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2月10日讯】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恐慌，其凄惨场景是不可能被遗忘的。在美国，银行倒闭了几千家。史蒂格勒说他记得1933年在华盛顿大学的一次教授会议里，传来了银行倒闭的谣言，结果几分钟之内与会者跑得低于开会的法定人数。当时的失业人数空前之高，最严重时，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而价格则降到令人害怕的低水准，那一年，史蒂格勒和其父母去加州旅行时，无子葡萄一磅只要一美分。
永难忘记的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
史蒂格勒认为“经济大恐慌”这个名词，指的是经济活动跌到谷底，而且该情况还一直持续。美国的实质国民所得一直到1940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准，而1940年的人口数比1929年增加了一千万。失业率也一直到二战末期才降至1920年代的水准。无疑的，当时的经济表现非常凄惨，处处弥漫抨击私人企业和资本主义的气氛。
史蒂格勒指出，对于经济大恐慌和失业的原因及解决辧法的研究，成为年轻学者的主要工作，尤其在1936年凯因斯（J.M. Keynes）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一般理论或通论）这本书之后。该书谈到许多史蒂格勒不曾深入碰触的重要经济学家思想的变化，那就是总合所得和就业的探究，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总体经济学”。对于这个主题的忽视，史蒂格勒说不是因为他所接受的训练，毕竟早在《一般理论》出版之前很久，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就极力主张扩增货币和增加公共计划的必要性。他认为或许是基於潜意识，让他要逃避过于复杂的问题，事实上，即使到1988年，总体经济波动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都还没有共识出现。
经济大恐慌使得经济生活成为1930年代人类社会的主要课题，也当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区。史蒂格勒表示，该项炽热的研究包括一个智识构面在内，而很多最好的研究生都进入经济学领域，因为经济学是处理最迫切社会问题的学科。华府开始大量雇用经济学家，该地也聚集了许多年轻经济学家。当美国于走出经济大恐慌而投入战争时，对经济学家的需求仍继续增加，即使到战后仍未显着减少。
经济学家从别人的不幸中获益。史蒂格勒指出并非独一无二的，像装玻璃的工人一般也是从冰雹灾害里致富的，但他特别补充说，装玻璃工人实际上并未从冰雹灾害获利，年复一年，他们只赚到维持生计的利润。如果他们赚多了，别人将会加入这个职业，使收入降低，新入此行业的竞争者像是落在他们身上的冰雹。同样地，经济学家的人数也会随着经济学的兴盛而快速地增加。
史蒂格勒是在1935年到华府，担任国家资源计划理事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助理经济学家，协助估测联邦政府的作为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产生的利益，以便对它们收取适当的补偿费用。举例说，某个水坝或防洪计划提高了紧邻土地的价值，那国家资源理事会就会问，拥有那些土地的人难道不应为其所获利益，支付一些那项计划的费用吗？史蒂格勒说他对该种估测工作并不擅长，也不想准确记得那些估测究竟是好或坏到何种程度。虽然他们所估测的数据最后融入该理事会的报告书中，但整个计划从未认真实行。毕竟，1935年的美国，没有多少地方政府得以对他们周遭的联邦公共计划，分摊可观的费用。
所有这种对经济学的关注，史蒂格勒认为对经济学有利也有弊。利的一面是，某种科学介入政治政策，具有逼使让科学要处理实际问题的效果。弊的一面是，该科学经常遇到它无法解决的问题。就经济学而言，经济学里公共利益的唯一来源——美国经济值得研究的状态——在已知的经济知识下，并不令人满意。如果经济学对于我们的问题真的拥有好的答案，那我们怎会处于当前的困境?不过，史蒂格勒觉得此一质疑并不能让人打从心底接受，因为它忽略了一项事实，那就是在任何时期，“最好的”经济学知识都不会到处招摇，以便大家都能辨识。当危机迫切需要解决时，有些人就会提出解决的新理论，而其他人不待科学化过程中烈火考验新理论，就予以支持或反对。那种考验，是对一项新理论解释实际经济现象的能力所做的紧密持续的检验和激烈争辩，以及重复的检定。史蒂格勒指出，很少有重要的经济理论能在十年或二十年内通过这样的考验，而且，谁可以等那么久才开始去进行增加就业或解救破产银行的计划呢？
