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3月17日讯】说起童年，那该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可又是多少人感伤与痛苦的经历。
童年，难道不也是社会的写照和历史的见证？
至于我的童年，那就从我三岁开始“记事儿”时讲起吧。
（一）学龄前的故事
五十年代我出生在华北平原一个乡村家庭。
我三岁时，正是“吃食堂”的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小，每天早上妈妈领着我去打饭，打回来的是一碗不够我们全家吃的稀粥，有没有“窝窝头”我已忘记了，但是肯定是不够吃的。妈妈自己不吃而把稀粥分给父亲和我，妈妈吃什么呢？她吃的是红薯秧子掺一些糠或麸子做的好像是菜团子。还有就是玉米棒子（已经搓掉了玉米粒）打碎了加石灰粉熬成的东西，还有树叶树皮等等。所以妈妈因为食物的问题得了很多病，比如大便干燥、皮肤病、蛔虫病等等。妈妈为了我尽量少挨饿，为了父亲少挨饿（因父亲要下田干体力活，参加集体劳动），自己舍不得吃，气得爸爸对她发脾气：“把你饿死了他也好不了！”
然而我那时是什么状态呢？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准备做午饭时，我趴在锅台上对妈妈说：“妈，我饿。” 这是我那时对妈妈说的最多的话。
我和爸妈一样，吃完饭都要把碗里舔干净。
那时也是“大炼钢铁”的时候。农家的正房通常是三间：东西两屋是居室，中间是堂屋，两个锅灶。原本这两口大锅，一口锅被收走了，炼钢铁去了。还有些其它铁器的东西，连墙上的钉子都拔走了。没有补偿，爸妈也似乎没有想法，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呢，不愿意有什么办法呢？都是很厚道的老实人哪。
那个年代我们家，爸妈一方面忍饥挨饿，一方面还要供哥哥们上学读书。据妈妈讲：为了糊口，为了活命，家里不得不卖掉部分祖传的家具，祖传的瓷器也卖掉了一些。好像是换得了一些粮食和大白菜，买方给的钱也不多。
一天，舅舅来我家，进门没进屋，跟我妈说：“姐，我实在太饿了。”妈妈赶紧拿出一个熟红薯给了舅舅，舅舅边吃边说：“姐，真好吃啊！”后来舅舅一家实在受不了饥饿，就“闯关东”跑东北去了。
那时是八岁开始上小学，没有幼儿园。学龄前的我，也一样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玩传统的游戏，玩打仗，夏日的夜晚坐躺在柴草堆上望着天空的银河，寻找认识的星星，比如北斗星和勺子星，有时还常常听老人们讲故事。但不都是这样，我还常常帮忙父母做些事情。比如秋收时节要到地里拾麦穗，捡干柴，刨红薯（到收获完的红薯地里去挖漏掉的红薯），平时还要帮忙收拾园子和自留地等等。园子是指在家里院子里种菜，而“自留地”则是在野外。有的地块离家都有几里地远，大多都是徒步去种地，自行车几乎是没有的。记得小时候还光着屁股的时候，自己就在地里帮着大人锄地、干活，旁人还夸呢。当我拾麦穗回到家，妈妈就递给我一块绿豆糕让我吃，这是后来家庭生活稍好一些的时候。
我哥哥给家里做了一个二极管简易收音机，靠天线和地线加上一个二极管带上耳机就能听广播节目。小时候我最爱听评书，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等，在文化知识上应该是有相当的受益，但是这类吹捧共产党、丑化国民党的宣传，却从小就不知不觉中被灌输进了红色“历史”与政治毒素。
（二）少先队
上学了，识字了。家里有一些书籍，如小说、诗词之类。我有时翻一翻，读一读，也都是朦朦胧胧，不甚其详。
小人书（连环画）是我们童年最喜爱的读物。那时除了宣传共产党的一套之外，还有不少是记述历史故事的，比如《杨家将》、《岳飞传》等等，这一类的往往更吸引我们。
家里还有一两把乐器，有时我也把它们拿过来玩，弹一弹、拉一拉，也不成什么曲调和节奏。倒是村子里都有会吹拉弹唱的，夜晚都听的到。还有一帮女孩子晚上聚在一起，在街上唱歌，不过唱的都是《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之类的党歌。
在学校，我们很多人都加入了“少先队”，那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孩子大多入不了队，比如“地主、富农”子弟。这些孩子普遍被歧视，他们有自卑心理，似乎总有一种“老老实实做人”的感觉。然而他们却是很好的孩子。
一位“富农”家的子弟，好像他是九岁才上的一年级。一次在我们上学的路上，他竟能触景生情作出两句诗来，那是五、六年级的时候。一位“地主”家的儿子，也很聪明，学习也好。
在我的印象中，应该也有上不了学的，或者上不了几年就辍学的，原因不一，包括“贫农”家出身的孩子。那些“地主、富农”的孩子们，最多只是小学毕业，很少有上初中的。“文革”那时已经开始了。
那时我们对加入“少先队”以及对参军等等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入了队可高兴了，兴奋，特别对“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特别的羡慕。谁家是军属那很荣耀，谁参军了都很羡慕，觉得很光荣，就是那样一种心理。因为是在那样一种环境和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
一天，父亲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我的伯父去世了，爸爸借了钱去京城送别伯父。伯父是个“老革命”，五七年反右时被那一伙人捏造罪名打成右派，几年后因气愤和抑郁而早逝。
（三）文革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完小”（完全小学，一至六年级）读书的我也陷入其中。老师们似乎也分成了派别，大字报也有了，课程也乱了。外面“红卫兵”大串联。我们被安排编排“三句半”节目，课堂上基本上每天读《欧阳海之歌》，让学习好的同学轮番到讲台读这个小说。就连钢笔也有问题了：那个笔帽上的卡子如果是箭头型的，也得掰下来，说是如果写毛泽东，那就是反革命，因为箭头向下指向纸面。每天背诵“毛主席语录”，路上见面也要背诵一段“主席语录”，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表忠心”，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
斗争、批判在群众中开始了。“成分不好的”经常挨批斗。“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说法常常挂在口头上。
村里分成了两派。原本友好的邻居，见面也不说话了，甚至偷听、打架骂街。那时只有十二三岁的我，也要求加入“红卫兵”组织，戴袖标。村里的两派经常大打出手，现场激烈争斗，还擂鼓助威。一次，对方一派的一个人差点被打死。双方都找机会抓对方的头头，绑架关押。
我的父亲也许是这一派的骨干，因此我家被抄家两次，父亲躲出去了，家里的东西不知被抄走或偷走多少。
一天晚上，父亲不知是去串门，还是参加密会，还是要躲避危险，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让我睡觉，从外面把门锁上走了。不久就听外面有一些人来了，我不敢出声。这些人一看门锁上了，就走了。那期间妈妈不在家，妈妈有病，到城里姐姐家去住了。
故事就写到这了，更多的一时想不起了，这就是我的童年岁月。
岂止我啊，又多少人有类似的经历和更多的故事呢？
后记：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旧是中华大地，正发生着惨烈的对修炼人的镇压和迫害，已经持续了二十五年还没结束。我也因坚持对信仰而被迫害，被多次非法关押多年，家人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与损失。
我早已认清了中共的邪教本质，不能与这个魔鬼为伍，跟着它就是打斗和杀戳，还会被反噬，跟着它会造孽，会被追究，跟着它就是毁灭。所以我早已声明退出了中共团、队、红卫兵组织，站到正义与善良一边。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