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3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施萍纽约报导）近日，纽约曼哈顿华埠一家小吃店遭残疾人起诉的案子迎来了最终结局：原告再一次被迫撤诉。这个消息对多年来一直被同一原告依据ADA（“美国残障人法案”）滥诉而损失钱财的华埠小商家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本报专访了打赢这场官司的辩护律师——被告“山姆小吃店”（Sam’s Deli）的代理律师明斯利（Morton Minsley）。律师表示，他只是给法官写了一封信，还没提出撤案动议之前，那个原告、以“没有残障人通道”的理由起诉了52家华埠小商家的残疾人士林国强（Lin Kwok Keung）和他的律师怀茨（Bradley Weitz），就撤诉了。
“因为如果他们不撤诉又败诉的话，原告律师将面临制裁。”明斯利说，“我希望在未来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华埠了。”
明斯利接下来的解释显示，这个困扰了华埠商家长达10年的滥诉原告终于遇到了克星，ADA诉讼案也似乎终于有了解决之道。
2022年以前：华埠商家对ADA案子只能和解
明斯利从业40多年，为华埠小商家打官司也超过了20年。他说，他接到的第一例ADA诉讼案是在2017年，原告起诉华埠最古老的一家餐厅，因为后者没有残疾人通道。最终，被告以安装了一个便携式坡道和门铃，并支付原告金钱的方式和解了诉讼。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明斯利陆续接到类似的案子，原告多是林国强和怀茨。小商家有的是因为没有电梯，有的是因为地面一层没有洗手间，有的是门口没有轮椅可行的坡道⋯⋯理由不一而足。但是，那时候因为原告的另一个诉第二大道熟食店的官司在第二巡回上诉庭胜诉了，所以二人变得有恃无恐，在状告华埠那些位于老旧建筑中的小商家过程中可谓所向披靡。
明斯利解释到，联邦ADA法中很多名词定义模糊，法律只规定了坡路需要多长多宽多深，但其它的明确定义就很少。比如，虽然规定“补救措施”需要“易于实现的”，但是对此没有具体定义，所以被告没办法证明在华埠这样一个拥挤而昂贵的地界上做任何补救措施都是“不容易实现的”；而且，这样的联邦法辩护很费时间，仅被告打官司的律师费可能就要5到20万美元，所以华埠商家即改造不起，也打不起官司。
“那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谈判和解。”明斯利说，“他们给每一家店都寄送第二巡回庭的判决书，告诉商家：你们不可能赢得官司的。”
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个原告从2015年告赢了58家，其中52家在华埠。
为了给被告降低和解金额，明斯利一般会对原告律师说：我们要做你们要求的一切，但是我们不承担你们的律师费。这时原告律师就说，算了，你们也不用改造了，就支付我们的律师费就行了。
“所以在我看来，对ADA残障通道的起诉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借口，他们是以此谋生。”明斯利说，“到最后，我们大多数案件都只是做了表面上的调整，不需要安装电梯或者卫生间，只需要在门口放个小牌子，安装个门铃，然后付钱就可以了。”
2022年以后：加州判决抬高起诉标准 再滥诉要制裁
明斯利对本报表示，一切的改变对于他来说是由一个偶然的事件引起的。2022年6月的一天，他正在和家人渡假，早晨起床后他一边喝咖啡一边滑手机，看到一条加州的新闻跳了出来。
这是一个加州ADA的类似案子，叫“卡尔卡诺”（Calcano）盲人诉讼案。法官采用了对原告更加严格的起诉标准，即规定原告必须受到了“实际的伤害”才能提吿，而这个判决又是法官根据2021年一个不涉及ADA的案子决定的。那是一个关于“公平信用报告法”的案子，在这个案子中法官判被告、一家信用卡报告公司TransUnion胜诉。法官说：原告只凭错误的信用报告不足以起诉信用卡公司，而是需要“有真实的伤害”才能在联邦法庭提起诉讼。