史蒂格勒举1932年出版的一本名著之历程为例，那本书是《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由哥伦比亚大学杰出法律教授波尔（Adolph Berle）和最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敏斯（Gardiner Means）两位合著，该书认为股票持有者已经无法控制他们所拥有的公司。公司的管理人员顺着他们自己的喜好经营企业，却只持有微不足道的股票，在当时的美国，某种专业官僚掌控大企业的经营。两位作者指出一项事实做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实例，那就是1930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最大的二十位股票持有者，却只拥有百分之四的股权，而公司干部的股票持有却是很少的。这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以及其所隐含的意义—公司干部不足以信赖，却已成为传统智慧，而且将会持续下去。
史蒂格勒认为律师和经济学家处理证据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他指出，波尔曾问过自己，公司管理层是否实际上付给自己过高的薪水，并致力于伤害股东，却利于管理层私人利益的交易，或者厚颜无耻地亏负股东所托付的责任。波尔有办法引用一些法律案件，有时数目相当多，那些案件在法院里就已证明上述一模一样的做法。律师便如此得证。
相反地，经济学家敏斯相信，舞弊行为的个案，既不能证明公司干部不义的自利行为之重要性，也不能因此就理所当然地对公司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控制或类似事务。一年内发生25件，甚至是上百件这种行为偏差的案子，对存在着数百万公司的经济体影响是微小的。假如在这些滥用权利的公司里，干部们的薪水都高于他们应得的五倍之多，那也不到所有公司干部薪水总数的千分之一。
至此，故事只说了一半。当然，还必须有处罚不谨慎的公司干部的规范，以减少那类干部的人数。事实上，对信托责任和诈欺的传统管理规则就是为了这些目的。不过，不论公司法或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范，都无法想像要如何修订才可以消除“所有的”非法行为。史蒂格勒认为，就算有人能够设想出这种严苛方法，也不应该被采用。因为它们将会妨碍一般的公司决策，以致于让股东的损失远超过其因而所获之利。
即使是在那个时期，史蒂格勒认为经济学家的检定仍是可进行的。公司干部的独立性应会让他们自己享有不寻常的高薪，但这并没有发生。股权持有相当分散的公司，比起同规模而股权集中的公司来说，其高阶管理人员的薪水并没有来得高。但根据两位作者的说法，股权分散度和高阶管理者的薪水，应有强烈的相关。因为高度的股权分散会使股东不容易联合起来约束或解雇干部。再者，股权分散的公司，其资产报酬率也没有较差。这些检定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才有人做，但在1930年代时就有很多唾手可得的证据，只是没有人想去用那些证据而已！
敏斯很快就提出第二个强势课题。他说，市场竞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且当时的价格是由大公司单方面决定。也就是说，价格再也不是由供需决定，而是由主要生产者宣布，而且长时间维持不变。敏斯说，价格是受制于“管理”的。既然工业产品市场再也不受竞争的规范，那么，它们不就应由公众组成的机构（如政府）控制吗？
这个论点很快被指出一些漏洞，但从敏斯的观点持续受到欢迎来看，史蒂格勒觉得这些漏洞似乎不严重。举例而言，敏斯从很多登在印刷物上的价格都是僵固的这个事实，以及此种僵固性是一项现代的发展这样的假设，论辩说价格的僵固性是导致经济大恐慌的一个主因。可是有的学者却得到相反的结果，他们指出，这些1930年代价格的僵固性，与过往的程度相当，甚至可回溯到物价统计初始的1890年。所以，价格僵固性并非是说明1930年代与较早年代迥异的好理由。
史蒂格勒指出，敏斯终究是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唯一在产业经济学里创造重要经济教义者。史蒂格勒再指出，另外有一个理论的发展，对后来数十年的经济思想之影响更为重大，那就是垄断（独占）性或不完全竞争理论。
垄断性或不完全竞争理论
1933年，张柏林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垄断性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而杰出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同时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两位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而且曾有激烈争论，但仍有一些共同点，最主要的是坚信类如英国和美国的现代产业经济，已经不再是以竞争为主导力量，几乎每个大公司都握有一些令人困扰的独占力量。史蒂格勒认为他们两位的不同点是在“这样的市场力量如何产生？”张柏林认为，市场独占的产生是因为每个卖者及其产品均不同于其他卖者和产品这个事实，即使他们都生产同样产品（如牙膏）。罗宾逊夫人则认为，市场独占力的产生纯粹是因为厂商占整个市场的相对规模，所以通用汽车拥有市场独占力是因为它生产百分之四十或五十的汽车，而不是因为通用汽车与雪佛兰和福特不一样。罗宾逊夫人的书较优雅而清晰，张柏林的书则较关心实际的经济生活。
