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20周年有奖征文

【九评征文】中共十宗罪,天下共伐之(中)

作者:全崞仞

【大纪元2025年03月19日讯】(接前文

大罪其六:欺世盗利

2001年,中共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在谈判中满口答应欧美开出的条件,终于挤入WTO并获得永久最惠国待遇,在加入世贸后的20年里,中共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对外贸易增长了8倍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并且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综合实力强力提升,国际上地位和话语权大大增强。

在通过WTO打开了与西方商贸合作的大门后,中共一直注重钻营获取西方先进技术,通过市场换技术、收购企业,或借学校、研究中心、学者学人、商业往来等作掩护及利用“灰色地带”,甚至通过黑客攻击、间谍窃取等非法手段,无孔不入地窃取、占有技术机密和知识产权。由德国外交政策协会资深研究员Didi Kirsten Tatlow和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William C. Hannas合著的《中国对外国技术的追求:超越间谍活动》(China’s Quest for Foreign Technology: Beyond Espionage)一书中指出,中共这一切处心积虑的动作,都指向一个远大目标:2049年成为技术极权主义超级大国。

西方曾天真地以为,中共国加入WTO后,市场将会大幅开放,而中共国也会逐步遵守国际规则,进一步使其民主化。然而,共贼的两大本性是不会变的,那就是“骗”与“拖”。在拖延多年后,西方终于如梦方醒,目睹了骗子流氓的本色:中共当初承诺的改革和市场开放不仅没有兑现,反而在现任党魁习近平的领导下,在倒行逆施之路上狂踩油门,一副全面回归社会主义初心、回归计划经济、卸妆为极权国家的势头。

未夺取政权前,中共的漂亮说辞曾蒙蔽了美国及全世界;在加入WTO前,中共故伎重演,再次欺骗了全世界。现在世人看到的残酷现实是:中共国已不再是专制政府,而是半极权政府,甚至在向完全极权主义倒退。美国总统拜登公开把习近平称为“独裁者”,在西方获得了广泛认同。

与世界上其他极权国家政府不同的是,中共国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较强的军事实力,这意味着中共一旦作恶,其负面影响将远超朝鲜或中东、非洲某些极权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欺世盗利成长为超级利维坦,是给全世界埋下的超巨地雷。

大罪其七:贪腐败国

自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起,发起了连串严酷反腐运动,超过170名部级及副部级被撤职,超过100万官员被整肃。据中共二十大新闻发布会介绍,共党十八大以来至202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51.6万件、处分443.9万人。

即便以上官方自曝的惊人数据,也仅能反映中共国腐败的冰山一角。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列举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中共官员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到1兆2570亿之间。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曾做过一个内部秘密抽查,范围仅限于青海、贵州、浙江、福建、吉林,结论是70%以上副处级以上干部,都在海外拥有私人账户。时至今日,这些旧数据恐已翻新到一个更令人瞠目乍舌的高度。“一带一路”项目和中共长年对外援助的天量资金输出,长期处于不透明状态,更是中共权贵洗钱和转移资产的绝佳掩体。

上至正国级,下至村支书,腐败存在于中共体制中的每一个角落,中国每一个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主都可能是 “白手套”,腐败甚至延绵至体制外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层面,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种生活方式。出自清朝《儒林外史》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广为人知,但如果和中共的贪腐比起来,“十万”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都清楚,随便爆出来的一例贪腐案,即便小如一个县城局长、医院院长,贪腐金额都以亿元为单位;一名官员贪污百亿、千亿以上,也早已不是新闻。中国最富有的一批人,永远不会出现在胡润、福布斯富豪榜上,他们只是坐在政府某部门办公室里大谈清廉的“人民公仆”。数百万官员在所谓反腐中被惩处,所说明的事实,绝不是中共发扬一贯厚颜无耻作风对外宣称的反腐成果显着、经验值得世界借鉴,恰恰正说明中共的腐败是塌方式的、系统性的、制度性的。

