的20%芬太尼关税税率。
就这项新关税而言，美国对台湾关税32%，而台湾对美关税为64%；对欧盟新加关税为20%，欧盟对美关税为39%；对日本关税为24%，日本对美关税为46%；对英国的新加关税为10%，和英国对美关税相同。正如川普所说，美国的关税政策其实比贸易伙伴的政策要友好得多。
川普在解释他实施新关税政策的原因时提到：“美国已经无法生产足够的抗生素来治疗我们的病人……中国一家造船厂一年生产的船舶数量比美国所有造船厂加起来还要多”，“长期的贸易逆差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的紧急状态”。
老贸易政策危害美国社会
井友伦在书面采访中表示，上一届拜登政府延续的美国自由贸易，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依附结构”，构成三大结构性风险：
第一，制造业空心化。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数据，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美国制造业失去了超过35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大多数流失至亚洲。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托（David Autor）在“中国产业冲击”专题研究中指出，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给本国劳动力市场造成永久性伤害，特别在制造业集中的蓝领地区。
第二，社会结构分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全球化三难困境”（Globalization Trilemma）理论显示，不能同时兼顾深度全球化、国家主权与民主民意。而拜登政府倾向于“管控型全球主义”，牺牲了劳工阶层利益，加剧内部分化。
第三，家庭财务压力上升。
美国中产阶层的工资十余年来无实质增长，需求端不足将长期拖慢消费与投资。服务型通胀（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由“非贸易品价格黏性”（即价格变动比较不灵活）引发。美国消费者即使使用廉价进口产品，也无助缓解整体家庭支出的结构性压力。
关税新政将带来哪些巨变
井友伦从三大方面评估川普对等关税政策对美国的意义：
首先，对等关税政策将带来产业链回流。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指出的，“供应链地缘化”正在全球发生，美国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实现产业韧性。
其次，这将带来美国就业结构的重整与阶层修复。依据奥肯法则（Okun’s Law）提出的“每1%的GDP增长可带动0.3%～0.5%的就业增长”，川普第一任期曾通过“减税+关税”组合，恢复了制造业的乐观情绪，提振了蓝领阶层的就业信心。这一政策组合在川普的第二任期还将继续发挥巨大作用。
第三，关税新政还将提升美国的制度性谈判地位。若美国成功在科技、能源、军工等关键行业建立独立供给，将具备主导型国家（Lead Economy）话语权，摆脱WTO框架内的“沉默大国”状态。
谈到伴随新政策而来的短期损害，井友伦表示，短期来看，金融市场波动是结构性改革常态，市场对政策的初期反应常受情绪与媒体引导，不代表长期趋势。他说，通胀压力属“调整型通胀”，并非系统性危机，以成本推动型通胀模型衡量，对关键进口商品设限短期虽有压力，但供给侧（Supply side）改革（包括能源自给、自主晶元制造等）不久后，这一压力即可化解。
井友伦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影响重大的改革通常伴随着阵痛。比如，1981年里根总统改革初期同样经历股市波动与就业调整，但最终实现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他表示，川普的《经济独立宣言》标志着美国从全球化依赖体系中抽身，进入“主权型经济国家的构建期”，该宣言并非情绪性政治表达，而是基于系统经济理论与历史经验所规划出的主权经济蓝图。
井友伦认为，过去30年美国被全球化操控，现在必须用产业主权、谈判筹码与国内制造力重建国家根基；而川普提出的路线，是牺牲短期幻象、换取长期稳固的勇敢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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