史蒂格勒认为这些书和它们所带出的大量文献，增强了敏斯的研究推论，因为它们都强调现代西方经济体系中，独占和寡占（数个卖者）的普遍性。此后四十年的经济学家，将主要心力投注在独占和寡占的理论和实证问题上，敏斯也最先发展“集中率”的统计研究，“集中率”系指某种工业产品由少数几家最大公司生产的份额。
史蒂格勒指出，当某种科学引人兴趣的焦点有基本改变时，会带动每个人跟着新焦点。新的焦点被孔恩（Thomas Kuhn）称为“典范”，会界定值得论述的问题，而那些对新趋势批评者，与那些支持者都受到一样程度的影响。早在1930年代，史蒂格勒就对独占及其普遍性这一课题的诸多文献，深深抱着怀疑态度。不过，和它的支持者一样，在那些年里，他所写的独占课题文章，相对多于关于竞争课题者。他觉得一篇极力否认独占的普遍性之文章，与鼓吹相反意见的文章，几乎都有同样效果，均能使该主题维持着专业性关注的重心。
尽管如此，在1930年代中期，史蒂格勒花在撰写论文的时间多过关心公司管理的课题。那个时候的史蒂格勒，已在爱荷华学院当了两年快乐又忙碌的副教授，终于在1938年完成了论文，并获得芝大博士学位。当他离开爱荷华学院时，带着一份不寻常的礼物。跟一般年轻经济学家一样，他在课堂上大发议论，认为经济学家对好的和坏的商品都抱持中立观点，从而对好坏的商品都不会有分别，譬如鸦片和猪排之间就不会有差别待遇。当学生对其中一种商品举出某差异时，他总能在另一种商品中找到对等的特性。但当有位学生说他是鸦片瘾者时，史蒂格勒回应说他就是嗜吃猪排者。因此，在他上课的最后一天，班上三十位同学每人送他一大块猪排，而他的这项食瘾此后就不严重了。
1938年春天，史蒂格勒夫妻俩搬去明尼苏达州，并且开始养儿育女。1941年12月的一个令人愉悦的星期天早晨，当史蒂格勒正和他那个四个月大儿子玩乐时，他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珍珠港被袭击了。
二战时期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史蒂格勒表示，如果是经济学家担任战争时期的总司令，他怀疑他们是否会因为减少战争的次数而削弱他们的地位。他觉得在一个合理的成本效益计算下，应该时常会反转“百万为国防 绝不奉贡物”的口号。假如我们可以借着“花钱购买”奴隶的自由，像大英帝国在1833年购买西印度的奴隶之自由一样，不就能够避免掉人类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二战）吗？
史蒂格勒说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才可以取代暴力，而以暴制暴可使爱好攻击者负起巨大成本，这是不可否认的利益，而且还可由而打击那些想进入勒索赎金行业的国家。而且，战争的热情也使得一国原本不容易或根本不可能透过课税来支付贡物或赎金，如今可透过战争将成本转嫁给一般大众。
史蒂格勒指出，一个国家可用远低于平民生活的工资来征兵，却很难向平民课征高税率的税。年轻的成年人不太可能接受一成到九成不等的工资税。更根本的问题是，金钱究竟能取代多少热情？俗话说：“战争可使一个国家团结”，但越战属于反例。不过，让大家目标有共识或让异议份子缄默，是否能使一个国家团结呢？
跟大部分年轻人的经历一样，史蒂格勒说他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改变是在1942年，那年他进入“物价行政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的前身组织工作，该组织当时由韩德森（Leon Henderson）领导。韩德森在华府已获得某程度的声誉，因为他是预测到1937年经济崩溃的少数人之一。不过，他在稍早几年其实已有相同但是错误的预测，而宽宏大量的大众或许已经原谅或忘记了。史蒂格勒将重复不断地做相同的预测，直到该预测正确为止，称为“韩德森法”。
韩德森的势力范围包括两个部门：一个是致力于说服生意人不要提高价格的部门，另一个是国防财政组（Defense Finance Unit），由高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主持，史蒂格勒是这个单位的一员。在史蒂格勒眼中，该单位的工作是设计财政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史蒂格勒和组员们反对物价管制，而且连劝服的做法都反对。他们认为毫无理由上升的价格，终究很快会下降。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在打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而且当把物价管制权力移交给物价行政局之后，物价管制者就充斥该单位。当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th）成为物价体系的行政主管之后，史蒂格勒用“一只狐狸跑进了鸡舍”来形容，亦即物价管制会严格执行。不久之后，史蒂格勒就转职到学术界。
史蒂格勒对于一般人、政客、以及经济学家大都没准备去实际地思考现代战争的问题，印象非常深刻。他指出，国防采购组掌管的军事预算一年是二十亿或四十亿美元，而该单位中只有琼斯一个人坚持在该数字后面加一个零，以便它们较接近战争的实际程度。上司展示给他们看的军事采购单根本就很荒谬，那是1939年之前很久就拟定的，它甚至还维持着骑兵队。