说起腐败,中国民间常见的一大误区,就是总认为腐败全是“奸臣”所为,“皇上”还是“风清气正”的。下面的事实足以破除这种天真的臆想:2004年由《党史博采》和《党史文苑》两本刊物披露,截止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费本息加在一起高达1.31亿人民币,即便按毛的“管家”吴连登辟谣说毛的稿费实际只有124万人民币,在那个普遍低工资、每月五六十元已算高收入的年代,毛泽东仅凭稿费也足以成为中国首富。到习近平时代更是变本加厉,大肆推出著作为自己树碑立传,其著作数量已超过毛。保守估计,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套四卷本,已经给习带来近5亿6千万中文版税收入。习着还是中文和外文版同时推出,人民币和外币同时进账。习近平至今已“著作等身”,利用国家资源的“合法”收入已达数十亿,这就是典型的中共制度性腐败。试问八九千万中共党员,有几个敢拒绝为最高领导人的著作进贡版税?有哪个出版社敢不把最高领导人的稿费和版税付到规定额的最高档?

众所周知,江泽民家族可谓中国第一贪,其公开名言为“闷声发大财”。在江掌权时期,纵容军队经商、走私、贪腐达到巅峰,军中官职买卖公开化,甚至军队与武警为分钱分赃爆发武斗时有发生,中共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于1999年2月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的紧急通知》。军队腐败的流毒绵延至今,近期习近平大力整治军队,国防部长被撤、火箭军高层几乎全军覆没,中共军队或已被经年累月的贪腐腐蚀得战斗力成谜。

被中共奉为第三号祖宗的人物列宁曾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9这番话赤裸裸地道出了本质。中共再如何常惺惺作态“廉洁自律,接受监督”,也掩盖不了制度性贪腐源源不绝的事实。早在几百年前,孟德斯鸠就一针见血断言“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10,由此可见,贪腐乃中共附骨之疽,绝无可能根除。

中国历史上,明太祖朱元璋曾严令峻法重典反贪,但贪污官员仍前腐后继,禁而不止。今天的中共已完全陷入朱元璋越反越贪的困境,自我吹嘘反腐已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完全不符合其自身既无力、也无真正意愿反贪腐的事实。

习近平金句之所谓“打江山,坐江山”,所谓“红色江山世代相传”,完全是一副千年专制皇权思想继承者的口吻。专制极权之终极目的,就是霸占统治下的全部资源,而且赵家权贵阶层还要代代相传,习近平就是凭借所谓“红二代”身份坐上了最高领导人的宝座。“红N代”、“官N代”们, 无论从政从商,均拥有常人难以比拟的优势,降维打击式霸占把持中国的金融、能源、地产、电信、矿产、科技等重要领域,这种系统性的腐败已合理合法化,且呈现世代相传趋势,俨然就是中共骨子里自带的DNA。

持“反贪官不反皇上”陈腐之见者,皆因未深刻洞察中共之腐败本质。要避免“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不仅反“贪官”,亦须反“皇上”,更要反整个中共邪恶组织。否则,中共权贵世代骑劫于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世代被吸血、被压榨的悲惨命运根本无从摆脱!

大罪其八:奴役国民

秦商鞅撰《商君书》,以愚民、壹民、贫民、弱民、疲民、辱民、虐民等恶政驭民,自秦至清均为各朝皇帝心照不宣之治国秘术。而中共恶政不遑多让,甚至青出于蓝,是集萃中西千年养蛊术而培育出来的蛊虫毒王。

一、中共式愚民:瞒骗洗脑,封禁异议。

在中共数十年如一日的严控媒体、教育洗脑下,无论是历史还是时事,中国人基本上已看不到真实。纳粹德国时期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有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被中共奉为圭臬。“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戈培尔的理论被中共完美传承执行。

中共通过擅改、扭曲甚至抹杀历史,思想改造从娃娃抓起,后代没有亲历历史的,几乎都被植入谬误的元认知。譬如现在的年轻一代,很多人不知道占领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不了解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作出了多大的帮助,不清楚所谓抗美援朝其实是中国军队力助朝鲜入侵韩国、对抗联合国军的非正义战争……

并不遥远的八九六四事件,在国内几乎被抹杀得不留痕迹,很多年轻人对那段血腥过往根本一无所知。2022年6月4日,粉丝多达1.7亿的大网红李佳琦无意中秀出坦克型蛋糕,直播突然被中断,引发了大量摸不着头脑的年轻粉丝主动翻墙去“解谜”,反而从此知晓了这段被中共企图删除殆尽的血史。或许是至今未散的广场冤魂附体了坦克蛋糕,那是天意在提醒世人:须不惮以最坏恶意观中共,他们不仅行凶作恶无上限,欺诈瞒骗也无底线。