明斯利说，ADA是适用于全国的联邦法案，如果加州以TransUnion的案例为基础加强了原告的起诉标准，要求原告必须证明自己是被告的客户并且受到了伤害的话，此标准同样适用于纽约和华埠。
而众所周知的是，华埠小商家的原告根本没有去过他状告的商店，更无从说“真实的伤害”了。
于是，明斯利就开始在纽约以“卡尔卡诺”案为例，在ADA滥诉案中要求原告撤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手上有三个案子的原告都是林国强和怀茨，被告是地威臣街附近的一家面包店、一家水疗店和一家美甲店。
“我提出撤案动议，怀茨拼命反驳，但是一个法官命令他的客户林国强到法庭宣示作证。”明斯利说，出庭作证就意味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是被告的客户，并受到了“实际的伤害”等，试想一个男人怎么能是美甲店的客人呢？“作证前两天，怀茨放弃了这三个案子，三家客户除了我的律师费外一分钱没花。”
山姆小吃店被诉案
自从明斯利让两名滥诉者撤销三个案子后，他们在几年内一直没在华埠露面。但是去年年底，位于茂比利街30号的山姆小吃店突然接到诉状，原告还是林国强。老板珍妮（Jenny Lien）先是到市议员马泰（Christopher Marte）办公室求助，后者推荐了明斯利。
“我很自豪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建立了声誉，人们都来找我，我愿意为小商家上庭辩护。”明斯利说，他自己就是出身于小商业之家，十几岁就看到父亲和祖父遇到法律上的难题而无能为力，所以他对小商家的难处感同身受。
“珍妮说她没有钱，无法支付和解金。”明斯利就给法官Arum Subramanian写了一封信，只要求法庭给被告三周的准备时间，并说出了想依据“卡尔卡诺”案来辩护的想法。
明斯利表示，法官一定是查阅了他以前ADA的官司纪录，也一定是看到了他曾要求怀茨不仅要撤案，而且要求法庭对怀茨的滥诉行为进行制裁，还要求对方支付被告的律师费用等纪录。
“上次怀茨没有受到制裁。他的理由是，这是新的案例，新的法律。所以当时法官说：好吧，我给你一个机会。”明斯利说，“但是现在三年都过去了，他不能再这么说了。”
日前，明斯利接到法官的判决。Subramanian法官在他给法庭的信函上方写道：“应准”；并且跟原告说：如果你不撤诉，而让被告接着打官司的话，如果被告赢得了撤诉，“法庭将考虑被告方可能提起的制裁动议”。
几天后，原告放弃了这个案子。
辩护律师对华埠未来充满信心
关于全国盛行的ADA滥诉案，根据“美国侵权法改革协会（ATRA）”去年的报告，纽约州2023年的ADA诉讼案总共有2,759起，连续第二年位居全国首位，成为第一名的“司法地狱”。
明斯利对“司法地狱”这个称呼并不认同。他说，“纽约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有着非常优秀的法官”，所以，“不是因为律师、法官或者陪审团不好而需要法律改革来限制人们的起诉权利”；纽约的ADA诉讼多，是因为纽约有很多古老的建筑和拥挤的街道，而有些新移民不懂法律，开店时也没有多少钱做改造，被恶意滥诉的人钻了空子——这些特点导致了许多ADA诉讼。
“我认为法官在监督案件方面做的很好，尤其是曼哈顿和纽约南区的联邦法官，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法官，我知道有些原告律师已经受到了制裁。”明斯利说，“我认为随着法官越来越熟悉法律的变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如果说要改革什么的话，明斯利认为，一个是要狠抓那些为了赚钱、而不是因为受伤害而起诉的不良个人和律师；再一个就是应该设立一个被告的财务门槛，即一个商家财务上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被起诉，这样就避免了让脆弱的小生意主受害。
虽然华埠经历了911、飓风和COVID-19疫情等众多天灾人祸，但明斯利认为，每届市政府都是很关心帮助这里的小企业的，并希望他们能够复苏和繁荣起来。
“我希望滥诉者们不会再来唐人街了。”明斯利说，“我觉得ADA诉讼案是两党政治势力都要关注的问题，确保找到公平、正确的解决方案。”
责任编辑：陈玟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