多年之后史蒂格勒收到库普曼（Tjalling Koopmans, 1910~1985，1975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一封信，问他是否说过如果纽约曼哈顿遭轰炸的话，撤离人群的最好方法就是价格体系。史蒂格勒对那封信感到非常讶异，因为他甚至根本就没想到该问题。不过，史蒂格勒还是告诉库普曼，如果曼哈顿第一次被炸的话，任何一种撤离系统都会荒诞地引起困惑且没效率。不过，如果轰炸成为常态的话，他认为价格体系能把该问题处理得很好。史蒂格勒说他的前半段答案当然是正确的，而且他往后更相信，市场体系在寻找赚钱的新方式上所具有的弹性、适应力，以及资源潜力。不过，他希望这个答案永远不会有检定的机会。
正当战争还在进行时，史蒂格勒参与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研究单位，名叫“统计研究群”（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领导人是瓦列斯，成员还包括诸如弗利曼的经济学家，以及郝贴林（Harold Hotelling）、华德（Abraham Wald）、渥尔维兹（Jacob Wolfowitz）和萨维基（Leonard Savage）等统计学家。该组织所从事的是美国一项先驱性的研究领域，叫做“作业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 简称OR）。那是运用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去解决问题和完成战时采购，研究的问题包括炸弹的引爆、从驱逐舰上齐射鱼雷所需的空间，以及战斗机的配备等。
史蒂格勒认为他们的任务明显是成功的，例如华德发明的统计分析新法，叫做连续性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该法应用于品质检验，替美国在购买火箭推进器方面每月所节省的经费，超过他们那个组织在战时的所有成本。史蒂格勒说他在整个工作中的角色非常卑微，只能说他并未帮助敌军而已。
史蒂格勒表示，那个时期少许的轻松时刻通常是来自数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出现了一份备忘录，注明对抗日本的正确策略，而史蒂格勒为文祝贺那位作者只手再次发现1820年的经济学。他的那篇支持性短文，很快引来塔基（John Tukey）的强烈反应，而塔基往后在史丹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和史蒂格勒共事，两人化干戈为玉帛。此外，一位不是有那么有数学家味道的作者所写的文章，刺激史蒂格勒写了＜我们应该连续地或不连续地轰炸日本？＞这篇文章，而瓦列斯认为那篇文章很粗野无礼，建议史蒂格勒将底稿销毁掉。
史蒂格勒说他从这个经验学到了这么的一课：一个人可以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以令人讶异的速度成为一个专家。史蒂格勒研究的一个主题是飞机承受各式各样的火炮（二十厘米加农炮、点五口径机关枪等等）的能耐。他们那个小组研究这个主题还不到半年，就有其他研究战争的机关来请教飞机承受火力能耐的细节。史蒂格勒自忖：要是有一天，他藉由测量写字台来估计瞄准坐着的飞机架驶员需要多少平方英尺的面积，那么不久之后他就可大摇大摆地和另一研究群的成员相互讨论了。他觉得或许早该从经济的历史里学到这一课。英国伟大的经济学杰逢斯（Stanley Jevons, 1835~1882）以一篇只花了几个月就完成的文章，开创了现代衡量价格水准变动的研究。杰逢斯是衡量1848年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后对英国物价的影响，并发现黄金的价值每年“严重下滑”百分之一。
杰逢斯因为他的创见，在1863年成为专家，而平常的一个人仅是因为借着充分的专业就变成专家。史蒂格勒在1947年写了一篇有关家仆的专题论文时，就是1890年以来第一位（也可能是最后一位）撰写有关这个没落团体的专业经济学家！史蒂格勒表示，如果没有其他人认为某个主题值得参与研究，那么如果自己是该主题的唯一研究者，就成为硕果仅存的专家了，毕竟“很少人愿意共享一粒葡萄”。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经济学家迅速地回到他们的学术岗位，重拾他们有兴趣的学术领域。史蒂格勒认为，战争虽然制造很多经济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继续吸引经济学者的兴趣。他觉得有关战争的重大经济研究，没有一件是在战后太平盛世写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没有差别。史蒂格勒他们在战时的研究，本质上是被征召的，而征召的方式很难引起人们对那个职业的热爱。史蒂格勒很快就离开明尼苏达，转赴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任教，一年之后再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此后就再也没离开学术圈。
（待续）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