对历史固然歪曲删改,对时事也是谎言连篇。从天灾人祸到经济状况,无不数据渗水;从国际风云到内政事务,必定按需误导。在当今中国,中共杜绝言路、压制舆论,已达杯弓蛇影皆成罪、子虚乌有可躺枪的境地。历史专著《崇祯:勤勉的亡国之君》被下架,只因官方自动对号入座认为是影射习近平;梁静茹的流行歌《可惜不是你》屡屡被禁,只因歌名被认定是针对习近平;简中网络为躲避越来越多的敏感词审查,已被逼成非谐音字不能表达⋯⋯

在人人自媒体的时代,动辄屏蔽、封号、注销,甚至让人“社会性死亡”,都是中共的日常操作,就连当时尚在总理位置上的李克强讲话视频都曾被封杀。封禁一切异议,百姓道路以目,暴厉恶劣之极,荒谬诡戾之甚,已远超历史上各时期的文字狱。

中国老百姓的信息渠道被封锁得只剩下官媒投喂,比如即便有6亿人之多还挣扎于月收入千元线,却仍有不少人被“中国已脱贫”、“共同富裕”等作呕鬼话蛊惑。愚弄国民心智,让他们长期活在新闻联播、官媒矩阵制造的信息茧房里,眼盲耳聋地做着幸福的幻梦,是中共已操弄数十年的“左”道邪术,在民智渐开的互联网时代,还能继续奏效吗?

二、中共式壹民: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法家学派认为须以吏为师,老百姓必须听话;前苏联列宁提出“一切权利归苏维埃”;“斯大林模式”强化统一思想之必要性。中共是中外合璧的毒素集大成者,动辄“集中力量办大事”,动辄“不惜一切代价”,不管反对的声音有多大,只要“上面领导”决定了,就必须统一认识坚决执行。

中共会议,每至表决时刻,尤其是重要领导人任免,在“统一思想”下,必见“集体通过”,让本来是表达个人意见的时刻,变成一场“团结秀”。“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化石”申纪兰,自1954年以来连续十三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但凡中央决议,无论反右派还是为右派平反,无论计划生育还是放开生育,无论改革开放还是国进民退,无论是否大相径庭甚至前后矛盾,从来不投反对票,一律举手表示支持通过。申纪兰就是典型的中共“统一思想”成果表率,是中共刻意塑造的投票机器,是中共圈养奴化的权力帮凶。

三峡工程严重破坏生态,留下隐患无数,堪称祸国殃民,只因时任总理李鹏极力主导推动,完全无视专家反对,于是必须一路绿灯如愿上马,任其家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哪管遗祸后世百姓遭殃。

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尽管国外不乏与病毒共存的现成科学对策,无论民意如何汹涌、民生如何凋敝,中共就是必须统一思想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即便后来自我打脸解封开禁,无论如何前后矛盾、何等荒谬绝伦、难以自圆其说,都是“加强领导”后的“伟大胜利”。

继毛泽东后,习近平成为中共建政以来第二个在学校被歌颂的领导人,教育部要求全中国的中小学生,在2021年9月新学年起都要学习习近平思想。

事实上,中共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已施行多年,“统一思想”逐渐从大学、中学到今天已从小学开始,甚至某些幼儿园也开展了习思想进校园活动,中共统一洗脑之无孔不入、无远弗届,令人叹为观止。

欺瞒作伪让你不明真相,重复灌输让你思维固化,钳口禁声让你无法表达,中共洗脑必三管齐下,让你的思想必须被重塑得和当局官方保持一致,所谓必须“入脑、入心、入魂”,已和邪教洗脑术并无二致。

三、中共式贫民:剥其余财,人穷志短。

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问题,属于再寻常不过的社会福利。但在中共治下,是足以把普通家庭压垮的四座大山。

