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02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曾莲采访报导）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一个移民社会，一度成为重要的“避风港”，因国共内战前来避难者令香港人口暴增，在二战后由之前的80万人增至200万人。那时还出现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版物琳琅满目，传播两岸皆不能说的话，其背后存在着“第三势力”，与美国密切相关。大名鼎鼎的余英时教授，正是历史的见证者。
在今年2月台北国际书展的讲座中，来自香港的学者柴宇瀚博士带来新书《左右国共大局：香港第三势力流亡录》，并以“香港‘第三势力’与移民潮”为题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柴宇瀚是香港史学会理事、民国史学会研究员议团团长，活跃杏坛十多年。他走访台湾的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及香港历史档案馆等等，阅读大量近十年才解密的文件，抽丝剥茧寻觅一段尘封的历史。回顾国共内战后期流亡香港的华人群体，1950年代起在国共两党以外组织“第三势力”，获得美国的经济支援，在海峡两岸的夹缝中左右大局。
“第三势力”的形成与发展
国共内战进入后期，大批国民党官员、军人、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流亡至香港。他们之中，有人选择定居香港谋求生计，也有部分军政要员希望组织反攻，重返中国大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冷战局势下，策动部分流亡人士组建政治与军事组织，试图利用香港作为桥头堡来对抗中共与国民党政权。在美国的资助下，这些反共、反蒋、反独裁的势力逐渐形成，被统称为“第三势力”。这股势力不仅有军事上的行动计划，也包括政治组织和文化运动，意图在国共之外另辟蹊径，试图影响未来的中国发展。
吸引柴宇瀚博士的历史，并非“第三势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事迹，而是出版业务蓬勃发展的一段往事。在1949年至1994年期间，许多知识份子在文化事业上的投入，令香港步入了一段黄金时期。他们成立出版社、发行报刊，出版各类政治、文化、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内容涵盖两岸皆难以公开讨论的议题。这一时期的香港成为华语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之一，使得香港的文化事业达到高峰。
自由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人人出版社、高原出版社、自联出版社、亚洲出版社、今日世界出版社、再生出版社⋯⋯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出版社背后，其实都有来自美国的经济支持，发行的书籍、杂志、报刊，对香港文化影响深远。例如，曾经出版对香港青少年影响甚深的《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和《大学生活》都是友联出版社属下的刊物。参与其中的文人墨客，他们的言论与精神至今依然活在人们心中。《香港文化众声道》对友联出版社前董事总经理何振亚采访中，提到友联社创办的宗旨理念——“政治民主、经济公平、社会自由”，反共也是刊物的一大方向。
“第三势力”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蓬勃发展，与新亚书院的学术支持密不可分。新亚书院的师生关系紧密，许多教授如钱穆、唐君毅等人，会主动向出版社推荐优秀学生进入出版界工作。这种推荐制度促成了新亚书院毕业生在“第三势力”出版机构中的大量任职，也使得这些出版社成为自由思想的温床，吸引了众多有志于推动自由民主的年轻人。
人才济济的大磡村 自由思想孕育地
左舜生、易君左、余英时、许冠三、胡越（司马长风），这些在文坛中赫赫有名的前辈，他们都曾经居住在一个如今已经拆卸的大型寮屋区——位于钻石山的大磡村。
大磡村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客家村，最初的开拓者是明代皇室后人朱仁凤，1715年迁至香港，朱氏家族在此聚居。最初村民以务农为主，附近钻石山矿场开始运作后，村民以采石维生，朱氏宗族的三房子孙共同管理村中十多万平方呎的屋地和菜田。直到193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在大磡村建造飞机库，又建起了半圆形的机枪堡用以守卫启德机场航道。到日据时代，启德机场附近一带的乡村全被拆毁，朱氏宗祠被夷为平地，村民亦被迫迁离。二战结束后，大批中国难民逃难来港，大磡村成为新移民的落脚点，就地取材建起木屋，形成大型的寮屋区。
柴宇瀚博士讲述：“大家来到新的地方，都会一传十，十传百，聚居在同一地，好互相照应。大磡村巧合的住下来的就是一班知识份子，例如左舜生来到香港后，湖南同乡易君左也在1949年避居香港，那时候就互相帮忙，左舜生提供了一个房间给易君左和他太太居住，两人还一起开了间杂货店，名为‘荣康商店’，这些地方都是知识分子相聚的地方。”
翻查当时的文人所创立的出版社地址，也都可以看到集中于钻石山附近，例如，自由出版社在钻石山下元岭152号，友联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平凡出版社都在钻石山大观路16号，高原出版社在钻石山下元岭⋯⋯这些出版社的创办人及活跃分子，都居住在附近的大磡村，这里也成为了自由思想的孕育地。
