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3月06日讯】在网上看到一位中国记者感叹，自己的同学，一位标准的“小镇做题家”，从苏北农家子弟一路考上好学校，从学校毕业后，他短暂地在新闻单位任职了一段时间，就早早转换赛道，调入央企，一路升到董事长的位置。[1]
记者回想，之前一次聚会结束后，从同学轿车的后车箱中看到一本现代诗诗集，同学笑说是他自己看的。这令记者印象深刻，觉得在红朝当官的环境中，这位同学还给自己留下一片“诗与远方”的空间，着实难得。
然而，最近一直没有人联系得上这位同学，一打听，原来出事了，因为贪腐入狱了。
令他惊讶的是，在知道这位同学出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又传来另一位同学入狱的消息。这位同学工作于西北某省会，官至副厅级，去年年中，在北京，他还与同学们喝了一顿酒。他来自南方某省一个乡村，一个如假包换的小镇做题家，透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攀上了中国特色食物链的顶端。
身边的小镇做题家倒掉的消息还没完，记者后来听说，同届的高中班主任的儿子，也在几年前就“进去了”。他大学毕业后分到某显赫有实权的中央部会，据说，从他的办公室中，就搜出现金五百多万（人民币）。
记者慨叹，如果贪腐这个社会现象已经被熟人再三证实，那腐败一定“已经深入到这个社会的肌理之中”。“一些小镇做题家们，在享尽时代的红利、辛苦地攀爬到食物链顶端后，迎来了人生不可抗拒的溃败。”
体制内为官之道：认准领导进行“押宝”
然而，我们要扣问的是，这些小镇精英从小就努力向学奋发向上，当然知道“当官不能贪腐”，但为何这些做题家拚命进入体制之后就变了一个人？而且这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答案是，在中共体制内，权力远远超过法治。“好与坏的标准”是扭曲的，甚至常常“是非颠倒”，由领导带头贪腐，下属如果坚持清廉就变成不识时务。
进入体制内之后，如果你想要奋斗一番、走上升官发财之路，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体察上意”。
《端传媒》曾采访到一位体制内官员，他表示，这是一个只有置身其中的人才洞悉的潜规则：在职务方面，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能够获得的升迁机会高于其它职位；背景方面，公务员二代的升迁概率远高于草根出身的平民；软硬实力方面，处事圆滑并肯苦干的人获得提拔的概率大于只会勤奋苦干的人。[2]
“如果只会一味埋头苦干，在部委机构任职的话，升迁的尽头是处长，在基层则是科长。”这个官员直言。
如果想要打破这个升职天花板，那就要认准一个领导，将自己的官场前途押在对方身上，“紧跟该领导的政治站位、抱紧他的大腿、成为他的心腹。一旦押对宝，便可平步青云，突破常规的限制。”
但是在当前中共内部政治派系斗争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押宝”的风险越来越大。一旦某个官员落马，他的子弟兵会全部跟着倒台，轻者发配闲职，重者就得入狱服刑，甚至会因此失去生命。
只想捧好饭碗不要出事？ 体制内很难“按规定做事”
如果只想低调工作，不要出事、平安退休，那在体制内应该怎么做呢？
可叹的是，这没有答案。在体制内，即使你想按规定做事，常常也做不到。一位统计部门的基层官员分享，上级会查处数据造假的行为，“但是如果真的循规蹈矩又会面临另一个难题”。
另一位省级组织部官员透露，南方某经济大省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很厉害，因为县一把手的升迁与本县的经济数据息息相关，有次一个县领导甚至直接点名该县的统计局局长，“我们的整体排名为什么低于别的县，你好好反思一下。”被领导的盛怒震慑，统计局连夜修改了统计数据。
统计局长伪造统计数据有没有风险？当然有，一旦被查到，后果难料。但是那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运气好还有可能躲过；如果现在不造假，当下就会“付出代价”。
组织部官员解释：“如果他无法迅速拿出让领导满意的数据，只能说明他不适合这个岗位，那么他当场就会付出代价。如果他是一名有悟性的共产党官员，他就会用党员的方式处理好这件事。日后万一领导因此获得升迁，他说不定还会被提拔。”
所以，只想按照规定好好做事在中共体制内是行不通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不识时务，结果就是被开除调职、霸凌排挤。中国的统计数据之所以失去公信力，这就是原因所在。
中共当局是国家等级的犯罪集团
现在许多舆论直指中共当局就是黑社会帮派，其实，说它是黑社会还太保留了。黑帮有时候还讲个“盗亦有道”，共产党则自己承认“无法无天”，以“党性”取代人性，没有极限；将它定义成“犯罪集团、邪教”更为精确。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看到部分中国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已经失去良知，做事情没有底线。
客观而论，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国家等级的犯罪集团。在它的统治下，党大于国，党纪先于国法。中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加入它的体制，很可能因为“顾全大局”、服从命令而渐渐堕落，“从人变成鬼”，直到犯下刑事罪行，有时甚至关乎人命。
例如COVID-19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武汉官员瞒报、迟报疫情，造成疫情大面积爆发，全世界不计其数的人因而死亡。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湖北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武汉市长周先旺四个主要领导被外界嘲讽是“武汉F4”，但在风波过后，四人党内职级都没有发生变动，中共组织只对他们的职位进行了平行调动。
还有2023年台风在华北造成洪灾，当局决定泄洪，但没有及时通知，加上中共建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水库、河堤年久失修，在强降雨加上洪水之下决堤，使河北的百姓、企业受灾严重。网上视频显示汽车被冲走，楼房被浸泡在水中，溺水死亡者、被淹死的牛和猪尸横田野。
当时中共七常委没有一人到灾区，且对灾情报导轻描淡写近一周。接着，中共官媒开始高调宣扬习近平领导抗洪的“丰功伟绩”。中共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提到要“确保首都北京和大兴机场防洪绝对安全”，以及“确保雄安新区防洪绝对安全”。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则称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当好首都的“护城河”。至此事态明朗，河北省泄洪、水淹涿州主要是为了保住北京和习近平推动的雄安新区。
一位熟悉公务员体制运作的人士对《端传媒》说：“如果要提前转移（涿州）人口，转移到哪里去？转移过程谁能保证不出乱子？相关的费用又该从哪里划拨？这都是问题，而且是领导难以解决的问题。作为地方官，能做的就是不给领导添麻烦，这样才能在秋后算账时在最大程度上做到自保。”
在水淹涿州之前，中共公务员体系显然就已知情[3]，但仍人为地往特定地点泄洪，导致发生严重灾情，这是整个中共国家体制的公然犯罪。
以人治权力取代民主法治，完全无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这让体制外的中国民众常常自比韭菜，随时都会被有权力的人收割；然而，在体制内的人也辛苦，因为“权力”不像法律，做事情没有一定的规范标准，上级的风向也没有一致性，今天的大领导，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跟错人，可能一生都毁了。
天道好还，坏事做绝了总是要还的。奉劝良知未泯的小镇做题家与官员，即使在体制内，仍然应该力所能及地避开犯罪，就算真的在庞大压力之下做了错事，也应该尽力弥补，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不与犯罪集团为伍（可用化名），这才是最终能保全自己的唯一方法。
注
[1]：《想起那些在牢中过年的小镇做题家》
[2]：如何为人民服务？中国700万公务员的升迁法则，《端传媒》
[3]：【独家】中共内部操作曝京津冀洪灾系人祸，《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