医疗问题是悬在每个中国普通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全世界免费医疗的国家193个,欧美发达国家且不论,连人口已超中国、GDP不到中国1/5的印度,甚至人均GDP仅为中国1/10的坦桑尼亚、常年受中国援助的巴基斯坦,更令人吃惊的是同为专制极权国家的朝鲜,都能做到实行免费医疗。而中共一边常年对外大撒金元,一边数十年如一日地给中国百姓打悲情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所以,中国免费医疗是有的,但只有中共的高官干部有权享受。中国普通人不仅无缘免费医疗,而且一旦不幸踏入医院大门,高昂的医疗费用会让你未入鬼门关、先过强盗山,因无力支付治疗费而自尽的案例在中国并不鲜见。

住房问题,不得不提到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庞氏骗局——中国房地产。全世界只有中共国将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是中共作为统治阶级与地产商合谋的顶层设计,让国人吸食一种叫“房价只升不降”的致幻剂长达20余年,让国人不惜掏空六个钱包,背上二三十年的家庭债务,为按收入房价比计实质已是全球最昂贵的中国房子买单,骇人听闻地掏空了国民在经济发展中好不容易积累的家庭财富。现在随着经济的急速下行,“房地产信仰”梦醒时分初露端倪,烂尾楼、房价下跌、无力还贷等一地鸡毛渐次出现,钢筋水泥里的纸上财富泡影正在破灭,无数高位接盘者正在哑巴吃黄连。

教育问题是每个中国普通家长的沉重负担。1986年已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90年代末,中国却推动所谓教育产业化,实质上引致了明目张胆的乱收费和学费暴涨,一直到2008年才真正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家长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因为彼时教育已成内卷态势且渐趋严重,让无数中国家长不得不在收费不菲的各种教培机构之间疲于奔命,在巧立名目收费的校长老师面前陪尽小心。时至今日,中国教育已经沦为“权贵教育”,有钱才能享受有限的教育资源,中国老百姓期盼的公平、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只是梦想;教育支出的下限,都已经普遍被拉高到成为负担,多少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被孩子的教育支出负担压得伛偻驼背、华发早生。

养老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当事人老年人,还困扰老年人的下一代。据社科院预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后迅速下降,至2035年全部耗尽。换言之,70后以及之后年龄段人未来的养老,基本只能“喜迎”零福利了。与此同时,自建国以来均实行退休工资双轨制,中共的各级退休官员均终生享受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退休工资、免费医疗旅游等高福利待遇。而在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一个独生子女要赡养两位老人、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赡养四位老人,不堪重负的现象非常普遍。

当下中国涌现大量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的“四不”青年,无非是挣扎求存,想少受两座山的压迫,但四座大山对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已实现了无死角覆盖,医疗、教育、住房、养老,总有一座大山让人无处可逃。疫情封控期间,上海青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的金句震撼引爆网络,引发如潮共鸣,正是这个黑暗时代里,悲愤而决绝的躺平宣言。

四、中共式弱民:国进民退,民弱国强。

新加坡《联合早报》2023年8月21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关于中共国的评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反响。文中尖锐指出:近年经济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进民退”的恶果。

2017年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共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明显。除了国企一贯利用自身的政府关系、行业垄断、融资贷款等多方面优势挤压民间经济活动空间,不公平地获得市场竞争之外,还出现了惯性计划经济思维冒头、妖魔化自由市场经济的倒退势头:2018年,中国保监会宣布接管民企性质的安邦集团;2021年,河北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被罗织罪名入狱,大午集团巨额资产被强行贱价拍卖;各地方政府纷纷对私企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发展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将对私企的罚没作为政府创收手段之一,如2021年阿里巴巴被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处罚182.28亿元、2023年腾讯被央行罚没近30亿等,让投资者人心惶惶;一纸公文犹如灭霸响指,能立刻消灭一个行业,毁掉一批上市公司。如2021年教培行业被团灭、互联网金融巨擘蚂蚁金服在上市前夕被叫停等,中共行业整顿不但充满随意性,还具有毁灭性,行径直如盗匪。

中共宣传中常见“有国才有家” 、“强大的国家是人民的后盾”之类似是而非的反智洗脑,而已逝总理李克强凭可能是中共党内仅存的良知,朴实地道出了真理:“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 有家才有国,不是国富民强而是民富国强!”这本为常识,但长期被中共刻意颠倒。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2023年援引新华社官方数据,指出2021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例,由2020年的3.21%下降至2.96%,低于上海经合组织国家的16.8%,更远低于发达国家如法国的31%、芬兰的29.1%、意大利的28.2%、日本和德国的21.6%、美国的18.7%……