余英时与“第三势力”
余英时教授曾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之一。《余英时回忆录》写下这位文坛名人的香港记忆：“我在香港的五年（1950-1955）一直生活在流亡知识人的小世界中，和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工商社会根本没有接触的机会。但现在回顾起来，这个小世界的独特性质是值得揭示出来的。这其实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人汇聚而成的社群，生活并活跃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中。英国人对香港这块殖民地采用的是相当彻底的法治，只要不犯法，人人都享有言论、结社、出版等的自由。所以流亡知识人异口同声地说：‘香港没有民主，但有自由。’事实真相确是如此。”这段记忆，正正印证了那个年代香港社会的情况。
柴宇瀚博士对“第三势力”这个议题进行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余英时回忆录》当中讲述香港“第三势力”的往事的启发。他介绍，余英时最初与“第三势力”的接触是通过自由出版社旗下的《自由阵线》，20出头的他年轻有为，当时的稿费也很高，大约写1,000字就可以得到10元的稿费，相当于一星期的伙食费，余英时投稿后，该报刊的编辑丁廷标对他的才华非常赏识，便邀请他担任《自由阵线》的编辑，并负责一个青年专栏，让他可以寻找优秀的文章进行发表。这一经历让余英时深入接触“第三势力”的知识分子群体。
后来，余英时从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后，受钱穆教授的推荐及友联出版社邀请，短暂担任《中国学生周报》的总编辑，仅仅持续了三个月，他因与创办人理念不合，加上他准备报考新亚研究所，最终选择离开总编辑职位，回到《自由阵线》继续从事编辑与写作。
余英时在新亚毕业后，渡洋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获该校受聘为中国史教授。1973年，余教授回中大担任新亚书院院长，兼任大学副校长，两年后重回哈佛任教。虽然余英时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但香港始终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第三势力”的群体对他后期的思想影响颇深。
据《香港文学通讯》第56期介绍，自由出版社于五十年代初在香港成立，是美国驻港新闻处资助的文化出版机构之一，主要负责人为谢澄平。司马长风、徐速、黄思骋等几位著名作家曾担任自由出版社的编辑或设计工作。该社出版的书籍以反共、怀乡、流亡为主，同时出版不少学术书籍。自由出版社出版的《自由阵线》周刊，刊载不少谈论“第三势力”的文章，宣传第三势力的政治理念。文学方面，五十年代美苏国际政治关系紧张，自由出版社出版了许冠三、齐桓合译的苏联作家巴斯特纳克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齐伐哥医生》，贡献甚大。除出版工作外，自由出版社更在九龙弥敦道开设“平安书店”，包办出版、发行、印刷、门市等工作，直至七十年代，因美国在经济上的支持不断减缩而结束。
“第三势力”的未竟之志
回顾“第三势力”的历史，可以发现香港始终扮演着一个中介角色，既是政治难民的避风港，也是思想文化的交汇点。然而，“第三势力”并未能成为真正能够影响中国政治的力量，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化与知识层面。随着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今日的“第三势力”或许已不复当年，但其精神仍可供后人借鉴。
从历史角度看，香港经历过数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而政治因素始终是主导力量。1950年代的移民潮主要是因国共内战导致的大陆难民南下，他们来到香港寻求庇护，这也是“第三势力”得以崛起的时代背景。这些移民的涌入，使得香港人口从战后初期的80万人迅速增长至百万级别，并且带来了新的文化与经济活力。
相对地，近年的移民潮则是香港居民外流的现象。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在2019年有752 万人，至2023年底为750万人，表面上仅仅减少了两万，但再细看常住居民数字，从736.5万人降至722.9万人，减少了13.6万人，新增的人口是流动人口，由15.5 万增至逾27万人，增加了11.9万人。这波移民潮与1950年代的南下潮不同，这一波移民主要是因应2019年后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部分港人选择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地寻找新的生活方式。香港的“政治避风港”、“禁书天堂”已经不复存在，在《港版国安法》下风云变色，言论和出版自由步步萎缩，涉及异见政治及社会论述的书刊也都消声匿迹。
近年来也不少坚持民主信念的港人流亡海外，离散港人心中总有一团不灭的火，柴宇瀚博士认为，研究历史可以为今日留下借镜，剖析“第三势力”的发展轨迹，亦是鉴古推今，相关人士的未竟之志，或会在海外再埋下种子，未来的走向亦充满了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李维真