中共的宣传机器,常中气十足地用新闻联播腔,赞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富强”,但数据自己会说话:国强则强矣,与民何干?在中共眼中,民众只是维护其强大统治的工具,是随时可割可弃的耗材,是顶多维持其最低生存标准即可的牛驴家畜。

五、中共式疲民:疲于奔命,无力他顾。

好不容易在改革开放时期能吃上几年饱饭的中国老百姓,现在却发现,短暂的好日子正在远去,生不起(娃)、养不起(老)、住不起(房)、病不起甚至死不起,正是当下苦日子的真实写照。收入不见增长,掏空钱包的由头正越来越多,中国老百姓的人生词典里,没有生活,只有生存,身心俱疲,度日维艰。

已经迈向四天工作制的高福利国家的人,无法理解中国特有的“血汗工厂”、“996”等概念;甚至同样生活在中国的人,那些只占0.4%比例但掌握着中国70%财富的中共权贵,对那些深夜加班的月光白领、烈日奔走的快递小哥、街头摆摊的贩夫走卒、灰头土脸的矿工农民,又何曾共情过他们心底里的极度疲惫?

疲惫不仅是中共国普通成年人的宿命日常,就连孩子们,也从小小年纪就开始,不得不挣扎于沉重的升学压力下,承受禁锢、扼杀天性的洗脑教育,其痛苦程度比父母有过之而无不及。据《2022年国民抑郁蓝皮书》报告,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达9500万,患者中50%是在校学生,其中18岁以下学生占30%。2023年发布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指出,2010~2021年间,5~14岁儿童自杀率每年上升近10%,15~24岁青少年的自杀率更是年均增长约20%,现状堪称触目惊心。“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与希望,若梁任公泉下有知,何忍见大清既已早亡,但中共治下,依然是一片未来尽显颓势、希望皆见渺茫的凄凉。

疲惫之民,每天只如拉磨盲驴、耕田黄牛,被困于琐屑庸常的生存问题中,很难再顾及人生为何的深度思考,梦想渐渐被消磨殆尽,反抗即便有心也无力,这正是中共作为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六、中共式辱民:民如蝼蚁,宜欺宜辱。

文革是中国至少两代人的共同噩梦,是中共辱民登峰造极的代表案例。在文革中,上至开国元勋、下至普通民众,一言不合就遭遇欺凌,被红卫兵剃阴阳头、游街示众、迫跪批斗、鞭打脚踢等等图景,封存在多少人的伤痛记忆里不堪回首。

中共骨子里的狠毒兽性,又在堪称文革2.0版的新冠封禁年代里再度释放,红卫兵借尸还魂成大白,上至耄耋老者、下至襁褓婴儿,人人难逃其辱:日夜核酸风雨不改、随意赋码寸步难行、封门锁户物资断供、破门消毒形如盗掠、方舱囚禁层层加码、求救无门敲锣跳楼、遗体堆陈当街火化……那些全民颤栗、尊严尽失、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噩梦场景,注定又是中共企图抹去的集体记忆,因为那其实是中共籍疫操练权力淫威的无节制放纵,是中国民众忍受极限的长时间测试,是未来战时实施军管的大规模预演。

中共对民众的随意侮辱,不仅体现在暴风骤雨般的运动中,生活日常中也是无处不在。铁道部发言人的金句“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是对民众智商的侮辱;北极鲶鱼、王澄澄、周劼等官二代网上炫富,是对贫困平民的侮辱;多地退休人员须自证“活着”才能领养老金,是对老者人格的侮辱;城管对摆摊小贩的暴力驱赶,是对底层草根的侮辱;权利被侵犯的上访者反被维稳,是对法治公平的侮辱;遇暴自卫成故意伤害的恶法,是对正义标准的侮辱;扶助反被讹诈的南京彭宇案,是对道德善意的侮辱; “砖家”提议应该恢复民跪官传统,是对平等权利的侮辱;教唆煽动家人之间、师生之间、同事之间互相检举,是对人心互信的侮辱……

从肉体到精神,从智商到心灵,中共对国民各层面、全方位予取予夺、任欺任辱,绝非他们惯常矫情虚伪的“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其实从来都是把自己当成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始终把人民放在脚底下,骨子里对民众视之如牛马、待之若蝼蚁。

七、中共式虐民:民若刍狗,可囚可杀。

《商君书》中明言:驭民之愚、弱、疲、辱、贫五者若不灵,杀之。中共传承秦制,其阴狠暴烈尤有过之。

在只能有一种声音的管治下,但凡被中共认定为异议者,近年如许章润、任志强、浦志强、许志永、丁家喜、崔永元、李明哲、余文生、王建兵等大批知识精英、公知大V、维权律师,轻则禁言、“社死”,重则以“寻滋”、“煽颠”,甚至“颠覆”等罪拘捕;前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CGTN主持人成蕾,因提前几分钟透露政府简报,被关押长达三年;公民记者张展因报道新冠疫情被“寻衅滋事”罪名入刑;记者毛慧斌因发布了唐山打人案事件视频和文章而被捕……这样的名单还可以拉很长,“国安法”、“反间谍法”以及“寻衅滋事”,实质就是以“口袋罪”任意拘禁民众。

学者、律师、记者等精英或发声即罹祸,普通草根则莫名亦遭罪。2008年的上海,一向跋扈的中共警察习惯性地虐打平民,不料碰上的是一个敢于死磕的“刁民”,杨佳愤而袭警,致多名警察死伤。杨佳被执行死刑后多年,至今仍是中国网民心目中的抗暴政好汉。

警察暴力执法、城管暴殴小贩,是中共国常见的“风景”,但远不是中共虐民的巅峰。文革时期,广西发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杀和人吃人事件,1980年中国大陆官方统计死亡人数为10~15万人。那些形如丧尸围城的地狱场景,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和炸药炸等,残忍血腥令人发指,是中共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之一。在《文革大屠杀》一书中,文革史学家宋永毅认为:“文革中的屠杀和暴力,大都是一种国家机器的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11

如果说广西文革大屠杀,对未亲历过文革者还是过于隐秘的话,那么曾震惊全世界的,则是1989年6月4日发动针对绝食请愿青年学生的天安门广场屠杀。当时由中共领导层核心邓小平亲自拍板,悍然出动军队清场,机枪直接射杀、坦克碾压人群,中共展现了古今中外均罕见的嗜血和冷血。红色暴政屡屡与人民为敌,或终将血债血偿。

……

美国非政府倡导组织“自由之家”,自1941年成立以来,连续50年发布全球自由度年度报告,对195个国家和15个地区的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进行评级,中共国50年来持续被列入全球自由度最恶劣垫底国家之一,并连续第9年垫底全球网络自由度排名;还有国际特殊组织每年的年度中国人权报告,都在说明:在中共国,所谓人民,实质贱民奴民,无非草民屁民,唯从无公民一说。

英国信息服务商IHS Markit估计,中国拥有6.26亿监控摄像头,为世界之最。中共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精密完备的国家数据库,使安保力量能够实时对每个人进行跟踪、分析和控制,即通过高科技监控技术打造一个“数字化的专制国家”。三年疫情期间的严密封控,就是数字化控制民众的成功测试。

中共国2020年维稳经费达2100亿美元,比同年军费支出还高出7%,正说明中共对内防民甚于对外防敌。在中共眼中,草民既是要收割奴役的对象,刁民更是要严密防范的对象。

近年来,铁链女事件上热搜,我们才了解原来中国人口买卖一向有公权力护航;唐山暴殴女性案上热搜,我们才知道黑社会在号称最安全的中国仍然如此猖獗;胡鑫宇案上热搜,我们才听说中国人体器官买卖已有成熟产业链⋯⋯在中共国,总有一种黑幕让你不敢想像,总有一种绝望让你泪流满面。

今时今日的中国老百姓,活在一个福利呈负值、道德已沦亡、生态遭破坏、治安丛林化、人文沙漠化、人际互害化的社会空间里;而在同一个社会,另一个可以全世界显摆的空间里,则活着穷奢极侈、作威作福的中共权贵阶层。

“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语),这句话在苍凉的华夏大地上刺耳地回荡,肆意羞辱着活得卑微如尘埃的人们……

(未完待续)

附注

9.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3节《什么是人民自由党?》

10.《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着)

11.《文革大屠杀》,宋永毅着,香港开放杂志社,2002 [2021-07-08]. ISBN 978-962-7934-09-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09) (中文)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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